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与海的相逢

大海在亿万年前用牡蛎画下谜面，人类在亿万年后到山顶的洞穴中找出这个谜底。在山与海的缠绵进退中，福建，形成了中国最曲折美丽的海岸线。

从大巫的东方第一神灯，到泉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这是中国人凭海而居谱写的传奇历史。下南洋的福建人如候鸟早已返回故土，马尾港还有古炮台和昭忠祠，提醒今天的人们不忘历史。

未来已经站在福建海岸线上闪闪发光：那是高科技的远洋自动化码头，那是亚太地区最大的海上发电机组，那是中国首条跨海高铁——福厦高铁。

福建，南依珠三角，北接长三角，东临台湾岛，西靠广阔的内陆腹地。拥有全国第二长的海岸线（3752公里），这条海岸线的曲折率达到1：7.01，是中国最曲折的海岸线。

对福建地理位置的评价，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站在陆地视角，福建是一个山区大省，地形八成以山地丘陵为主，自古交通闭塞。站在海洋的角度，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起点之一，它拥有的深水港口岸线资源居全国首位，是我国少数几个既可在海边，也可在江边造船的省份。

一半是山，一半是海。是否可以这样认为，那丰沛而多变的海岸线，并不是这个省的边界，而是这个省的中心线。山与海在这里相逢，谱写出独一无二的海岸线传奇。

人类上场之前海风和陆风描摹它的模样

在人类的文字出现之前，地球早就在用自己的语言来记录一切了。

它用水，用风，用动植物……它用万物，在福建打造了一条丰沛曲折、高低变换的海岸线。

福建所处区域，受欧亚大陆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碰撞影响，由北边的陆地向南边的沿海区域倾斜。地壳形变复杂，总体上升，局部相对下降，海平面也在上升。复杂的地质条件，让福建人早就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作沧海桑田。不知道从何时起，福建流传着一句古谚：“沉东京，浮福建”，到今天，人们都还在寻找它的真实答案。在这个过程中，闽东南的渔民常常打捞起大型陆地哺乳动物的化石。地质学家在福建深沪湾，发现了一片海底古森林遗址，在水深2～3米的潮间带中，还矗立着7000年前陆生乔木的基部。同在这片区域，又发现了近3万年前的古牡蛎礁——这是大地和海洋，千万年来的拉扯纠缠，海陆变迁造就的奇迹之地。

几十年前，提出“福州湾”概念的第一人、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林观得先生，听说福建沿海地区很多山上的洞穴里，都粘有牡蛎壳，于是走遍福建海岸线区域的大山，找到几十个还有古代牡蛎壳的地点，凭此确定了福建古海岸线的变化。缘木求鱼变形为“山洞中找贝壳”，这不是一个笑话，而是地球以牡蛎为笔，用千万年画下纪年的标记之后，于千万人之中有一人，找到了这个记号。

倘若人们能在时间中旅行，那一定能在福建看到奇迹般的幻象：陆生的大树立在海里枝叶繁茂，林间还有梅花鹿在穿行，而牡蛎在山顶的洞穴上挤挤挨挨地繁衍壮大……白天海风从海洋吹向陆地，夜里，陆风又由陆地吹回海洋，水位高低起落来来回回……地球用风和水，用亿万年时间，造就了曲曲折折的福建海岸线，沿线星罗棋布地撒下众多岛屿。

造就了这一切以后，人类，才开始上场。

从东方第一神灯到东方第一大港

在福建，倘若在老建筑的门楣上看到“开闽传芳”四个字，便代表着主人家属于福建王氏一族。许多人对福建历史的了解，都来自五代十国时期王氏一族建立的闽国。而在此之前的福建，似乎被隐藏在一片不为人知的蛮荒岁月中。

事实上，在四五千年前的闽江入海口，就已经出现了著名的昙石山文化，它是我国重要的海洋文化，号称“福建文明从这里开始”。正是这里，出土了一个独特的陶器，它被发现时正放在一座大墓中墓主头顶的位置。最初这个28.6厘米高的陶器被称为“塔式壶”，因它形似一座微缩的塔。后来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海洋文化专家江坂辉弥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灯具。因为他在比昙石山文化晚一两千年的日本绳文时代遗址中也发现了非常相似的陶器，后者中还发现了灯芯草。至此开始，这件陶器又有了一个响亮的称号——东方第一神灯。但是也有考古学家提出别的猜想，这座大墓的主人，极有可能就是部落大巫兼首领，而这个陶器则是他的法器或者魂瓶……还是在昙石山文化遗址，考古人员发掘出厚达3米的贝壳堆积，以及各种不同的炊事陶具，推断这是先民依海而居，采贝为食留下的痕迹，这些都是鲜明的海洋文明特征。

而散落在武夷山一带的“船棺”则说明，早在商代，福建先民便已开始制造船舶。闽越时期，船只已经成为当地人重要的交通工具。到了晋代，福州港口对外交往和贸易的航道已经有了较为正式的称谓——“建安海道”，同时福建沿海所使用的船舶也有了自己的名字，称为温麻船、五会船、五航船或五帆船。其中大型海船载员可达六七百人，载重可达300吨以上。

唐朝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被截断，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发生转移，地处东南的福建开始走入中原文化的视野。正是在唐代，福州港成为三大贸易港口之一，仅次于广州和扬州。泉州亦开始崭露头角，来往泉州的海外人士渐多。唐文宗时期，对贸易有了明确的规定：“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这些措施有力推动了福建各地的海外贸易。

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福建路市舶司，逐渐成为全国最大商港。以泉州为起点，形成了相对固定的6条海上交通航线，对那时的福建人而言，东亚、东南亚诸多岛国乃至阿拉伯世界都不再遥不可及。元代，与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00多个。马可波罗这样描述刺桐港（泉州）：“刺桐是世界上最大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而到了夜晚，家家户户点亮的灯火，把整座城市照得灯火通明，所以泉州便有了“光明之城”的美誉。传说忽必烈时期的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便是从泉州港出发。福建古代的海洋文化历史进入鼎盛时期。也正是在宋朝，福建的行政建制包括一府五州二军，共计8个，故福建号称“八闽”。

航海时代的余晖从郑和到郑芝龙

辉煌过后，福建迎来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航海业和经济都受到沉重打击。明初建立起了庞大的海防体系，同时开始海禁政策。郑和七下西洋是海禁政策下的异类。

郑和曾在泉州征募船员，还在长乐（属今福州）立起一座“天妃灵应之记碑”，记叙历次下西洋的事迹以及天妃显灵的经过。福建更是为郑和的船队提供了数量众多的“福船”。

“中国四大古船”之一的“福船”，首部尖、尾部宽，两头上翘，吃水较深，行驶平稳，独有的双舵设计保证了良好的操纵性，不论在深海或是浅水都能游刃有余。因此，明朝使臣乘坐的官船大都为福船，水师也以福船为主力战船，郑和选择福船出海更是顺理成章。在明代，福建事实上已成为抗倭战舰、使船、册封船的重要生产基地。在今天的宁德一带，还能找到当年造船留下的痕迹。

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私人的海洋贸易活动因为海禁政策都被禁止。经济的自发发展，使得走私成为明代福建海洋文化一大特征。走私的中心便是漳州月港。大批商旅云集其间，该地一时成为闽南大都会，被誉为“小苏杭”。据估算，当时往日本进行走私贸易的福建海商就已达数万人之多……面对汹涌的民意，明政府作出了让步，在月港开放海禁。此后，月港迅速跻身福建古代四大外贸商港之列，与福州、厦门、泉州三港齐名。

当西方殖民者进入海洋时代，寻求海上霸权时，中国还在坚守海禁政策。所以，欧洲的老牌殖民者们在海上遇见的中国人，大都是从事走私的“福建人”。由于官方海洋力量衰弱，明清政府眼中这些违禁下海的被当作“盗寇之流”的福建商人，却是当时唯一能与欧洲殖民者对话、抗衡的中国海洋力量。17世纪的荷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对外贸易额占到全球一半，商船遍布全球。不过荷兰却不能统治环中国海，便是因为福建民间海上力量的扩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泉州南安人郑芝龙。他以民间之力建立水师，荷兰船只一在中国海露面，就被郑芝龙截获。后来，郑芝龙被明廷授海防游击将军，坐镇闽海，完成了由“盗”到“官”的转变。1633年，郑芝龙在金门海战打败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从此当地海上贸易都打出郑氏旗号以求太平，时人称“八闽以郑氏为长城”。明朝覆亡后，郑芝龙之子郑成功继续抗清，收复了被荷兰人侵占的台湾岛。

清朝继承了明代的海禁政策，甚至更为严格。在雍正年间有所放松，但到了乾隆年间，清朝开始实行政府垄断的闭关政策，古代福建的海洋产业无可避免地走向衰弱。

五口通商与下南洋马尾船政之福建水师

清末，封闭的朝廷逐渐无力与西方殖民者抗衡。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条约中的“五口通商”便包括了福州和厦门两处福建口岸。

1843年11月2日，厦门正式开埠，然而其中最大宗、最著名的生意却是向海外输出劳工，旧中国的苦力买卖（卖猪仔）首先从厦门开始。电影《海囚》部分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片段。福州是五口通商中开埠最晚的城市，直到1844年之后才开始。在当地人的抗议下，西方殖民者长期只能在城外活动，直到1850年英国人才首次进入福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