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层打开的诗歌现场

主持：李建周（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嘉宾：胡茗茗（一级作家、河北传媒学院硕士生导师）、施施然（诗人、画家）、孟醒石（石家庄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延达（诗人）、杜志勇（石家庄市诗词协会副会长）

讨论者：迟牧（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黑伞（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张媛媛（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景立鹏、冯跃华、张高峰（河北师范大学讲师），庞帅帅、贺姗姗、陈莹雪（河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整理：贺姗姗

李建周：此次是“诗歌联合课堂·评刊会”第四期，我们选取2024年改版后的《诗刊》进行讨论。主题发言环节，李怡、蒋登科、刘波、何同彬、冯强五位专家学者，分别从新诗发展历程和当下诗歌生态的不同角度讨论了刊物的改版，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已经出版的三期刊物，讨论具体的诗歌栏目和作品。首先请《诗刊》副主编霍俊明谈谈改版的主要情况。

霍俊明：特别感谢今天的活动，我们会尽量听取大家的建设性意见，不断地对刊物进行调整和优化。大家现在看到的《诗刊》，为了适应刊物、诗歌自身发展的需要，做了一些重大的调整。“数字诗界”从全媒体平台选取好的诗歌，包括一些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这也是由传统纸质平台向数字化平台转化的一个必要过程。“散文诗萃”改变了《诗刊》原来没有固定的散文诗栏目的状况。新增的“长调歌行”计划每期推出一首长诗。长诗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诗歌高度，值得重视。诗歌理论也是改版的重要部分，现在更名为“百家诗论”，其中既有文化名家的经典诗论，还包括一些专题性的诗论。对诗论的重视也体现在“双子星座”的相关评论文章中。“第一现场”重点推出了新的行业、新的题材和新的主题的诗歌，我们用刊物三分之一的页码，希望第一时间把真正的好诗从现场提取出来，呈现多声部交响的效果。“大家阅读”选取诗坛有一定影响力的名家作品，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中建构起新诗的标准。

一、形与质：从栏目调整到理念革新

李建周：正如对《诗刊》做过专门研究的蒋登科老师所言，纸质媒体在当下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新现实的变革显示了《诗刊》积极应对现实的创新姿态。栏目与版块的设置与调整正是刊物编辑理念的具体体现，历史感的凸显、现场感的强化都在显现刊物“深入当代”的努力。无论是直观感受还是理性分析，相信大家都能体验到刊物的明显变化。

迟牧：当下诗歌创作的生态和景观日趋丰富、多元，整体上给人一种庞大感，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迷惑性。对于《诗刊》而言，如何在具有整体视野的基础上，更为精准地对各个栏目进行定位、分配，对作者和作品进行多方面的甄选、权衡，从而体现出“国刊”的综合性气度，这一定是《诗刊》编辑部深思熟虑过的，也是大家格外关注的。整体而言，改版后的《诗刊》新增了“第一现场”“大家阅读”“长调歌行”“散文诗萃”四个栏目，“百家诗论”则是原来“诗学广场”“茶座”两个诗歌理论栏目的统合；而“数字诗界”“后浪新声”“千家短歌”“双子星座”“国际诗坛”“当代诗词”等栏目，都是在改版前各个栏目的基础上进行了微调。每期十余个栏目，较为全面地考虑了作品与理论、长歌与短调、名家与新人、国内与国际、古典与现代等多重维度，使得《诗刊》的综合性进一步加强，更具深度与格局。

张高峰：的确《诗刊》改版后变化很大。版式设置与栏目安排，类别多样而涵盖广泛，诗艺探求特色鲜明，具有显著的栏目融合、提升的体系性意识。如第一期卷首语中，就体现出创新性的迫切与重要，并且瞩目于那些真正体现了思想负载、语言创造、文体更新的诗作。刊物多维度的交织合力形成了诗歌作品与批评理论相结合的共振效应，其中既有体现新经验的当下诗歌，也有国际诗坛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将诗话诗评与诗歌理论等吸纳进来，整体性地形成了诗学探索多元化的刊物选稿氛围。同时，改版后的《诗刊》格外关注数字媒介平台涌现的诗歌佳作，发掘不同领域的诗歌写作者。这些改变都充满诗艺经验融合的深度性、广泛性与提升性，试图从不同向度打开诗歌理解的开阔视野。

冯跃华：改版后确实体现出一种更加“综合”的趋向，更难得的是，《诗刊》在增加页码和体量的情况下，还能把栏目设置得井井有条，基本没有违和感，这确实不容易。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在扩容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每一个栏目的质量和深度？

景立鹏：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改版后的《诗刊》更加磅礴大气了，版块设计、栏目设置也达成了一种均衡。但是，在搭建整体框架之后，如何在每一个版块里进一步深耕、推敲和雕琢，我觉得还可以更进一步提升。目前的每一个版块都触及了一个尖锐又很重要的诗学问题。比如“大家阅读”栏目，表现出的是一种鲜明的经典化，除了推出诗人的诗作外，还附带了诗人自述的文章。不过作为一个通识性、宣传性的、要确立诗人经典地位的栏目，是不是由别人来写，在认识和分析上会更沉稳、更客观、更全面？再比如，“长调歌行”这个栏目弥补了长诗发表的短板。第一期刊发柏桦的《水绘仙侣》时附带了“修订说明”，呈现出一种修改的现场感，非常难得。当然也可以不局限于“修订说明”的形式，如果能把整个长诗的创作过程、心路历程，以及它的创作起念、修改过程都呈现出来，可能会更有张力。

宁延达：我想从稿件选取方面来谈一谈《诗刊》的改版。从这几期刊物来看，我还是觉得先锋派的或者说一些后现代类型的写作选取得相对较少。这可能与《诗刊》的定位以及它倡导的写作方向有关，《诗刊》希望更多地呈现人民性的写作，所以更注重那种朴实、深厚的现实性作品。从这三期的稿子上看，确实也出现了很多优秀作品，尤其是在游记诗的领域。比如第二期中吴振的《一条清晰的边境线回到眼底》、刘年的《摩托车与花岗岩》、小赵同学的《我去草原走了五天》、胡茗茗的《云有六色》、宋前进的《望江亭》、张远伦的《南山枞》等，可以说是精彩纷呈。但是这些作品主要还是偏重乡土题材，而城市题材、科技题材、未来题材的作品就非常少。这给我们一个警示，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科技时代、城市文明的环境，从这种角度来说，诗人的写作还有待于升级自己，从当下挖掘诗意。刊物在选取稿件方面也应有适当倾斜。

二、“第一现场”的宽度与深度

李建周：“第一现场”是《诗刊》改版后全力打造的栏目。刘波发言中提到的当下诗歌创作中的“同者性审美”，很多诗人也都在不同层面有所觉察。应该说，“第一现场”正是针对这一现象有意识进行的调整。如果把未来一年的“第一现场”拿出来放在一起，就是当下诗歌现场的一个生动投影，其达到的宽度和深度正是衡估当下诗人创造力的一个界标。

张媛媛：看到这个栏目，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场”。“在场”其实涵盖了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它连接着文本与现实。在场，意味着置身于当下，融入时代；也代表着深入生活，观察现实。“第一现场”栏目汇聚了来自各行各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年龄段的诗歌创作者。例如，从事采矿工作的诗人温馨、老井，外卖员诗人王计兵，农民诗人景淑珍，此外还有身兼教师、医生、警察、编辑、工程师、媒体人、家庭主妇等身份的诗人们。列举这些作者的职业背景，并非为了给他们打上标签，而是为了表明这一栏目的诗歌皆源自诗人们的真实体验，展现他们在劳动中、日常生活中闪烁的诗性思考。从1938年出生的老诗人赵恺到00后的在校学生，“第一现场”栏目以其精心编选的内容，充分展现了不同年龄段对人生的深刻体悟与感受。

胡茗茗：在我看来，《诗刊》改版后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就是“第一现场”。大量的、多元的、鲜活的生活场景扑面而来，比如采石场、地质队员、快递员、边境线等，这些生活的现场也是诗歌的现场，标注着时代符号的现场。另外，我还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在每首诗的后面增加了一行简介，这些细节有助于读者了解诗人和他的创作背景。

施施然：我也有同感。打开《诗刊》，最先吸引我的是“第一现场”。目录中有很多我也在关注的实力诗人。粗略看了一下，从60后到90后，无论年龄结构还是文本，都属诗坛中坚力量。当然，其中也夹杂了一些陌生的新作者，比如我以前从未读过的景淑贞、温馨。实力诗人与新人并举，共同出现在前沿诗歌现场，读者自会一较高下。

庞帅帅：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是所有“第一现场”的诗都具备现场感。有一些作品的状态比较奇怪，这些诗歌中很少有“人”的存在，也很少有社会的存在，主要是向往大自然和孤独的心灵，是一种“无人”的状态，追求哲思和神性，整体上是内在对话式写作。当然，让人惊喜的作品是从事体力工作的人们，他们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体验型”写作。温馨作为一名女焊工，她的诗作主要写采场的路、矿石、工作服、断裂的轴承等，这里有“人”的流动性互动，也有对于真实生活的互相完善的勇气。相比于绕过生活与“人”的诗作，这种圆融的诗歌也许更能激发出新的人文精神。

冯跃华：2024年《诗刊》第一期的开卷之作是温馨老师的诗。温馨的诗，大致属于工人诗歌。所谓工人诗歌，有点儿类似于杰姆逊所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寓言”。如果失去工人这一身份，工人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被瞩目的资格。从以前的打工诗人郑晓琼、郭金牛、许立志所谓的“苦难”打工，到今天温馨的更“温馨”的工人诗歌，打工诗歌的风格与面貌看上去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其传播和接受模式几乎没有变化，这才是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打工诗歌的热度很大程度上源于工业题材和工人身份的特殊性激发出的“猎奇”景观和美学震颤。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恰恰源于一种有关诗人和诗歌的“偏见”。好像写诗只关乎知识与文化，写诗是诗人的特权，而非关于工人和劳动。2024年改版后的诗歌，是在有意识地实践一种新的关于“人民诗歌”的理念，这也是温馨的诗歌能够能为2024年《诗刊》开卷之作的重要原因。

孟醒石：《诗刊》改版之后，这三期将大部分版面聚焦于现场一线的诗人诗作上，这体现了《诗刊》的家国意识、人民立场和现实情怀。他们的作品与那些经常在各种诗歌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诗人诗歌，一起构成了中国诗歌的第一现场。我觉得他们身处现场，用心来书写诗歌带来了很多异质化的东西。这些年很多诗人的写作越来越故步自封，躲在自我的舒适区，互相模仿，丧失了独特性。诗歌语言的智力性因素增加了，越来越晦涩难懂，诗句变成了高等数学题，好像只有具备相同思维、角度的人或者创作经验的人，才能悟到他们诗歌的深度。而这些来自一线现场的诗人作品反倒让读者产生共情和共鸣。我觉得共情与共鸣也是文学最本质的东西之一，杜甫有一句话叫“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诗歌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增进沟通交流和文明互鉴！这些鲜活的、灵性的一线诗人作品，带有现场劳动的轨迹，提醒我们走出自己诗歌创作的舒适区，在生动火热的现实实践中不断更新我们的思维、思想，更新我们的艺术形式、话语方式。

贺姗姗：我与醒石老师的看法有一致性。我在“第一现场”中感受到一种当代性与时代感，它促使我重新思考诗歌与时代的关系。我认为，优秀的诗人与诗歌一定是有勇气和胆量深入当下的。在“第一现场”中我们发现诗歌创作者的身份是多元化的，这表现诗歌向现实的一种敞开，而时代也为诗歌赋予一种新的活力。诗的语言在温馨的焊枪上迸发，有着生命的热度；在张二棍的地质勘查中，有着生存的广度；在外卖员王计兵的奔跑中，有时代的速度……他们的诗歌经过生活淬炼，是在生存现场完成的，是真实而真切的生命体验。

三、深入现场的两条路径

李建周：刚才大家都谈到了现场感，这个现场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有两个维度、两个翅膀。或者说，要想深入现场需要穿越两条路径。其一就是古典诗词。如李怡老师所讲，当下的诗歌现场在文学历史长河中呈现出来的。我们在和古典诗词进行对话的同时，不断生发出优质的、应对当下的诗歌资源。《诗刊》从创刊起一直保留“当代诗词”栏目是有远见的。今天大家更为全面地意识到了古典诗词与现代诗的内在关联。

杜志勇：作为三千年辉煌的回响，旧体诗词跟现代文学还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诗刊》作为“国刊”，能够给旧体诗词非常大的版面，作为旧体诗词爱好者，我深受鼓舞。对旧体诗词的重视能够让更多的人喜爱并走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此外，建议《诗刊》能够在旧体诗词创作规律的探索和发展上起到更有效的引导作用。当下旧体诗词的创作是小众的，同时又存在很多争论，比如平仄格律的掌握、古韵新韵之争等。《诗刊》可以在这方面为当代旧体诗词创作提供一个更宽广的讨论平台。如果能够让这种争论逐渐定型，让潜在的创作规律逐渐在研究中变成鲜明的规则，则会使旧体诗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