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于诗：一个跨世纪在场者的深情追忆

川美：罗老师，人们经常赞誉您是坚守诗坛的常青树。耄耋之年，您仍是诗歌界的在场者，思维活跃，且能灵活运用各种现代交流工具与天南海北的诗友们交流沟通，一点不输给年轻人。诗心不老是您保持身体健康和心理年轻的秘诀吗？

罗继仁：在我60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只接受过两次访谈：一次是由《辽宁日报》主要领导策划，由专栏主持人许维萍女士就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写作状况做过一次访谈，访谈在《辽宁日报》发表后反映尚好；一次是由年轻的诗歌史学家姜红伟先生，就我几十年的编辑工作，做过一次比较全面的深入访谈。这两次访谈虽然视角不同，但从内容上相互补充也可见一斑。

而这一次是我曾工作多年的《诗潮》对我的访谈，我当尽其所能地多做些对往事的回忆，也许以后对有兴趣者研究《诗潮》《芒种》，以及辽沈地区的诗歌发展脉络有一点参考和借鉴价值。

中国新诗已过百年，我有幸在这条漫长的诗路上跟随她徜徉了半个多世纪。虽然我身处的地域、环境多有变动，但对诗歌的认知、感受和坚守还是一以贯之的。由于我一直在编辑岗位上，几十年与众多不同年龄段的诗人始终保持友谊和联系，日日与诗相伴，虽已耄耋之年，依然可以无障碍地与诗友们交流，谈诗歌、论诗事。仅从这一点看，我应该算是诗界一位跨世纪的在场者。

广交朋友、持有开放的良好心态，是一个编辑的本分。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奥秘，主要是出于对诗的痴迷和热爱。所谓诗心不老，其实是多年养成的对于诗歌的敬畏，对于编辑工作的责任感。在面对诗歌时，我总是忘记自己的年龄，哪怕是病痛，哪怕是疲倦，很多时候我都是不忍放手的。只要进入工作状态，就好像年轻、活力都回到我的身体中来。多年来，我始终对诗歌事业秉持着一种“鞠躬尽瘁”的心理。我不敢忘记，有一群诗人朋友，他们的眼睛深情地凝望着我，我的肩上担着他们的友情和期冀。

川美：自1960年您23岁时调入《江城文艺》任诗歌编辑，60余年的时光里都在为诗歌工作，晚辈诗人了解或结识您，大多通过您编辑、主编的《芒种》《诗潮》《中国诗人》杂志，也就是说，您是一位公认的德高望重的编辑家。而您显然也曾是一位诗人，21岁开始发表作品，出版过诗集《大森林之歌》《爱之路》《罗继仁抒情短诗选》《诗潮耕耘录》等。您最初是如何接触诗歌并走上创作道路的？

罗继仁：诗歌于我，只能留下美好的记忆，留不下岁月的苍老。

我是从读诗、写诗、编诗“三步走”，进入了诗坛的。

应该说，我接触诗歌比较早，也在全国一些报刊上发表过作品，出版过几部诗集。但我从不敢自诩是诗人，因为这个“头衔”，不是写过诗的人都承担得起的。

20世纪60年代初，我从一家工厂调入吉林市文联主办的《江城文艺》任诗歌编辑。这是一本在全国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文学月刊，它连载的长篇纪实文学《地下烽火》，曾受到全国广大读者热捧。而诗歌版面也很受领导重视，每期都有多个页码发表各地作者的诗稿。除了本地作者外，全国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诗人如顾工、禾波、郭煌、寒星、丁耶、胡昭、芦萍、秋原、中流等人的作品，也经常在这本刊物上发表。60年代的诗歌，更多侧重题材的选择，语言质朴，讲究诗的韵律和结句的内涵。

我自己最初接触诗歌应该是50年代中期，那时我在一家工厂图书馆做管理员，每月都要去新华书店购进一批新书，每次新出版的诗集都是我的首选。除了国内艾青、臧克家、田间、徐迟、阮章竞、穆旦、徐志摩、戴望舒等一些著名诗人的诗集外，还有前苏联著名诗人普希金、伊萨科夫斯基、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诗集，这也是我们那个年龄喜欢诗歌的读者必读之书。而国内一批影响较大的中青年诗人大都来自部队，比如李瑛、纪鹏、公刘、顾工、梁上泉、严阵、闻捷等人。李瑛的《红柳集》、公刘的长诗《望夫石》，以及《在北方》《上海夜歌》《五月一日的夜晚》等诗集，都对我的诗歌写作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那时的诗歌很注重一首诗的“诗眼”和“结句”，记得公刘写过一首“九龙壁”的诗，其中有“九龙壁辉煌耀眼，九条龙个个都精神饱满”，仅这两句就把这首诗写活了。看是平常的句子，经过诗人笔下的点睛，令人过目难忘。又如《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线》（邵燕祥），这些在“一五”期间描写工业题材的诗，都是那个年代主题鲜明、一致被称道的好诗。为此，在我写作的一些短诗中也很注重“炼词”“炼意”，追求诗的短小隽永、语言的抒情美。此后，我和诗友创作的《延边抒情》和反映抗联生活的《在杨司令走过的路上》等组诗，都分别发表在《延边日报》（朝文版）、《中国青年报》和《长春》（《作家》前身）等杂志上。此后多年，我有幸在“全国诗刊诗报协议会”上，与公刘先生两次同会，与邵燕祥先生在长春汽车厂建厂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及其他场合也有几次谋面，在座谈会上听他们谈诗，受益匪浅。

1975年后，我从吉林调到沈阳市文艺创作办公室工作。1979年初，恢复沈阳市文联，10月《芒种》复刊，我被调入杂志社任诗歌组组长、编辑室主任。复刊后的《芒种》得到文艺界多方面的关注，首印1.9万余册，广大读者在邮局排长队购买，刊物被一抢而空。

1985年1月，在新时期文学的繁花似锦中《诗潮》创刊，我先后在《诗潮》杂志担任编辑部主任、主编。当年的《诗潮》，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八大诗刊中，影响还是很大的，许多作品在诗坛上引起过较大反响，如阎月君的《月的中国》、林雪的《苹果上的豹》、任洪渊的万字长文《找回女娲的语言》、王久辛的长诗《艳戕》、徐刚的长诗《大芦荡》、周涛的长诗节选《丛林、丛林……》等作品，都产生一定的轰动效应。而每年一次的“全国诗刊诗报联谊会”也曾由《诗潮》独家主办过两次。

1999年8月，我从《诗潮》退休在即，从上海接办了《中国诗人》诗刊，至今又有23年的时光。

我的本职是诗歌编辑，又是刊物的主编，编好刊物是我的本分，为他人作嫁衣是我的担当。62年的编辑生涯，无怨无悔，作为一种职业操守，乐在其中。在我出版的几本小册子中，大都是应景之作，由于那本《短诗选》受限于选稿要求，一些作品没有被收入进去，而总结编辑生涯的《诗潮耕耘录》一书，是我做编辑工作随手记下的文字，珍贵的是在附录中记录下我退休前文学活动的年表。这部书有幸获得了沈阳“五个一工程”奖，对于我是一个珍贵的纪念。

川美：您1937年出生于偏北方的一个小村庄，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经历是否影响到您的创作？诗集《大森林之恋》是献给出生地的吗？

罗继仁：我小时候不是一个天资聪慧的孩子，我的童年和少年苦难多于欢乐。由于父母早逝，家境贫寒，中学辍学，没有条件接触诗学方面的最初启蒙和教育。我的爱好说来只是参加工作以后的一种娱乐追求而已。与诗相伴几十年，我深知，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需要有一种天赋，这也许是与生俱来的。当然，后天的诗学积累、语言修炼、丰富联想等，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从不敢承认自己有“诗人”这个头衔的。

《大森林之恋》是我1985年第一次结集出版的诗集，也可称之处女作吧，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的青睐！书中选入的作品，大都是我在长白山林区体验生活的一些感性之作。当年是由吉林省作家协会组织部分诗人深入林区采访，在一望无际茂密的林海中，当你听到那一阵阵“顺山倒” 的喊山声不绝于耳时，不由得你不激起强烈的创作热情。这些诗从感情的抒写角度，确实是与深切的故乡情结有关。而当年，也只有南方诗人傅仇较多地写下描写森林题材的诗，出版过《傅仇森林诗》。

在那次采风活动中，我记得有延边诗人金哲（后调入北京《民族文学》担任主编），有长春汽车厂工人诗人戚积广（后调入时代文艺出版社做编辑）、房德文（后调入吉林省歌舞剧团专业创作）等十数人，采风的作品大都发表在当时的《长春》杂志上（现《作家》前身）。我因故没赶上刊物发稿时间，便将写的两组诗中的《大青山短歌》发表在《吉林日报》上，《伐木者的祝福》发表在《沈阳晚报》上。这些作品得到好多读者、作者的好评。多年后还有人提起这些诗。可惜《大森林之恋》这本诗集都没有将作品收入进去。

《大森林之恋》出版后，据我所知，上海图书馆、辽宁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都有馆藏，其中有的作品还被编入多个选本出版。

川美：诗集《爱之路》从书名上看，似乎有很明确的主题指向。您和您夫人青梅竹马，后来又有过一段地理上的两地分别，这本诗集里有许多是写给爱人的情诗吗？

罗继仁：我与夫人赵敬玉是青梅竹马，也是儿时的玩伴。她从沈阳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我因父母早逝，过早地参加工作。因两地距离之隔，联系不多。但缘分也许是一种天意吧，月老钟情，一条红线把我俩连接在一起。1962年9月结婚，2022年迎来人生的“钻石”婚姻。60年夫妻，相濡以沫，风雨同舟，苦乐参半；晚年疾病缠身，每天推着轮椅在沈阳市康养服务中心活动，朝夕与共，依旧是相依相伴。什么样的诗歌作品，恐怕也难以记录和承载人生这份艰难的阅历和最珍贵的情怀。

《爱之路》是我的第二部诗集，由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集中的作品大都是即兴之作，诗的情感还是沿袭在长白山林区体验生活时的一些情景：在那无边无际的林海中，花草繁盛，你眼前会时常出现一排排诱人的白桦林，剥下一小块白桦树皮，写一首情诗，邮寄给远方的她，那是我真情实感的真挚表露。

诗集中这些小诗都有她的影子。此后，这部分诗稿有的发表在长春的《诗人》、沈阳的《芒种》，以及后来的《人民文学》上。前几年，我从网上还看到这家出版社把《爱之路》制作成电子书，供网上读者阅读。

这些诗，写时即兴，诗句虽肤浅，但毕竟是我人生路上真实感情的表露，对于我们夫妻来说也是一种纪念，所以我很珍视这些文字。

川美：您后来似乎全身心投入在办刊上，甘为他人作嫁衣，而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创作，是因为工作分不开身，还是一种自觉的选择。

罗继仁：写作是纯粹个人的行为，写与不写应根据自身的情况而定。我写过诗，但我知道能写出一首好诗很难。我做编辑时，基本上不在自己编发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直到我坐在主编的位子上。从总体看，我的写作量不大，我把主要精力都投放在刊物的编辑上了。自己写当然是一种成就，“为他人作嫁衣”也是一种实现价值的取向。有的人不写作，或不以写作为主业，只做一个好编辑，也称得上是一种敬业的选择。

其实能编好一本诗刊很难。作为编者，没有一份较高的鉴赏能力，没有一份舍己的努力，没有一份奉献与担当，肯定是难以称职的。我很愿意投放更多的精力，争取把我主编的刊物办得好一些，让更多的作者、读者受惠于它。

这些年，我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编辑工作当中：从选稿、编稿、排版、校对、印刷、发行等，事无巨细，尽可能地都亲力亲为。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主编，一定要把好政治关和质量关。因此，编好刊物和个人写作孰重孰轻，我心中便自有分寸了。

川美：您的职业生涯里，有13年在《诗潮》杂志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主编，目前是这本杂志的顾问。作为《诗潮》杂志的创始人之一，您曾为它付出心血和汗水，更是其诞生、成长、发展的见证人。《诗潮》是在怎样的诗歌氛围和社会背景下创刊的？

罗继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拨乱反正，文学艺术出现大发展大繁荣的崭新局面，诗坛各种风格流派也应运而生。诗人群体中有归来者，有新生代，有大学生诗群，也出现了一大批朦胧诗人。一些诗歌刊物也博采众长，选择自己的办刊方向。诗人刘文玉和我创办主编的《诗潮》响应时代，依然坚持自己的办刊宗旨，即“当代性、青年性、探索性”。

当时全国许多省市已停刊多年的文学期刊陆续复刊，仅辽宁省作家协会除《鸭绿江》外，又创办了《当代诗歌》《文学大观》。沈阳市作为全国重工业城市，被称为共和国长子，在文化方面也拥有广大的诗歌作者群，毕增光、晓凡、刘镇、高东昶、徐光荣、徐宏智、郎恩才、刘文超等一大批工人诗人脱颖而出，在全国诗坛占有重要位置。高深、佟明光作为沈阳诗人的代表，曾荣幸地参加了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作者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讲话中对他们寄予厚望。晓凡、刘镇等反映新兴工厂的铿锵诗作，在诗坛上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臧克家等老一辈诗人都曾亲临沈城，接见作者并给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