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经典的努力

主持：李建周（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嘉宾：白小云（《扬子江诗刊》编辑部主任）、孟醒石（石家庄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延达（诗人）

讨论者：洛盏（复旦大学博士生），胡清华（南开大学博士生），张世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李思尚（河北美术学院讲师），景立鹏、冯跃华（河北师范大学讲师），高洁、贺姗姗、陈莹雪（河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整理：冯跃华

李建周：“诗歌联合课堂·评刊会”是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和《诗选刊》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第一次活动我们选取了《扬子江诗刊》2023年第1期。的确，在当下的诗歌生产中，这本刊物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从编辑的角度看，刊物的编辑力是非常出色的。首先请《扬子江诗刊》编辑部白小云主任介绍刊物的基本状况。

白小云：很荣幸《扬子江诗刊》成为入选“诗歌联合课堂·评刊会”的第一家刊物。《扬子江诗刊》1999年创刊，今年是办刊的第二十四年，刊物二十多年来坚持的办刊原则是经典、气质、多元。经典就是为中国诗歌的经典提供有待经典化的诗歌成果；气质则立足于栏目设置的品牌建设；多元指的是注重诗歌的多样性、多面孔，注重诗歌的探索、发掘。这是我们办刊的大致介绍。期待听到各位的发言、讨论。

一、“自然写作”的伦理与限度

李建周：刊物设置了一个很特别的专栏——“视角”，本期集中刊发了九位诗人的“自然写作”，并附上马春光的相关评论。这个专栏具有很强的对话色彩。不仅是评论家与诗人的对话，还是诗人与诗人的对话，更是诗歌与诗歌的对话。这种对话指向大家共同关心的诗学问题。

洛盏：关于“视角”栏目，我真正关心的是，能否将“自然写作”真正放在一个具体的知识谱系或历史语境中去考察，从而使其发展为一个有效概念？所谓“自然写作”，如果只是将自然这一“题材”有意无意地放大成一项重要的诗歌美学指标，而忽略了抒情主体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投入，则很容易流于俗套。毕竟，“自然”，可以是诗意的“引信”，也可以是空泛的“掩体”，“自然”与“诗性”呈现为一种复杂且微妙的博弈过程。关键正在于是否能构筑“一种更深层次个体语言的根性”，并落实到“审美”上。

贺珊珊：我的理解略有不同，“自然写作”其实是对康德所谓的“人为自然立法”的一个反拨，它在提醒我们要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和主客二元论。“视角”中的诗人无疑在此进行了努力。他们笔下的自然不再是被描摹化、风景化的诗歌审美对象，而是与人类平等的、充满神秘性、哲思性的自然主体。比如沈苇说他在“开都河畔与一只蚂蚁共度一个下午”，“倾听它对世界的看法”；李少君则《在北方的林地里》领悟到自然的神性和迷惑；陈先发往往带着对万物的悲悯之心去观照、凝视自然，或是物观我，或是我观物，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李元胜在《南山》中写道：“顺着那些小路，南山／有时下来看看我”，在这些诗句中，诗人把自然还给自然，完成了“一场人与自然的圣约”。

景立鹏：我也关注到“视角”栏目。但是我关注的是马春光的文章，他抓住了“伦理”这个关键词。“文学地理学”对自然的处理，往往是把自然当作一个对象化的、外在于自我的、一个他者化的对象来处理。但是我们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他者化的、题材化的处理，在“视角”栏目的诗歌里实现了一个扭转。在后现代背景下，“自然伦理”的提出其实是重构了诗人感性的主体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它不是简单地实现了一个反转，而是自然和人之间握手言和，变成平等的对话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写作就不是一个内容方面的问题，而是本体性的问题。

宁延达：景立鹏老师认为马春光的文章抓住了“自然伦理”的关键词，我对此有所保留。马春光给他们冠以了“人与自然”这样的一种自然诗人的概念，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一种举动，“自然诗人”顶多是一家之言或者一个角度。

冯跃华：我和洛盏同学的看法比较相似。我把这种“自然写作”称之为“山水诗学”。什么是“山水诗学”？它是诗人为了修补现代性病症的“撕裂”与“疼痛”，不再执着于主体的“风景”，而是在“山水”中安顿自我。在这样的书写中，诗歌不仅是对疼痛、撕裂的体验，而是试图建构一种“幸福诗学”，以一种“热爱”的态度，彰显出“肯定”的诗歌力量。“视角”专栏就是“山水诗学”的典型体现。但是，对“山水”的亲切与敬畏，在表层的自我安顿下，是否也潜伏着滑入“美丽新世界”的风险？从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到“人与自然”的无缝衔接，这样的过渡是否过于平滑、顺利？“山水乌托邦”的“确定性”，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过程的展开”与“矛盾的呈现”。在“镜子”营造的表面背后，也可能是空空如也。

洛盏：对。借用一行的说法，这些诗歌中的细节更多是一种“中层细节”，这些细节既不够宏观，也不够细致，不够深入，且往往因追求简洁而浅尝辄止。这些诗作运行在语言的“平流层”中，“自然”作为显性题材程式化地进入诗歌。总之，有效的自然写作，应当从对自然的物质性实感出发，统摄为一种更广大的，也更为内在的、想象的、精神的自然性；如果过于简单倚重某些自然元素，以情调化或抽象化的方式处理自然，则会造成诗意的坍缩。

李建周：“视角”这个栏目是我们进行诗歌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而且带有很强的论辩甚至对抗色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扬子江诗刊》是在有意进行一种经典化的努力，刊物自己做中间的一个环节，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难得的。

白小云：“视角”栏目讲的是自然写作，这个选题展现了诗歌与现实结合的一个属性，呈现出对自然的关注。“视角”栏目实际上是一种对照性阅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作者他的诗歌文本，也可以看到他的理论的呈现和他的内部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栏目提供的可能是某种开放性的探索，启发读者更多的创作可能。

现代性的内面与救赎

李建周：期刊代表着诗歌创作非常活跃的现场，一本优秀的诗歌刊物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经过编辑的栏目策划和诗歌筛选形成的有影响力的品牌，彰显了一本刊物独特的气质。《扬子江诗刊》的“开卷”“诗潮”“新星座”等栏目各具特色，新增开的“早知潮有讯”因为与其他六家文学平台联合而引人注目。

陈莹雪：是的，“新星座”这个专栏的设置致力于选取青年诗人的诗作。四位诗人在主题、风格各具特色，但在各样的主题和别样的风格中，他们都善于通过窥视自身来省察时代，借助现实思考为当下赋形。丁觉民的诗聚焦于“病”字，将生理性的不适感和心理性的空无状态结合在一起，发出所处时代对于自身的冲击。于文龄的诗歌整体透露出她独有的哲学性和思辨性，正如于文龄所写的，“我们在神的沙盘上过家家”。焦窈瑶的诗歌更倾向呈现对生活破碎感的体悟，以此迷失，直至沉沦。明知道结局的凄惨也无可奈何地向世界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如此循环，最终与尘世融为一体。相较而言，在黄元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生活的答案。他将抽象的事物，通过诗歌“美”的方式具象化，相比于其他几位诗人那“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稀疏感、欲语还休的朦胧感，黄元的诗更加清晰，有一股拨开迷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别样感。

张世维：我理解的年轻不是年龄上的年轻，而是诗歌写作经验的年轻。在某种程度上，青年诗人的诗作比已然成名的诗人的诗作更值得期待。这种期待不是技法上的，也不是情感上的，而是题材上的。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年轻诗人更应该去处理当下，处理过去诗人没有遇到或很难处理的题材，实现诗歌写作的迭代。从这个意义上，亚男的诗我很喜欢，他的《购物车》有少见的对当下日常的思考。

孟醒石：不同时代的诗人应当处理不同的时代命题。90后、00后的诗歌，他们的语言和意象应该代表他们自己独特的时代感觉。我特别害怕读那种从年龄上看是90后、00后诗人，其实他们的很多诗歌是对外国诗人、对前辈诗人的模仿。新一代的诗人应该写出不同的心境，要有“改造”的欲望。我觉得这一批“早知潮有汛”“新星座”的诗歌都比较好，这些诗作展现了诗人的阅读能力和消化能力，展现出诗人的写作能力和视野的宽度，最好的一点就是他们具有一定的时代性，这是非常好的。

冯跃华：整体来看，不论青年诗人还是中年诗人，当然，不是年龄的划分，在具体的诗作中，他们的诗作都呈现了一个“失去象征”的碎片化世界。诗人的总体性追求似乎已经散失殆尽，诗人对“更高的地方”的寻找，都只能在“情动”的瞬间体验中将之转化为内心化、碎片化的寻找。在诗人笔下，几乎所有过程与瞬间都被转化为自我内心撕裂的现代性景观。丁觉民的组诗《局面》，几乎看不到任何妥协，在“病”的隐喻下，展露出一个面目模糊的现代性的“困兽”的冲撞。需要质疑的是，如果现代性带给诗人的感受只有碎片、撕裂与疼痛的切身体验，那么，救赎的可能性源自何方？或者说，如何在碎片化的现代性景观中安顿诗人自我破碎的灵魂？

李思尚：冯跃华老师提到了撕裂和疼痛，我却从“诗潮”栏目中读到了消解异化的可能。城市空间作为现代化发展的产物，异化叙事成为自波德莱尔以来的前置性话语。但是在商略等人的诗作中，表层的客观生存空间与内在的感觉空间并置，城市摆脱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话语霸权，并融合中国传统，以自身复杂的肌理成为观照的镜子。比如在商略笔下，“县城”空间既向外敞开，同时又向内收敛，这种空间的独特性决定了诗人回归的可能性。同样，庞培诗歌中的“轮船”并不是县城空间的化身，相反，县城却成了轮船的化身。轮船凭借自身坚实的躯体和奇异的形象，填充着作者对县城空间的想象，从而使县城空间具有了乡愁属性，也拥有了回归的可能。

张世维：“诗潮”确实呈现了不一样的风采。商略的《无声生活》以“县城”为抒情空间，从“火车”“铁道桥”“收音机”等年代感的意象为切入点，搭建起县城的百景图。蒋浩的诗轻盈而活泼，从细微的动作中提取诗意，如《蓝色自行车》中的“有时是味道提取了胃，进一步提炼了反思”。庞培、非亚的诗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除此之外，我还关注到诗人批评家傅元峰的诗作，他的诗往往将自我的存在与生活的细节相勾连，将某一个细节无限放大，并投入自己的情绪，使情绪在这种情景中具象化。诗歌中的思绪神游，不仅是傅元峰的诗意特质，同时也体现出他敏感而极具想象力的诗心。

景立鹏：我也关注到傅元峰的诗，但是我认为这不是“思绪神游”，而是一种流动感、漂浮感，并且在流动与漂浮中又蕴藏了相互纠缠、辩驳、挣扎、互渗的层面。傅元峰非常注重诗歌语言，他的幻想性、敏锐性，他的诗歌和主体之间的深度的契合与意识的流动感，非常强烈。这种流动感，也是我对这一期《扬子江诗刊》的一个整体感受，这种流动不是一种客观的呈现，而是内在地包含了一种复杂性。我觉得这是一个诗歌刊物应该做到或者应该努力的方向，刊物不仅仅是一个呈现者，而且还是一个提问者，是中国诗歌的讲述者，讲述出在当下的诗歌的创作中，你所看到的诗歌状态，你所注意到的诗人，你所呈现出来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本身又会从一个更大的维度上参与到我们中国当代诗歌的形象的建构、话语的建构的空间中。

李建周：大家的发言并没有局限于栏目本身，而是通过栏目内具体诗作导向当下诗学探索的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的阅读并不是要得出一个固定的结论，而是尽可能走向问题的深层。无论是对刊物的整体感知还是具体文本的细读，都是对当下诗歌现场的回应，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在探索解决的路径。

三、诗歌的“跨界”：多维空间的展开

李建周：翻译和新诗的关系是至为密切的，王家新甚至认为新诗的成就与不足都与翻译直接相关。臧棣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汉语中的里尔克》，提示翻译诗歌已经内在于新诗传统。《扬子江诗刊》的“译介”专栏既显示出对这一传统的重视，也可见期刊一定程度的国际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