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7期“诗歌联合课堂·评刊会”上的发言

先从时光的飞逝和对时光飞逝的感慨说起。不知不觉，河北省作协《诗选刊》和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创办的“诗歌联合课堂”已经进行了半年，已经是第7期了。作为河北省作协的老员工，作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师，我也愿意代表在座的、主要发起人李建周和桫椤，向所有参与过“诗歌联合课堂”的老师、同学、诗人和批评家朋友表达真诚的感谢，谢谢你们的倾力参与，谢谢你们的真知与灼见，谢谢你们的肯定和批评。肯定和批评，似乎是两个向度，但其目的性、目标性是一致的，都是希望我们的诗歌刊物能够越办越好，都是希望我们的诗歌写作更上层楼，更有力量和高格。当然，它也是对我们所有批评的参与者的一个极有交流性的考核，它考核我们是否具有本质性的真诚，考核我们的见解见识和敏锐度，也考核我们的诗歌感受力。部分地可以说，在这样的交流中，我们也能借助别人的理解和批评“看见”自己的匮乏、偏好和可能的盲区，而这，很可能会让我们所有的参与者尤其是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学们更受益。

借用这次“总结”的机会，我也想略略地延宕一下，谈几点和诗歌、刊物以及读者相关的话题。

一是关于诗歌刊物

在“诗歌联合课堂”上，我们先后邀请了七家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诗歌刊物共同参与，并在专家发言和学术交流之前请各家刊物的主编（或执行主编、编辑部主任）介绍了刊物的稿件选编、刊物定位和栏目设置等情况，让我们得以部分地了解了他们的刊物选择和“运营”方式，更深地理解了他们的基本操作和为此的坚持，也得以更有效地体会了他们的艰辛。在这里，我还依然愿意代表在座的建周和桫椤，对各家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参与我们的诗歌刊物表达敬意和感谢。谢谢你们在种种压力、挣扎和妥协中的所有付出。本质上，基于理解、尊重和希望能在好和更好之间选择的可能，我愿意略过夸赞之词而谈一下自己作为读者和批评者的隐忧。我觉得，我们当下的诗歌刊物，就诗歌的真问题发出讨论和争辩的机会和创见少了，推出那种极有创造力，甚至给我们的审美带来灾变的新人少了，对于创新、创造和冒险的鼓励也少了。翻阅诗歌刊物上的诗人新作，整体阅读的感觉是平，平常，甚至多少有些平庸，偶尔有几首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即使这样的作品往往也是在一个“瓶颈”性的合理范围之内，它们所形成的冲击力量和灾变意味都是不够的。我们看到，新人在出，但这些新人的提供其实在我们的旧有审美的范畴之内，是延续、复写，而非更张；我们看到，美妙而短小的诗歌在出，它们不错，但往往止于一个“不错”，我们试图寻找的那种力量感总有些欠缺，有时也过于点到为止，没有继续的深入和开掘感。我们也大约需要警惕某种“塑料花”的充斥，它具备手把件的美，但对人生、时代和我们的命运思考没有新提供。是故，我特别希望能看到给我的胸口重重一击，让我感觉自己的天灵盖被打开的那类写作，特别希望能让我耳目一新，感觉这样的句子实在太妙了我写不出来甚至不敢用这样的方式完成的那类写作。在这里，拜托我们的诗歌刊物和诗歌编辑们，请为我这样的阅读者有所考虑。当然，有那种综合性、江流感的大作佳作也是我们的共有期待，或者是更为期待的，但它似乎更为稀缺。

二是关于诗歌阅读

关于我们当下的阅读环境。中国本来是一个诗教国家，诗，是我们这个民族文明文化中最为重要和核心的支撑之一，它影响着我们的审美，影响着我们的文化认同，影响着我们的智趣和人生思考。记得有批评家极为笃定地说过，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都是一个潜在的诗人——是吗？还是吗？在当下，诗歌的阅读者却是越来越稀少，我们生活和生命中的诗意也越来越稀薄，它，被挤出了我们的生活，挤出了我们的生命。即使在大学中，现代诗的阅读群体也是贫弱可怜的，我们已经不相信诗意，不相信诗的滋养，当然也似乎不愿意面对任何的模糊性和思维难度。这是我们的现实，可怕的、可怜的但又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诗歌阅读者的减少当然需要在诗歌写作中（或者说诗歌生产中）找原因，在刊物的刊发和编辑上找原因，但更要省视和自问的，却是我们自己。即使我们的专业从业者，职业或半职业的诗人、教授或批评家，扪心自问，我们还那么如饥似渴地读诗吗？我们还为一首诗或者诗中一个令人惊艳的句子而兴奋一整天吗？我们，还信任诗和诗意吗？因为受众的减少，因为时代对于诗歌需求的减弱，因为其他复杂而深刻的原因，“文学何用”“文学的力量在哪儿”的老问题又重新浮现。在这里，我也愿意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在文学阅读尤其是诗歌阅读中所要的意义和力量，是文学本身，还是希望它有某种更变社会和生活的力量呢？我们迷恋的是不是力量这个词？事实上，文学的力量一直存在，即使我们剔除了审美，剔除了故事的美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曾在一篇文字中笃定地谈道：“正是由于文学的存在，由于它所形成的良知，由于它带给人们的希望和憧憬，也由于我们在进行一次美丽的幻想之旅后回到现实时的失落，正是由于这一切，比起过去的时代，比起当初那些讲故事的先辈们试图通过寓言使生活多一些人道的时代，如今的文明才得以少一些残忍。如果没有我们读过的那些佳作，我们一定会大不如现在；我们会多一些妥协，少一些躁动和倔强，甚至丧失批判精神，而后者才是进步的动力。”——我愿意朋友们多读读这段话，认真思考和掂量这段话，它的里面包含着真知与灼见。如果说文学在丧失着它的力量，那只能说明我们自己的丧失，包括我们大脑中那个接收器的失敏。我时常听人劝告我们说不能责怪读者——真的不能责怪读者吗？读者，什么时候拥有的这种可笑的豁免权？作为一个资深的阅读者，我不会为自己申请豁免的，我也不会把这份豁免送给任何人。

三是关于诗人和诗歌写作

前些年，作家韩少功针对小说的创作提出过一个概念，“叙事的空转”——我们在写，我们在大量地、努力地写，但这些写下并没有提供任何新质的、有分量和价值的东西，我们回避着一切可能的难度，回避着冒险性的探索，回避着思考的深入和有强度的智力博弈，回避着现实的、政治的、精神的、命运的所有所有具有锐利感的东西……它所剩下的，就是浅淡如水、流于表面和形式的“技术活”，有时我们的技术活也做得并不够好。我觉得把韩少功的这个判断移来，移至诗歌创作中，它大概也是成立的。在这里，我把自己放置在诗人的行列中，我的提问更多是针对自己的。我们还在冒险吗？无论是哪一种向度的冒险？我们是否在不自觉的时候已经踏上了不冒险的旅程？我们还在尝试向高格，向未有，向别人提供不了而不懈努力吗？我们还在反复地、反复地掂量每一个词和它的背后，为它延接我们的血脉和骨骼吗？我们能够为新的审美提供可能吗？如果我们只提供大家都已知的、顺滑的、平庸的，甚至是手把件式的小眉小貌之美，而对生活、生命和发现毫无意义的话，我们有什么资格来责怪读者的远离呢？大江健三郎反复地说过：“我是唯一跑出来给你报信的人。”我们做到了吗？我们有这样的心思吗？甚至，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吗？我们是否可以在写下之前，先问一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它？它有什么了不得的发现吗？它能够与前人的提供有所区别吗？它在艺术探索上提供了怎样的新可能？这，其实是个问题。我愿意提出来，与我的同行们、诗人朋友们共勉。

（作者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