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的存在方式
作者: 叶橹散文诗这种文体在中国文坛上,似乎一直处在一种相当尴尬的地位。它的命名本身就包含着“跨文体”的意味,而恰恰是这个“跨文体”的意含造成了它的尴尬。人们会问:它究竟是散文还是诗?写散文的希望以它扩充诗意,而写诗者又嫌其文体不类于诗却以诗命名,在这种取舍间常常令读者无所适从。坦率地说,我也曾为此困惑,因此对这种文体的阅读量相对较少。最近因为《扬子江诗刊》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虽然没有参加该组的讨论,但看了有关报道。恰巧又在会议期间与周庆荣相遇并做了简单的交谈,会后他又把他的诗集寄给了我,我也借此集中地读了这种文体的代表性诗人的作品,从而较为深入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借对周庆荣的散文诗的阅读感受,谈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我想说一下对散文诗的定位:它应该是诗而不是散文。至于给它命名为散文诗,或许可以从艾青曾经提倡过的诗的散文化来给予解读。艾青当年之所以提出诗的散文化,就是想让诗的文体不必过分拘泥于音韵格律的束缚,使诗的表现形式更自由化和多样化,尔后数十年的诗歌创作实践证明,他的这种主张是适应现代诗发展趋势的。至于有的人认为他的散文化的主张是败坏了诗的语言的精练和纯粹的说法,只能认为是一种有意的歪曲罢了。
从诗的散文化角度来看待散文诗的文体,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这种命名合理化和科学化了。至于为什么会产生散文诗这种文体,恐怕还得从诗人的思维方式上寻找原因。以我的狭隘阅读所见,很多人在寻找散文诗的写作根据时,大体归结为继承了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和鲁迅的《野草》。以我粗浅的想法,这些根据都显得有点底气不足。首先,写散文诗的人未必都读过波德莱尔的那些散文诗。其次,鲁迅的《野草》之所以被人们称作散文诗,至少在我来看,乃是一种“拉大旗”的行为。我想鲁迅本人绝不会把《野草》当作散文诗来写。《野草》的诗性与艰涩,非一般人所能读懂。我从读大学时读《野草》中的一部分文字感到茫然,到后来在大学教书时读《野草》,仍然有一些捉摸不定的感知。所以曾非常认真地拜读过孙玉石对《野草》的分析,但始终感觉他好像在用一种现实主义的理论来剖析《野草》,有点隔靴搔痒的味道。所以把《野草》当作“样板”来作为散文诗存在的依据,是一种想当然的理论选择。
或者可以这样说,鲁迅在《野草》中那种喃喃自语的思维方式,有点吻合大多数写散文诗的诗人的思维方式,但也仅此而已。鲁迅和产生《野草》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要想再产生《野草》的“散文诗”,只能是一厢情愿罢了。
别把话题扯远了,还是回到对周庆荣的散文诗的评析上来。
首先我想说的是,散文诗作为一种文体虽然已经存在多年,但人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些众口称赞的经典文本,或许这就是该文体处于尴尬境地的根本原因。新诗尽管遭到许多人的非议,但它的一些经典诗篇还是受到肯定的。而散文诗我们却很难找到这样的作品。为什么呢?这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那么,从周庆荣的散文诗中,我们能不能读到一些堪称佳作的代表性作品呢?这正是我写此文的目的。
周庆荣踏入写散文诗的行列,应该是从他的散文诗集《我们》开始,他也是因此而引人注目的。《我们》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诗人以“代言人”的身份发出了一代人内心的呐喊。正如他在前言中所写的:“我们想喊一声,我们来了!但我们遭遇了无人理会”。这句话不禁使我想起了当年那些以“第三代”或“朦胧后”诗人们喊出的“pass北岛舒婷”的口号。周庆荣的姿态没有他们激烈,但寂寞感有点凄怆。这也似乎标志着周庆荣的诗性品格的取向。不妨引出他的“开场白”诗篇:
炉火正旺。
多少个日子里,我们在寒冷的季节静静地坐着,孤独而美丽。
我们给炉火加柴,不断地将我们自己投进火焰,我们变成火的模样,我们自己为自己取暖。
我们毁了自己,我们又使自己得以战胜严寒,我们试图不被忽视地活着,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只是寂寞和遗忘。
这一节诗所呈现的心态,同喊出“pass北岛舒婷”的那种争夺话语权的姿态还是有着根本区别的。通观《我们》的前后两集,周庆荣可谓绞尽脑汁地把涉及“我们”的种种立身处世之道都“喃喃自语”了一番,个中的人生哲理不无精彩之处。但如果同《野草》中鲁迅式的喃喃自语相比较,不难发现,周庆荣的自语中共性较多,而鲁迅的自语个性突出。我不是有意把鲁迅同周庆荣相比,而是借此说明诗人的思维方式对其创作的影响。虽然我不认为《野草》是散文诗,但是我认为在思维方式上它们有相似之处,这相似之处正是“喃喃自语”。
写散文诗的人大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他们发现某种具备诗性感受的事物或联想时,不是试图寻求一种短小精干的形式把它们呈现出来,而是想用一种不失精准而又散漫一些的语言来达到表达他们“喃喃自语”的心态。因为如此,才会有散文诗这种文体产生。然而这种文体的产生和形成,是需要一个人们认知和习惯的过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诗的作者和读者应该处于一种互动推进这一文体的过程中。
我之所以把“喃喃自语”作为散文诗的主要特色,是阅读中的一种感受,也是因此而想逐步探究一下写散文诗的人的思维方式和创作心态。这次较为集中地阅读了周庆荣的几本散文诗集,更加增强了我的认识。
在《我们》中,我们已经读到了周庆荣的种种自语方式,这些都是他内心的宣言式表白。我所说的“共性”,就是试图代表他们那一代人说出他们共同的心声。我并不特别看重《我们》中的种种有关人生哲理的宣说,但很看重它的语言方式,我认为这是它区别于散文而等同于诗的最大特点。有人说散文是漫步而诗是跳舞,此话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以它作为判断周庆荣的诗歌语言同散文语言的标准,确实是非常恰当的。语言的跳跃性构成了《我们》的主要特色,同时也是周庆荣表达他诗性感受的主要方式。
在写《我们》之前,周庆荣已经写了多年的散文诗,但似乎都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如果你把他那些不乏真情且细腻的感受阅读下来会发现,它们同一般的抒情散文没有太大的区别。或者说,他是在把某些可以构成一篇完整散文的情境分成片段写了下来。所以那些写亲情和爱情,写对生活现象的观感的零星印象的篇章,很难给人较为深刻的印象。但是在《我们》这部诗集中,也许是出于内心较为激情的表现,也许是出于对“一代人”的生存处境的迫切关注,他在语言方式上有了一大转变,那就是语言的节律感和跳跃性大为改观。这是为什么我并不特别看重作品中那些生活哲理的感受,而特别看重作品在语言方式上的改变。
我们知道,散文与诗的区别,并不一定因为它们在宣扬生活感受的方式上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而是因为在语言方式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诗的语言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节律感和跳跃性。
很多荒谬的现象我们置之不理,在阳光明媚的湖畔,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在冬日的壁炉前,我们捧着史书,认真地读。
……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读出这种语言方式的内在节律感和跳跃性,同他以前所写的大量篇章的感知方式和表达技巧存在着巨大的区别。诗性这种东西,人们可以在小说中读出来,也可以在散文中读出来,唯有诗的节律感和跳跃性是别的文学形式所难以企及的。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是从整体上标志着周庆荣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散文诗人。
我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我对他此前所写的篇章持否定态度。那些篇章是他的起步和积累,其中像《镜子》《断橹》等独具特色的作品,也是给了我深刻印象的。可以说,没有这种前期的积累,就不会有他后来的发展。
从《我们》之后出版的几本诗集所呈现出的特色来看,周庆荣对散文诗的写作方式有了较大的改变。这种改变的特征,一方面是题材的涉及面较前宽泛了,说明他对现实的介入已经因为观察广度的扩展而显得辽阔;另一方面,我以为更主要的,是他对散文诗的语言方式的表达有了明显的进展。
我之所以一再强调散文诗语言方式的重要性,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它得以存在的主要因素。它本质上是诗却不以分行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如果不是从语言方式的节律感和跳跃性上给读者以诗的感受,人们何以将它区别于散文呢?我在这里选一首《我是山谷》的片断试做分析:
万籁俱寂之时,我在山谷孑立。
深秋已显肃杀,黑暗中需要勇气,山谷可以超越夜晚,那我就是山谷!
或者,我选择这样的黑夜,努力学着成为山谷。
……
我尽可能多地容纳一切,不是我虚怀若谷啊,而是因为——我是山谷!
等到下一个春暖花开,我再让人群循着泉水而来。我让他们从此想念山谷,忘却所有的新闻,颂着的是关于我的传说。
从引出的这些片断可以体味到一种内心的个性张扬,在语感的节律和跳跃中,领悟有关人在生存中的境遇及其心态,有现实感也有超现实感。这就是一种相当理想的诗性体验,是若即若离的诗的境界。
不妨再举一首《沉默的砖头》的片断:
会有这么一天的。
一块一块的砖头,在建筑的下面,它们来决定一切。
苔迹,不只是岁月的陈旧。
……
它们就是不说话,更不说过头的话。
它们踏踏实实地过着日子,一块砖挨着另一块砖,它们不抒情,它们讲逻辑。
风撞着墙,砖无言。风吹久了,更像是历史的声音。
这些片断相对于上面所引的那些语言方式,似乎平易朴实了许多,但在哲理的蕴涵上存在一种相映成趣的意味。
一个诗人在生活中的所闻所见,有所思而后产生联想和想象,有的能够成诗而有的不能,有的虽然能成诗但意味不足,只有少数的能够写成较为优秀的诗篇,这才是正常的创作状态。没有任何一个诗人可以真的做到“字字珠玑”的。周庆荣坚持写了近四十年的散文诗,他不断地写,而且不断地为之呼唤呐喊,但从文坛的反响来看,却始终是一种淡漠的态度。照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我以为就是因为没有出现一些公认的经典性作品,文学作品是必须靠具体名篇的存在才能有立身之地的。
散文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新的文体,一种新文体的出现,必须有为数众多的作者为之献身,在有了初步成果之后还需获得读者的认可。我之所以说散文诗还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之中,就是因为它还缺少公认的名篇,因而未能获得读者的充分认可。基于这种状况,我选择周庆荣的散文诗作为个案来分析。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散文诗的某些优势,同时又可以窥视其暗含的危机。
对周庆荣迄今出版的几部诗集阅读的印象,我认为他最大的创作自觉,始于对语言方式的诗性表达。散文诗既然是诗,它的语言表达就必须是诗性的而不能是散文的。当叙述一种过程或表达某种思绪时,诗性的表达特征较为鲜明,它首先使你感到有点突兀,有点惊喜,有点联想。如果一切都按部就班逻辑井然,必定不是诗性的。我不妨举他的《飞行》和《真相》做一些分析。先看《飞行》:
喝着空中的咖啡,舱窗外,飞行比云更快。
大片大片的云,做做浪的样子,我看到雾气腾腾的人间,一会儿平坦,一会儿山连着山。
有点尘埃,但不脏,也不能脏。
如果向云层上面望,只有蓝。没有任何杂质的蓝,我不会认为那里就是干净。不算人间烟火的纯净,天堂的意境只为了高高在上的蓝?
于是我翻阅报纸和杂志,横的竖的都是世间的事。有的让我喜悦,有的让我纳闷,当我还想愤怒的时候,飞行结束了。
这是一篇比较精短的作品,将它全文引出,是为了说明这种语言和思维方式非常适合散文诗的文体特征。它有情景却均属独立的片断特写,在所指中暗含通向能指的幽径。在结尾时从空中落向地面的现实感中,让读者的思维也同时着陆。如果散文诗的创作都能以这种方式呈现,我想它不会遭遇读者的冷漠。
《真相》一文稍长,就不引全文了。我只把它的开头和结尾引出,供读者想象一下它的中间写了些什么内容:
水,一寸寸升高。
……
是啊,水淹不到那里。垄间残存的稻粒诱惑不了真正的飞行。而寒冷和寂寞?真相可以一忍到底。
这样的一头一尾,作者在其中究竟表达了些什么思绪,他又是以何种方式表达的,不妨找原文品读,可以见出周庆荣的诗思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