恢复诗人和语言之间相依为命的信赖

崖丽娟

壮族，现居上海。诗人，兼诗歌批评，《世纪》杂志副主编。出版诗集《未竟之旅》《无尽之河》《会思考的鱼》。《会思考的鱼》荣获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奖。

蒋立波

又名陈家农，浙江嵊州人，现居杭州远郊。大学时期自印第一本诗集《另一种砍伐》。获第二十三届柔刚诗歌奖、第十一届扬子江诗学奖等奖项。辑有诗集《折叠的月亮》《辅音钥匙》《帝国茶楼》等。

  崖丽娟：蒋立波老师，您的写作从大学时代已经开始，1988年大学时期就自印第一本诗集《另一种砍伐》。后来似乎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发表作品。2015年诗集《辅音钥匙》出版，同年获柔刚诗歌奖后引起诗坛关注，这个奖对您意义何在？写作30年，有代表作吗？成为一名诗人可是您安身立命之本？

蒋立波：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写诗算起，说起来已经有三十多年历史，但其实这中间有过很长时间的停顿，特别是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初，有近十年时间几乎是荒废的。我在一篇小文中曾说过我是一名“迟悟者”，这绝不是谦虚的说法，而是对自我的切身体认。跟那些少年成名的诗人、早慧的诗人相比，我自认为我的才华是有限的，我一直认为才华本身也是可疑的，才华不足以支撑一个诗人持续地、大长度地写作。相反，我认为诸如专注、勤奋、领悟力、人生经验及其转换和变构的能力，包括自我变革和更新的能力，可能更为重要。或者说，对于一名优秀诗人来说，他肯定另有一个强劲的内在动力。比如你说到的“安身立命”，某种意义上，从很早的时候起，我确实就有了成为一名诗人的愿望。但是随着年岁渐长，却越来越觉得做一名诗人的虚妄，诗也不能带来终极的救赎。以美学代宗教，就是一种最大的虚幻。但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诗确实也承担了类似精神避难所的任务，语言有一种奇妙的功能，比如对精神和现实的某种提纯、过滤，对心灵的慰藉和镇静。诗歌帮我度过了整个青年时期，那些无处安顿的、无处寄放的、无法排遣的、盲目而狂热的，都可以在诗歌中得到存放，像某个秘密的抽屉，某个永远不可能打开的空间。诗也正在陪伴我度过危险、凶险、困顿、艰难的中年，我希望它能帮助我安全地走向晚年。

我确实很少发表作品，极少数见诸刊物的基本上是约稿或者友人的热心推荐，几本诗集也大多是自印或小众出版，最近几年倒是公开出版了几本诗集。柔刚诗歌奖是一个在诗歌界有较大影响力的民间诗歌奖项，迄今已历三十多年，以独立、公平、公正而著称。能够获得这个奖项是我的荣幸。可以说，正是通过这次获奖，外界开始逐渐认识一位籍籍无名的“远郊诗人”。事实上，由于不擅长交际的个性，也由于长期僻居于相对比较封闭的县城，我跟诗歌圈基本是隔绝的，很长时间里都处于某种边缘的状态。要说对我个人的意义，我觉得这可能是诗歌同行对我的写作的某种认可或者说肯定吧，像授奖词中说到的“以智性的目光和机敏的想象力为流动的情绪赋形，在克制的叙述中，对词与物、自我与经验、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复杂性进行迂回观照，并呈现出一种内向性、对话性的语言风格”，这个评价确实对我此后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激励。当然，获奖说到底也只是满足了很短暂的某种虚荣心，根本上，诗人是一种自我的加冕，自我的认证，不需要借助于外在的荣誉。

说到自己的代表作，我觉得这个更应该交由批评家或读者来认定，他们比我更有发言权。而且由于各个阶段风格的变化，也很难遴选出一首诗作为我的全部写作的代表。不过我可以列举出几首自己比较喜欢的短诗：《死亡教育》《雪终于不够了》《昆虫研究》《失联之诗》《嗅辨师语录》《耻辱考古学》《七夕指南》，以及被夏可君先生赞誉为“无与伦比的杰作”的《钉痕学》，还有小长诗《札记：岁末读薇依》、长诗《乌有书店》。

  崖丽娟：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诗这样一种形态的存在？能说说您幼年接受的诗歌教育吗？听说您在老家的山顶建了一家书店，我很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想到要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建这么一家书店？

蒋立波：我曾经写过一首短诗《空白的教育》，写小时候父亲常常在晒场上给我们讲故事，有的来自《水浒》《东周列国志》《说岳全传》《隋唐演义》《荡寇志》等古典小说，有的完全自创。他是一名粗通文墨的乡村知识分子，偶尔也会写一点旧体诗。在夏夜的星光下，蛙声嘹亮，他讲一支军队通过独木桥，讲着讲着便会突然停下来不再往下讲，这时我和姐姐便会催促他，问他为什么不讲了。他沉默着，半天不说话，被催得急了，才慢悠悠回答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哪能一下子过完，还在过桥呢。我知道催也没有用，便只好耐心等待，心想这么长的军队要多久才能过完啊。等待的过程也是想象的过程，那巨大的空白和沉默，逼迫我需要动用全部的心智去填补和完成。这或许是父亲给予我的最初的诗的教育，诗所需要的想象、空白、停顿、迂回、沉默，这些由杜撰或虚构的材料所构筑的“声音的诗学”。

小时候老家阁楼上有一只用于存放衣物的樟木箱子，樟脑丸的香气对我构成了一种神秘的诱惑，这种诱惑当然也是因为里面暗藏的一大沓的书。我会在大人不在时偷偷爬上阁楼翻看那些隐藏在衣物下面的书籍。小学五六年级我就已经能够把家里的竖排繁体版《东周列国志》和《荡寇志》大致读下去，初一时读完了《水浒传》和《青春之歌》，《红楼梦》尽管没有完全读下去，但似懂非懂中也翻读了小半本。因为那时白天父母亲都要干农活儿，根本不可能有时间来陪伴，所以，我常常一个人躲在阁楼里，沉迷于一个遐思和想象的世界，有时是看书，有时也会胡乱地在本子上写下一些类似梦呓的句子。那或许就是我最早写下的“诗”。

我永远记得阁楼上的这只樟木箱子，那种浓烈的樟脑丸的香气，我一层层地翻下去，每一次都像是一场幼小心灵的探险之旅。我记得翻到最下面一层时看到《红楼梦》的情景，那里面的一些诗词非常吸引我，我第一次知道，在通常的故事和小说之外，还有这样一种美妙的韵律和声音，一种可以超越于现实镜像的文体存在。特别是那一块闯入我生命的神奇的“顽石”，带着某种禁忌的气息，赠予了我一份从未有过的阅读体验，并成为一种压箱底的精神存在。

所以注定会有这么一家书店出现在人迹罕至的荒野之中。我在一首诗中写到过这么一句：“一家被逼上山顶的书店/终于可以不需要读者”。这样说或许有点矫情，我宁愿这么去理解，那就是每一家书店都在寻找它的隐秘的读者。那么，磨石书店或许也是带着这样的理想，它只不过是想在一个更高的精神海拔上与它的读者相遇。疫情开始前一年，我开始了这家诗歌主题书店的缓慢而漫长的折腾。中间因为疫情的反复，建建停停，停停建建，加上地处偏僻，装修计划不断更改，有时甚至陷入几个月停顿，直到三年以后，书店终于在嵊州老家西景山的茶园中矗立起来，上下两层，大玻璃窗和方块形小窗搭配，一种纯白的极简主义风格。当我将一幅出自陈雨之手的佩索阿水墨肖像挂上书店墙壁，我感觉到了某种强烈的戏剧感，或者说是一种恍惚迷离的不真实感。作为一个分裂或化身为众多异名的大诗人，佩索阿穿越漫漫时空来到了我的老家西景山，这或许是一个隐喻，一个小小的奇迹。在四周巍巍群山的包围中，这幢白色建筑更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装置作品。我不喜欢用情怀之类的大词来解释我这种对拥有一家书店的近乎固执的痴迷，但它确实是我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就曾和斯继东、邢建平等几位朋友在嵊州城里开过一家书店，尽管最后以关门大吉每人分走几大捆积压的书籍而宣告失败。回过头去看，这一切或许应该追溯到童年，那一份对书籍和阅读的爱好和迷恋。从另一个角度说，是那些大自然的语言代替我编撰了幼年的词典，从小培养了我对想象、虚构、观察、记忆的爱好，而这一切，可能都是寂寞和安静带给我的恩赐和教育。因此，一家没有实体的看不见的书店早就存在，许多年之后，我只不过是给出了一个外在的肉身。

崖丽娟：您的诗歌总能找到精准的语言，以恰当的修辞来完成思想意识的传递。以我喜欢的一首诗《嗅辨师语录》来说明一下个人感受，每一句诗在自然物象和现实生活对应关系的想象勾连中自由跳跃又合乎情理逻辑，这种跳脱不仅没有隔断语言气韵，反而因某种荒诞产生意想不到的诗意。诗人、评论家一行曾评价“蒋立波是很有精神性和修辞特质的诗人”。您是一位颇有辨识度的诗人，为此在诗艺上做了哪些探索？

蒋立波：辨识度来自诗人的语言风格，包括用词、句式、语气、语调，也包括换行、分段、标点，同时也来自诗人惯用的修辞手段、意象体系、结构方式等方面。但辨识度并不足以担保一个诗人是否可以列入优秀诗人行列，它只是一个诗人得以成立的最基本的一个特征。比如有的诗人辨识度有可能很高，但从诗歌本体的角度，其文本有可能仍然是非诗的，甚至是无效的。但我很乐意我诗作中的辨识度能够得到你的认可，毕竟诗人的写作动机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对“独创”的追求。《嗅辨师语录》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短诗，也曾被一些朋友多次提及。嗅辨师又叫嗅辨员，俗称”闻臭师”，其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监测与分析臭味对城市空气的污染，并为其划定级别，以便环境监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对臭源进行治理时有据可依。最早听到这个职业名称是“越人诗”在巨化集团搞的一次诗会上，据化工厂的朋友介绍，嗅辨师除了不能有鼻炎、不能熬夜以外，还不能抽烟喝酒，像火锅这类辛辣的食物也不能吃，甚至不能使用香皂。如此苛刻的职业要求，让我当时听了很感兴趣，因为我自己是个严重鼻炎患者，医生说我已经丧失了至少一半的嗅觉功能。在我看来，诗人某种意义上也扮演着类似嗅辨师这样的角色。但在这首诗中，嗅辨师却是丧失了嗅觉的，因此让这首诗呈现了一种复杂、荒诞、悖谬的戏剧效果，或者说也算是一种夫子自道吧。而这种戏剧效果的达成，很大程度是依赖于“精准的语言”与个人化的修辞手法，具体来说，我追求词与词之间某种类似于齿轮般的咬合关系，以追踪空气中弥漫的“可疑的化学”，因此诗在这里就成为一种“侦察”与“捕捉”的行为，如诗中写到的“轴承停止了转动，但那些齿轮与螺母在梦中/仍然像情人的舌头在绞合、拧紧”。我倾向于刻画出微妙、细腻，不被轻易勘破的语言肌理，以至于赵学成兄称之为“对后工业时代风景的美学测绘”。这就需要诗人担当起测绘师的重任，调动起包括“嗅觉”在内的各种感官与直觉，并且保持对此种感官与直觉的充分信任，从而有可能捕获隐匿的、无名的、存在的奥秘，特别是躲藏在语言缝隙中的气味、声音、褶皱、断裂、歧义。对于修辞的诟病我当然也多有听闻，但我仍然坚持认为修辞在诗中是不可缺席的，甚至在绝对的意义上，诗就是修辞。当代诗所追求的复杂和丰富，更是呼吁我们必须去发明一种与主题匹配的有效修辞。除了这首诗，其实我的其他许多诗作，也是在努力实践这样的一个诗学主张。因为当代诗无可置疑地肩负了辨认、分析、索引、侦讯、考古的任务，它必须积极回应来自历史和现实以及语言内部的巨大的压强，所以试图以一种过分精巧、轻飘、清澈的语言来偷懒的行为，与其说是一种美学的天真，毋宁说是一场美学的灾难。

  崖丽娟：您一方面善于通过丰富的意象来传达情感，通过形象的塑造来表达心境；另一方面似乎又把语言使用得让我想到“出神入化”这个成语。您的语言密实精致，语言值得诗人信赖吗？您更重视语言还是技巧？

蒋立波：谢谢你的褒奖，我当然离语言使用得“出神入化”还很远。在我看来，诗是一种绝对的信赖，对自然的信赖，对生命的信赖，对爱的信赖，对世界的信赖，而从根本上说，诗就是对语言的信赖。大众和语言之间并非完全的信赖关系，而是一种实用的关系。比如新闻语言、公文语言、广告语言，这种语言和我们之间更多的是体现为某种功利的诱导和灌输，甚至带有胁迫或谎言的性质，呈现出夸大其词、天花乱坠、虚张声势的特征。而诗人和语言之间则是绝对的信赖关系。“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就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而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就像落进对麻醉剂或烈酒的依赖一样。一个处于对语言的这种依赖状态的人，我认为，就可以称之为诗人。”这是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诺在受奖演说中的最后一段话。他精准地命名了诗人与语言相依为命的信赖关系，也就是说，这种依赖和信赖的程度越高，诗人对世界的感受力就越强，诗的言说也就越能触及存在的本质。在优秀的诗人那里，他笔下的词语处于一种友爱的关系之中，词和词之间构成了一个亲密的共同体。《圣经》里说到神创造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光是怎么来的？它不是通过某种物质材料创造出来的，不需要砖头、石块、钢铁、水泥，那么它是通过什么来创造的呢？它是通过“说”这个行为，就是“语言”，也就是说，光是通过“说”，通过语言本身创造出来的。这就是一种为世界万物命名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说，诗是一种命名。本来事物没有名字，通过写诗，我们给予事物一个新的名字，或者说是重新为它命名。而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和语言的信赖关系并非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在布罗茨基看来，甚至许多时候不是诗人在使用语言，而是语言在使用诗人。但我觉得他对诗人在写作过程中的被动性的夸大也隐含着某种误导，因为在这种对灵感降临的等待和神化中，诗人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对于语言的锤炼与锻造，那种长期的技艺熔铸与语言探索，有可能会被有意无意忽略了。我不认为语言仅仅是工具和载体，语言的工具化恰恰是我们应该警惕的。技巧当然非常重要，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不过我更愿意使用技艺这个词，因为技艺不完全是“机巧”“巧妙”，它更多地倾向于诗的微妙。一位成熟的诗人肯定需要发明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技艺的工具”。只有当一个诗人领悟出这样一套“技艺的工具”，他才算是进入了一种自觉的写作。如果我们承认诗人也是一名语言的工匠，那么忽略甚至贬低技艺不是无知，就是狂妄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