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现代意识

主持：李建周（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嘉宾：北野（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李洁夫（河北省文学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张凯成（首都师范大学讲师）、吴媛（保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刘雪风（《诗歌月刊》编辑）

讨论者：白欢（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丁永杰（四川大学博士生），景立鹏、冯跃华（河北师范大学讲师），庞帅帅、贺姗姗、陈莹雪（河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整理：庞帅帅

李建周：今天是“诗歌联合课堂·评刊会”的第5期，本次活动选取的刊物是《诗歌月刊》2024年第1期。开幕式和主题发言环节，郁葱、耿占春、杨庆祥、王雪松、李章斌等诗人、学者，分别从诗歌景观的呈现与诗学话题的引领、诗人、评论家与刊物的深度关联、文学圈子与诗歌生态的生成、当下诗歌讨论与诗学传统等不同层面，触及了与《诗歌月刊》有关的诗学话题，既有现场感，又有历史感。专题发言，我们将聚焦于刊物具体栏目和作品进行讨论。首先请《诗歌月刊》主编何冰凌对刊物进行简要介绍。

何冰凌：《诗歌月刊》创建于1984年，今年整整四十周年。在这个时间节点开评刊会对《诗歌月刊》来说意义重大。头条栏目“独秀”，名字由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陈独秀而来，栏目以作品加创作谈的方式推出。“中坚”栏目主要推出一线实力诗人的作品，特色是作品加深度访谈。“隧道”作为非常设栏目，主要是为一些资深诗人而设立。老牌栏目“先锋时刻”定位非常清晰，主要推出拥有一流诗意并具有创造性品格的作品。“新青年”栏目面向全国的青年诗人，致力于发现诗坛的新鲜面孔。“国际诗坛”主要推出译介作品。“诗话”侧重于诗学随笔及评论。刊物从今年开始分单双月增设了“童诗”和“全国大学生社团诗歌大展”两个栏目，主要是培养诗坛新生力量。《诗歌月刊》延续了《诗歌报》的传统，注重思想深度、艺术特质和表达方式的多样化。我们不遗余力地推出汉语诗歌中一枝独秀的优秀文本，不拘一格地追求美学独创、思想深邃、先锋探索的人间诗，竭尽全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诗学表达。

一、地域景观：一个现代意识的通道

李建周：《诗歌月刊》的办刊史与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有着多重关联。郁葱老师谈到的，《诗歌月刊》的前身《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发起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就是当代诗歌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接下来各位的发言既可以针对刊物本身，也可以拓展到整个诗歌现场，聚焦到诗歌写作的焦点，深入诗学建设的深层。本期“隧道”栏目刊发的是北野的诗，我们先请诗人北野谈一下。

北野：今天与各位师友的线上见面，是春天和诗歌带来的美好。我的组诗《燕山信使》在第1期“隧道”栏目推出，离不开刊物对我的包容、理解和关注。把自己有质量、有探索分量的诗歌作品首先交给《诗歌月刊》，一直是我的习惯和情怀。近年来，围绕“燕山”和“北国”形成的区域性地标写作，是我着力创作和构建的一个诗歌主题。北方是一片多维度、多空间，拥有别样历史气质和精神风貌的土地，我生活在这里，沐浴它源源不竭的赐予和光泽，领受它内在的原则和纪律，感受它生存的律动和未来，同时也感恩它给予我的再生和呈现机会。《诗歌月刊》包容和传递了我的思考和探索。除了已经出版的《燕山上》《我的北国》两本诗集外，我还有一本诗集《牧马青山上》正在筹备出版中。紧紧围绕“燕山”的创作和探索，也许会倾注我一生的力量。

李洁夫：我非常欣赏北野对诗歌的认真和执着。他的诗作不但具有现代意识，而且具有“燕山”和“北国”等特色鲜明的地域性。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人的身体是人的终极地狱。而我们的大脑始终被脆弱的智慧所占据。这让我们一直疲惫不堪并遭到高处的惩处。这同时也使我们忽略了另一部分的生命和肉体，其中有对集体或个体心灵的俯瞰和关注；而心灵曾经是其中一片多么自然和谐的生命地理啊，她风貌古旧，惠雨天真，浮生本色，人际温馨，这其实才更适合我们诗意的栖居。”（见随笔集《文身与脸书：一个人的诗学笔记》）诗人评论家宫白云评论说：“北野的诗歌除了强调原始的本质、生命的本源、复杂的人性等，还特别加深了对古典文化与神话资源的融合与发掘。在结构上、语言上、思维方式上都透着一种创造性特质，写出了诗歌所能抵达的高度与深度。与其说诗人是一个寻踪者，不如说更像一个思考者，他在诗写的同时获得了共鸣与个人精神的磨砺和心灵的饱满及慰藉，其实这就是诗写的意义。”（见《存在于自身的天赋使命—读北野诗歌<燕山上>》）在我的诗歌观念里，这也是当下诗歌现代意识的一种深度体现。

庞帅帅：作为一个安徽人，相比诗人北野笔下北方景观的诗歌呈现，我更多地关注与安徽有关的诗歌创作。本期《诗歌月刊>的诗歌主要围绕地域性的自然山水、景物，爱情的纠扯，日常生活的感思，以及对己逝亲人的伤怀等主题展开，多数作品具有较强的个人风格。不过与“个人化写作”不同，本期诗歌极具安徽地方特色，如砀山梨、“古20”、天柱山世界地质公园、月亮湾湿地公园等等。这不仅是对潜在消费群体的直接“命中”，还是对安徽特产、商业、旅游业的一种诗意化呈现。刊物在保证诗歌质量的同时，兼顾了地方特色。这不仅是一种难得的平衡，也是一种高超的营销策略。在市场经济时代，商品需要流量增加销售额，诗歌也需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这是我们所处时代难能可贵的共赢。

李建周：几位的发言涉及地域景观的不同界面，这是当下诗歌写作通向现代意识的一个重要通道。过去我们讲现代意识更多是站在西方话语立场上的。如果将我们置身的此时此地作为主体性的基本面的话，现代意识肯定要和具体的地理空间发生深度关联。下面我们请吴媛谈一谈，她有长期的一线工作经验，从对中国社会丰富度的了解而言，她的发言可能会带给我们别样的视野。

吴媛：《诗歌月刊》把现代意识和中国精神明确地写在了封面上，以此作为一种旗帜和号召。我们现在要追求一种中国式现代化的诗学表达，那么，什么是现代意识，又如何体现中国精神呢？在学术领域经常会谈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矛盾。我想谈的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现代性究竟有没有发生变化？中国式现代化未尝不是以中国的传统经验和现代的建设实践来应对我们面临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一些困境，这是人类目前面对现代性困境的一种中国方案。作为文学意义上，特别是诗歌意义的新时代，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通过《诗歌月刊》的一些理念，通过具体的创作实践，可能会找到一些答案，也可能从中发现一些问题。目前的诗歌创作，还是离时代相对是有些远的。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谈到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一切文学都可以看作是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诗歌中的个人化写作倾向已经不是一个什么创作问题了，但是有没有这种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我觉得这反倒是一个问题。我们试图在这些海量的诗歌文本中去寻找那些真正具有时代感和现代感的痕迹时，总会感到某种不足。

李建周：感谢吴媛，她的视野比较开阔。《诗歌月刊》所倡导的现代意识，可以从各个层面、各个维度进行分析探究。甚至包括“诗话”和诗歌的互动，诗人的访谈和其作品之间的互动等，都在进行一种生成性交流。作为一个开阔的、可讨论的空间，每一位作者、编者、读者，都会在与他者的交流中寻找自己的个人化的体悟方式。

二、不断激活的“先锋时刻”

李建周：通过与地域相关的真实事物的景观呈现，诗人们试图在不同维度上探索与我们自身和历史紧密相关的现代意识。它既关涉诗歌写作的精神背景，同时也是当代诗学探索的重要命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自觉，明确体现在《诗歌月刊》的办刊宗旨上。从早期的“探索性”，到后来的“先锋意识”，再到今天的“现代意识”，《诗歌月刊》一直有意与当代诗坛深度共振，尤其是“先锋时刻”这个老牌栏目更为明显。下面请张凯成谈一下这个专栏。

张凯成：“先锋时刻”这个栏目比较吸引我，主要是因为最近在课堂中与学生不断探讨先锋这个概念，激发了我对先锋的兴趣。本期收录的是蒙晦、一苇渡海、离开与董眉四位诗人的作品，均表现出个性鲜明的写作特点。不过这些出现在“先锋时刻”栏目中的诗歌，无论从写作对象还是从表达方式来说，表现比较多的是日常性或者说现实性。如果先锋意味着一种日常反叛与精神先导的话，那么这些诗歌与“先锋时刻”这个栏目之间就形成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并不是说日常现实与先锋概念的表面矛盾，而是深入先锋内部质素的冲突。进一步讲，并不是诗歌一旦涉及日常现实、历史记忆等因素时，就意味着不具备先锋性。先锋首先是一种相对性的概念，就比如穆旦1940年代诗歌立足于日常现实的书写，但那是他完全把自己置身于时代危机之内、完全基于实践行动的书写，融合的是非常复杂与多元的现实体验和诗学经验，深刻地反映出他对时代的剖析以及对历史的认知，确实能够作为当时的精神先导，同时也有对1930年代纯诗化以及对1940年代口号化写作的反叛，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穆旦在1940年代写作日常与历史的诗歌称作“先锋时刻”。但本栏目当中的这些诗在思考日常现实以及历史记忆等元素时，我感觉目前并没有完全跳出日常与历史的一般逻辑，其中所传递的诗歌经验还是比较传统的或者说固定的。

贺姗姗：“先锋时刻”栏目中的青年诗人在语词的历险中，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现实、人生的具体观照，在自我与生命的对抗和交融中赋予了诗歌一种张力。但我有一种隐隐的不满足，我觉得这些诗并没有带我抵达一种所谓的“先锋时刻”。这就让我思考，到底什么是先锋？这些青年诗人究竟如何突破自我、抵达先锋？我认为，“先锋”首先意味着一种反叛和背离，对传统的、主流的一种背离，所以先锋往往是边缘的，不易于被主流和大众接纳的。用谢有顺的话来说：“先锋就是针对一种旧秩序的斗争和反叛，表明它不愿再受旧有规则的束缚，而试图达到新的自由与新的真实。”当然，随着时代思想的变化，先锋也会变成一种新的主流。带着这样一种历史眼光来看，“90年代先锋诗人的真实处境是：带着历史强加于个人之上的不可擦摸的创通，迎着消费主义时代无边的有货，诗人（也是时代的个人）所经历的内心生活（或内心经验）将是暖昧的”（周瓒语）。由此，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诗歌是历史与时代赋予的精神勇气和写作动力，那么当下的青年诗人所要依赖和凭借并为之反叛的、用以确立自身存在价值的强大而有效的参照系和大他者又是什么呢？这需要我们深入到当下社会中去体察当代人（尤其是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真实思想问题。

李洁夫：凯成和姗姗都提到了先锋内部的冲突，也说明先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诗歌报》那会儿起，就一直打着“青年性、探索性、公正性、信息性”的四性定语，后来变成“独立、探索、多元、开放”。依据办刊方针，从当年的蒋维扬、蓝角、祝凤鸣、乔延凤，到后来的曹五木、小荒、余怒等主编和栏目主持人，先后推出了大量先锋诗人。一直到现在，对《诗歌月刊》的“先锋性”我一直印象颇深。说到这里，我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才是“先锋”？埃利蒂斯说，诗在语言上的成功取决于组词的方法，诗歌表现必须产生令人惊讶的效果。不过，根据我的写作感受，我觉得诗人也许一开始会追求所谓的语言和技巧，但是写到最后，肯定不是到语言和技巧为止。一段时期以来，我观察到，就我熟知的一些先锋诗人，为了表现自己，呈现自己，渐渐走上了口语诗的道路（还有一些走上了各种道路）。同时，为了彰显自己，又夸张地变成了一些口号诗人。我觉得，有一些人确实做到了“惊讶的效果”，但是，太多都是过眼云烟，成了诗坛过客。

冯跃华：我的感觉是，《诗歌月刊》中有相当部分的诗歌是“有难度的写作”，这种诗歌写作是比较有分量的。如果用王家新的说法，这种有难度的写作追求的不是“诗意”，而是“诗性”，是对“存在的观照”，是对“精神的言说”。在这样的诗中，我们能感觉一种力量，一种“求真”的力量。当然，话又说回来，这种“有难度的诗歌写作”，既标明了写作的难度，也意味着阅读的难度，意味着进入诗歌的难度。这种难度对读者来说不是一种阅读的快感，而是一种“挣扎”和“搏斗”，你必须全力以赴地对待它，才能部分地进入诗歌内部，进入诗人的精神世界内部。如果说缺陷的话，我觉得《诗歌月刊》中缺少“反讽的诗”。如果时代是荒诞的，不管是平滑的欢乐颂，还是有难度的写作，都无法真正呈现这个世界和自我的本相，唯有喜剧，唯有反讽，才能同时将世界与自我置于一种变形的精神结构中，以扭曲的方式来打破沉默。而这，不仅需要理性的批判，同时也需要诗人坐在被告席上，完成自我的反思。

三、青年诗人的探索

李建周：大家谈到的先锋的内在冲突、自我解构和历史变形，都和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有关。与生活史、思想史的转换相应，诗歌的“先锋性”也是不断流动的。鲍曼在研究现代性时提出了“流动的现代性”的说法，那么先锋呢？它同样体现出一种“流动的先锋性”。正是意识到这种变化，刊物在保留“先锋时刻”栏目时，将办刊理念由“先锋意识”调整为“现代意识”，在强调历史传承的同时体现出更大的包容性。现代意识与青年诗人的创作息息相关。青年写作的可能性与当下具有探索性的那一部分诗学元素是紧密相关的。在座的刘雪风既是青年编辑，又是一位风格明显的青年诗人，我们先请雪风谈谈这一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