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哀歌：作为存在的“书写”

在法国新浪潮电影导演克里斯·马克的《堤》中，一个被挑选出的“实验者”（战俘），通过一种被催眠了的记忆的冲动，在幸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地下营地，被许诺或承担了时空旅行的能力。使人惊异的是，影片反转式的首尾缝合，既否弃了“过去－当下－未来”的线性结构（这种结构暗中迎合了战争胜利方的叙事），也将“实验者”定格在未来对他的谋杀中：未来是均质化的、空洞的，过去则是充满强烈物质欲望和诱惑的。因此，影片中的草地、雕塑、脸、手势、化石、鸽子、墓碑等等，以它们严格的固定视觉，变成了解除了时间系统重力的沉思对象，仿佛在摄影镜头里定居了下来。于观影者而言，作为一部科幻片，技术的昌明所引导的“未来”反而被缩略化和寓言化了，“观者渴望去寻觅那看不见的地方，那地方，在光阴至今，已成为‘过去’每一分每一秒的表象之下，仍然栖居着无限的‘未来’”。很显然，这里的“未来”除了是对每一帧影像闪露出的永存性的指认，还有赖于观者得以进入辨认、鉴赏的时刻，或称之为一个普鲁斯特意义上的“地点”，由地点的载体“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精神空间中为他们指定位置，梦见他们，回忆他们”罾。这也是《堤》这部影片足够打动人的地方。同时，在我看来，《堤》的内核的冗余特征还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验者”——

人类的投影，也即我们在生存和关于未来的探索中，“人类并没有实现自己的命运，或是发现自己的幸运之地；而是骄傲地或错误地看到了他们改变自己和自己的世界的能力”，这句话我想也许可以收束为我对于技术时代的一个认识。

同电影发明的时间相比，新诗相去不远。但与电影与技术伴生的血缘性关系不同，新诗第一次开口，必须经过“古代一现代”这一模式的转换，因为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不再具有同构性，二者的书写、读法也产生了极大的分岔。正如西渡所说的，“现代汉语是一种为了追求‘现代性’而人为造成的语言”“它区别于古汉语特殊的感性，正是通过翻译引进的‘西方感性’”。因此，新诗在本性上，并不循着任何划定的组织路线图，而是化身为一种与历史搏斗的力量，不断“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而从新诗的历史书写上来看，时至今日，如何警惕诗歌语言中的“俗语”、封闭的文本形态以及赢弱的诗意空间，其根本仍在于“诗意”“诗性”的构建，由之践行开来的乃是“重新发明一套精神的和诗学的语言”，且“不断扩大、加深、修正和刷新”这一语言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诗学语言的形塑和个体精神的联动应该始终落实在对现实和诗艺的双重把握上。张桃洲通过对“手艺”的谱系学梳理，强调了在技术时代的诗歌处境中建立技艺的诗性拯救维度的重要性，认为“希尼所说的技艺意味着某种生命感觉对词语的‘进入’”“应该包含诗人‘对生命的态度’和‘对其自身现实的态度’”。

如何通过技艺书写诗歌与个体存在的经验与历史现实的关系？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有一首诗叫作《电子哀歌》，“电子”指的是一台德产收音机。全诗由首句“再见”奠定挽别的语调，在诗人眼中，这台作旧的机器同样也是由一个身体和灵魂构成，它“深藏的自我”固然是诗人对其人格化的描述，同时也是作为历史的变形而存在的。不过，不同于里尔克“物诗”的一体化沉思，扎加耶夫斯基始终专注于一种被重新发明的“现实情境”中，他的内心世界，像一根琴弦，被拉扯在不同的位置。“我的耳朵粘上你，仿佛忏悔室的格子窗”，尽管忏悔的人群是历史上的独裁者如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他们狂乱、怪异、扭曲地发出噪声，但对于扬声器的宗教性比喻，使得诗歌并未被焚灼的人道主义冲垮形式，相反，诗人巧妙地转入对收音机中立性的训斥和赞美：“你唯一的罪行是服从；绝对的，／对频率温柔的忠诚；／谁来都欢迎，谁走／都接受。”实际表述的是一种相对客观而非超然的历史态度。对诗人而言，污秽的历史影像只是诗歌取之不尽的隐喻的资源。因此，收音机以表面作为传播的媒介物接入世俗世界，同时也暗指着一个个体的人，不会纯然孤立存在。就像在扎加耶夫斯基另一首名为《哀歌》的诗中所写：“我们生活在那里，而且不是作为陌生人。／它是我们被给定的生活。”收音机的服从性和我们生活的给定性，意味着我们此时此刻，被包裹在可被感知和消耗的历史实体中。诗人继续写道：“你电子的心曾精致而稳定地悸动。”悸动来源于舒伯特和肖邦的乐曲，它们的本质是指向欢乐的，即如同这首轻盈的哀歌，通过借助深思熟虑的语言的轻松性——一种卡尔维诺式的隐喻，用来抵抗时代的沉重或石化。虽然这首诗接近高潮的部分如此急促、嘶哑，但我们似乎看到一个附灵于收音机的诗人形象在缓慢撤退，退回到一个拒绝醒来的梦中。

从形制上看，《电子哀歌》虽本有“哀歌”的名目，但并不恪守严格的哀歌体，多数类似的作品均是自由长短句错落有致的，如万千流水的一次鸣响，“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形”；此外，不同于通常“哀歌”在回复悼亡的主题之下，明确指向一人，这首诗更像是一首献给同一时代无数活着的读者的史诗。其中，“电子”作为链接时代与人的中介性存在，意味着技术对人类传统感知模式的调控，同时也作为一种聚焦存在所点燃的精神意象。整首诗始终在“注满力量的焦虑”和耐心中将历史地质的构造勘绘出，历史并不仅仅是声音，书写也不简单是对语音能指的一种誊写，所有的名词、形容词、动词将具体的人、动物、事件穿织在一起，牵引着历史轴柱的转动。直到声音全部静默，收音机如垂死者合上眼，仿佛是被诗人的这首诗最终埋葬。在此，我试图将“电子哀歌”看作一种对存在本真充满潜力的书写，它留恋语言的欢乐而逼视书写打开的死亡深渊，正如布朗肖所说：“书写就是通过语言、在语言中与绝对的环境保持联系，那里，物再次成为形象，那里，形象不是暗指某一特殊的特征，而暗指无特征，不是依赖缺场的一个形式，而是这个缺场的无形的在场，那昏暗的空旷的开口，向那不再有世界、尚未有世界的地方敞开。”

因为诗人会死去，而AI不会死去。大约十年前，在和一个工地实习的网友聊天之余，他分享给我刘慈欣编写的“电子诗人”软件：利用运行界面对段、行、韵的设置，即可生成诗行。不出意料的是，这些诗行的词语仍只是原材料，缺乏了诗人那“白金丝”的心灵的化合，显得格外粗暴、畸形、愚蠢。正如基于诗歌某项“平均值”或浅薄的声名能够招徕轻率善柔、缺乏想象力的读者，但这根本构不成对任何具有自觉意识的诗人的压力，所谓与AI竞技写诗的说法也显得荒谬、孱弱。但非要说AI写诗对于写诗具有积极意义的话，或许是它反讽了一类如同流水线生产诗歌的作者。事实上，在诗歌不断更新的具体肉身和己被诗歌批评纳作权宜之计的通行教案中，如果说确乎存在一条真正产生效用的准线，那也是作品的价值而非其他。但了解了历史的例子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当下的作品就能作出精确的评测。这样的疑虑在艾略特为玛丽安·摩尔撰写的文章中早有申明：“我们对当代作品的价值所知甚少，正如我们也不大了解我们自己作品的价值。它或许拥有只为当代人的情感而存在的特质，或许拥有隐秘的价值，这种价值只能随时间流逝而显现。”正是考虑到平庸和伟大的诗歌能够同样施加影响于读者，如何使之区分，艾略特提供了检测诗作品质可行的试剂——真诚——除了指向一种为语言付出的严肃态度，还有越过时代的召唤和共情能力，并认为“诗歌的真诚”是当代读者可以认识到的比伟大更重要的东西。对此，我想引用奥拉夫·豪格的几句更具朴素意味的诗歌作为结尾：“如果你能写出一首／农夫发现有用的诗，／你应该幸福。／你永不能理解铁匠。／最难以取悦的是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