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与物的镜像折射

主持：李建周（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嘉宾：刘洁岷（《江汉学术》编审、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桑克（诗人、译者、批评家）、李海英（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马春光（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副教授）、倪忠梅（《大家》杂志编辑部主任）

讨论者：李双（开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万冲（南通大学文学院讲师），付聪（河北人民出版社编审），孙成玮（《诗选刊》杂志编辑），周水寿（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晚（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赵芊宇（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景立鹏（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冯跃华、张高峰（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庞帅帅、贺姗姗、陈莹雪、李向东、陈瑾、马芸辉（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王祁睿恒（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硕士生）

李建周：各位师友晚上好。此次活动是“诗歌联合课堂·评刊会”第十期，我们选取的是《大家》杂志。《大家》本身具有双重含义，即“名家”与“众生”的要义，本身就具有“跨界”的意味。这种跨界性同样体现在栏目设置上，同一栏目既可以发表诗歌，也可以发表散文或者小说，具有跨文体的特征。在这个跨文体的刊物中，“诗镜像”不仅和其他文体构成一种镜像关系，同时也在诗歌的词与物之间构成纷繁复杂的镜像折射，这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空间。首先请《大家》杂志编辑部主任倪忠梅老师介绍刊物的基本情况。

倪忠梅：《大家》杂志自1994年创刊以来，已走过三十年的历程。在1990年代，杂志发表了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如莫言的《丰乳肥臀》等，并颁发了“红河文学奖”。今年《大家》前五期刊登了多位当代重要诗人的作品，显示了杂志对诗歌的高度重视。这些诗人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也在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有所贡献。当然，诗歌创作人数众多，作品数量庞大，这也带来了质量参差不齐的弊病，挑选优秀作品对刊物来说是重大挑战。《大家》杂志希望吸引更多优秀作者投稿，共同推动文学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杂志将继续坚持高标准，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文学内容。

一、语言突破与审美冒险

李建周：《大家》的栏目设置非常别致。除“大家典藏”外，还设置了“物与词”“虚构时空”等栏目，这在文学刊物当中还是比较特别的。栏目名称的设置，实际上是在表明其背后的文学意识，而这种文学意识又带有某种美学的挑战色彩，尤其是在语言上。作品有没有体现美学增量，很大程度体现在诗人语言是否有突破，有没有在形式上显示出成熟的个人化特征。

万冲：《大家》这几期刊发的诗歌有一个共同点，即对意识之物的一个转化，能够创造语言的灵光。臧棣老师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作《90年代诗歌：由情感转向意识》，他的这个意识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语言节奏的偏执、对语言风格的追求。借鉴现象学关于意识的思考，我认为这个意识是关于某种物的意识，它处于流动之中，可以通过反思被直接把握。那么我们从这种角度来看，刘洁岷和臧棣老师的诗歌都十分善于将流动的意识转化为语言，能够充分激活语言的能量，在语言的声音、图像维度都有新的创造与生成，并且能够创造一个语言的灵光。我觉得这是当代诗歌非常可喜的创造。

赵芊宇：纵观这几期的“诗镜像”，我发现《大家》刊登的诗作在审美上有很多都体现出语言实验的倾向。比如张执浩《我选择继续》等作品以散文式的语言形成了一种独具风味的审美体验，混合文体的形式也为多层情感的出发提供了空间，原本似乎毫无关联的元素被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搭建出了一种新的语言秩序。姚风的《大海的法朵》在学习了葡萄牙传统民歌法朵风格的基础上展开写作，强烈的旋律感实现了语言音乐性的探索。

冯跃华：最值得注意的是臧棣。《大家》有两期刊登了臧棣的诗。相对于《致春天的艾米莉》，《玫瑰博物馆》可能更能体现出诗歌语言和想象的冲击力。我们知道臧棣的诗歌经常构成一个世界，比如他的“入门”系列、“万古愁”系列、“丛书”系列等。《玫瑰博物馆》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组诗，它构成了一个有关“玫瑰”的世界。但臧棣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几乎是完全抛弃了有关玫瑰的诗歌的“咏物”传统，而是自己去创造一个诗歌世界，这种语言的拼接、想象的探险以及玫瑰博物馆中的奇妙体验，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性的展开，并且在过程性的展开中成为一个“事件”，这才是最令人“震惊”的，甚至达到了“失语”的程度。

贺姗姗：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的诗歌好像写着写着只剩下“个人化”和“语言的狂欢”了，“历史性”再次消失了，大多诗歌都已逐渐丧失了对现实讲话的兴趣和能力，更不要提历史承担力了。包括臧棣自己的诗歌也面临这样的危险，这是一件值得我们警惕和思考的事情。尽管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高呼“诗歌除了高贵什么都不承担”，虽然他也声称“我的诗歌早已转向对时代现场的关注”，但是从他当下的诗歌文本来看，他仍然表现出更多对“语言”的迷恋。对一个诗人而言，这固然没有错，但是如果臧棣想对自己有所突破的话，必然需要从他的语言狂欢中跳出来，毕竟他是当下为数不多的能够成为大诗人的诗人之一。

李双：我认为一个文本的成功与否，不需要太复杂的分析。它有没有超出你的阅读期待？有没有形成新的思域？凭直觉瞬间即可判断。坦率地说，诗人姜飞的诗没有出现我渴望的未定点和可以填补的空白。我注意到他的这首诗的题目是“东北西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地理概念，然而相对而言却没有拥有比较丰厚的精神空间。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最鲜明的文化背景是对立的两极并存、无处不在的裂缝，这决定了我们要写什么样的诗。写作不但要打破旧有的语言方式和审美逻辑，还要建设新的语言方式和审美逻辑，拓展新的语言边界，否则写作是没有意义的。

张高峰：作为80后代表性的诗人，杨庆祥对诗的语言表达的可能性与历史经验的关注、对诗的想象力的无限生成和一种不可拘束的语言终结之力的尝试，使得他的诗作往往有一种直觉感知的精神实质。我们会整体感受到他在诗歌中有一种碎片化的情感载体，从而生成了他诗作当中充满隐喻性的审美张力，这颇为耐人寻味。比如他的诗作《为了谁的弧形之脸》《你要将我运向何方》等等。

陈瑾：在《普者黑的黑》一诗中，宗仁发并不是从“风景”来进入，而是玩弄起语言游戏。普者黑的“黑”到底是什么“黑”？这个题目在语言上的游戏性是显而易见的。普者黑是彝族语言，汉语意思即为盛满鱼虾的池塘。所以诗人写普者黑其实是“被汉语的逆光命名”。这种不同语种之间的转换是一种语言的游戏。第二和第三小节则是在具体意义上和诗歌名称上的“黑”进行对照。尤其在第三节写喀斯特地貌，诗人的修饰语是“不能蓄水，植被贫瘠。连山上的猴子，已习惯乞讨为生”。这显然是对“风景”的颠覆，其中既有游戏的态度，又包含着部分的调侃、虚无，以及虚无背后的痛感体验。当然，这种痛感体验被包裹在语言的游戏之中。

李晚：我对《大家》杂志以及“诗镜像”是有所期待的，这种期待是希望读到更多完全奇诡瑰丽的陌生世界。这种诗作凭借想象力的风暴，将我们掀上诗意的九霄云外，而想象力就该为“诗镜像”带来异彩纷呈的诗意的漫反射。比如之前做过的跨文本栏目，其实就非常有价值和意义。在创意写作的示意下，跨文本也应当是诗歌创意与想象的自觉，这或许可以为之后的诗歌与诗人的选取提供思路。经验现实的有效激活

李建周：刚刚大家都谈到了“诗镜像”中的语言。除此之外，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诗歌不仅反映了我们所经历的现实，更挑战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和理解。那么，如何去面对经验现实的有限性？如何去激活过去和将来，以及其中隐含的潜力？当下的困境和问题又在哪里？我们能否在镜像的折射中有效发掘它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以便走向一个更好的精神空间？我们可以围绕《大家》这几期的诗歌内容聊聊这个话题。

赵芊宇：《大家》中的许多诗歌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与现实性，直接或间接地触及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议题。同时，诗人往往不只满足于对表层现象的描写，还会去挖掘背后隐藏着的生命哲学和社会意义的生存能量。张执浩对生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善于从细微处着笔，挖掘日常生活中的诗情。比如通过停电后点蜡烛这样一个寻常动作，生发出对于时光流逝的感慨。停电成为连接过去和现在的开关，蜡烛让时间具象化，产生画面感。此类从生活细节入手的作品还有吴少东的《北京时间凌晨三点四十五分》等。这些诗歌将平凡的日常升华凝缩为诗人对生活的思考，证明寻常事物也可以成为传递复杂情感的媒介。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诗镜像”栏目对社会变迁、环境变化、人际关系等时代命题的关注，发挥诗歌的镜像功能。

庞帅帅：透过这些诗歌，我们会发现《大家》杂志十分关注生命凋零的样貌，以及其背后所展现出的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多样化的历史观。现代人被困于不同的场域之中，难以安放沉重的肉身，也难以为灵魂寻得持久的信仰。他们的历史观也并非单一，因为生命的因缘聚合条件各异，与历史的关联程度也就有所不同。

李向东：进入21世纪，诗歌伦理经历了颠覆性变化，他者的形象变得更加侵凌和突兀。臧棣、杨庆祥等诗人的作品展现了一个他者的世界，其中自我表达变得被动，他者与自我的断裂不可弥合。张执浩的诗歌则通过口语化表达，展现了他者与自我关系的紧密纠缠。当代诗歌中，他者不再是抒情对象，而是自我生存场域中的异质性存在，形成了侵凌性的关系，体现了诗歌伦理转向关注现实生活和个体生存状态的趋势。

陈莹雪：抛开诗歌的音韵、字词、分行等，还原到诗歌最初的感觉去体味诗歌，何尝不是一种解读诗歌的方式。我发现这五期的诗作有一个共同点——能够很敏锐地抓住触动自己的细微之处，并延伸到有关人生的哲思。还有一类比较触动我的，就是对自身的回溯以及深度剖析自身心灵深处的诗歌创作。当然，如果单纯以“感觉”来品评诗歌，势必会造成强烈的主观性，这是作为评论者需要警惕的，但是我们也不要遗漏“感觉”的重要性。

李晚：“诗镜像”栏目，通过诗歌来映射现实与历史的交织，展现了一个由现代生活场景与历史遗迹共同构成的复杂世界。栏目中的诗歌，一方面捕捉了地铁、菜市场、牙医诊所等当下生活的脉动，另一方面回溯到故国、山洞、古碑等过去的时空。这些作品揭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过去与当下交错的时空中，一个充满漏洞和欠缺的世界。臧棣指出了历史的缝隙，而吴少东的诗歌则提供了对这些漏洞的反思和回应。诗人们不仅重现了过去的色彩和温度，还洞察了现实世界中那些被忽视的、根本性的漏洞。他们的诗歌是对这个世界不完善之处的一种艺术性修复，是对现实与历史深处的裂缝进行的诗意填补。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得以在诗行间感受到时间的深度和空间的广度，体验到在世界的欠缺之处，诗歌如何成为一种重建的力量。

马芸辉：我觉得臧棣的诗歌创作通过“仿作”实现了与历史诗人的跨时空对话，强调个体生命体验与时间流逝的思考。他的作品探讨死亡、永恒和历史，用“玫瑰”象征复杂人性和社会文化。与张执浩温和的宿命感相比，臧棣展现了对生命、孤独和时间的深刻反思。

贺姗姗：很明显，臧棣在狄金森的诗歌中找到了与自己相契合的诗歌精神、诗歌气质或是诗学理念，所以狄金森也就成了臧棣的一面诗学“镜像”，这一点在他效仿或写给狄金森的一系列诗作中都能感受到。他们都擅长从自然的生命中汲取能量。按照臧棣的说法，“对植物的观看，在本质上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开放的审视”。他和狄金森都将诗歌视为一种内在生命体验的表达方式。我觉得在他对狄金森的推崇和赞美背后，其实隐含了一种他一直秉持的个体诗学观，这种诗学观涉及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或是个人性与公共性等问题。当然，臧棣对于诗歌的介入问题是持一种辩证看法的，诗歌要介入现实，但是也一定要谨慎介入现实。

张高峰：个人化写作通过语言转化捕捉真实体验，将语言视作转制装置，创造出独特的诗歌。臧棣的《致春天的艾米莉》和《玫瑰博物馆》展示了对修辞技艺的精纯表现，语言具有韧性和黏性。这些诗作具有高度的可辨识度，通过语言的转换和感知力的呈现，展现了原创力。臧棣的诗歌还体现了对微观的强烈感知，并融合了独特的诗歌话语和思维技巧，拓展了当代诗歌写作的空间。他的诗歌有时采用陌生化的表现手法，通过语言的宽裕重新定义生命的感知，引导读者以旁观者视角重新审视难以归类的存在。比如在《玫瑰乐队》中，臧棣探讨了孤独与记忆，暗示孤独可能只是意外。他的诗歌也展现了实质性的想象力与物化直觉的密切关系，比如《致春天的艾米莉》对时间的描述，体现了精神分析式的写作手法、处理生命经验的感知。这些作品促使我们对特定存在形态进行自觉检查，体现了个人化写作在诗歌中的深度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