浥浥春泥

2024年，春泥诗社将迎来她四十岁生日。四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一个人而言，却走过青葱，抖落青春，抵达“不惑之年”。四十年，春泥诗社经历了“一夜爆红”的荣光和一度消沉的静寂，今天仍“老夫聊发少年狂”，再次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成为活跃在乡村振兴路上的一支“文学轻骑兵”。四十年，让我又想起了那群为诗相聚、为诗奔走、为诗歌唱、为诗坚守的小伙伴们，想起当年诗歌那些事儿。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中国大地，也唤醒了久睡在青年农民心中的诗情诗神。随着“大包干”政策的全面推开，农村经济空前活跃，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和郝志亭、郑书联、王奎高等几个高中同学便爱上了文学，从“牙缝里”省下钱来订阅《诗刊》《萌芽》《山花》，下课后跑到东山坡那棵松树下朗诵纪宇的《青春之歌》，以张海迪为偶像，立志当一名作家。

高考时，我们那一级同学几乎“剃了光头”，只有刘升基、闫洪金、杨学光三人考上了潍坊农校。但我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并没感觉到高考落榜的失落，因为我们写诗。在广阔的农村大舞台上，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的我们，并不满足于看看电视，听听录音，十里八乡地赶着看电影、看剧团演戏。我们不甘沉默，我们要自己写书，自己拍电影，自己演戏。这一股股新的浪潮，激励着山乡里爱好诗歌创作的青年农民，为山里人讴歌，为山乡美丽风光抒写的激情时时刻刻都在涌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原乡……那个时候，睁开眼闭上眼都有写不完的诗。

说起来我是很幸运的，高中一毕业就赶上县里招考民办教师。1983年8月，我入职崮山乡中心小学，被分配到离“中心”很近的尹家庄村小学，执教一个二十五人的“二四”复式班（因村庄小学生少，把二年级四年级编在一个班级）。记得我去中心小学拿录用通知的时候，看到高我一级的高中同学张文华、张素兰也一同被录用，便自告奋勇地骑自行车走了十五里山路给她俩送通知。因为，我早听说张文华和张素兰都喜欢写作，也知道她俩已经参加过几次县里举办的文学创作培训班。她俩长我两岁，是我诗歌路上的两位大姐。

共同的爱好，共同的事业，让一批青年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我们在教学上相互帮助，在创作上彼此鼓励，除了与校内志趣相投的青年教师谈诗论赋外，还主动到乡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周边的村庄找一些文学爱好者交流。时任党委通讯报道员臧立荣、马戈庄村的官本书、信用社工作的于兆杰、后来成为大画家的张涌都是那个时候加入写诗“朋友圈”的。

起初，我们这群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连诗歌的格式都把握不住，写出的东西自己看着也不像样子，但强烈的写诗欲望，逼着自己一点一滴地学，一句一句地写。记得我刚教学的时候，每当工作之余，就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写诗，读书，思考，一到周末就拿着自己刚写好的诗歌读给小伙伴们听。有一天，我看到张文华写的《红石榴》《大泽山水库》，张素兰写的《紫》发表在《柳泉》杂志上，便奔走相告，心里特别激动。看着她俩手写的文字变成了铅字，自己也深受触动，创作的热情更加高涨，写诗的信心更强了。

为了向老师们请教，我骑着自行车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县文化馆，从馆长蔡德科到搞音乐的袁延书老师、搞美术的时述富老师我都认识。当然，最熟的还是搞文学辅导的赵伟、李薇红、陈传瑜老师了。姜言博是80年代著名的青年诗人，是我崇拜的偶像和诗歌创作的指导老师，给我和诗社至关重要的扶持和引导，陪伴着我在诗歌路上一路前行。大约是在1987年秋天，我有幸受邀参加在安丘举办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笔会。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平度出远门，不知道安丘有多远，在什么地方。加上我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出行的困难还是很大的。但机会难得，参加学习是铁了心的。为了第二天坐车方便，头一天晚上我便骑自行车到了平度大理石厂，找到在那儿工作的姜言博老师。姜老师把我领进职工宿舍楼前边的“创作室”，一个不足五平方米的储藏室，他笑着跟我说：“我一年发表三四百首诗，就是在这儿写的。”我和姜老师在“创作室”里喝酒谈诗，他还特意把安丘朋友的电话记在一张纸条上递给我，晚上我俩就挤在用麦秧草和蛇皮袋子做的大草褥子上。第二天一大旱，姜老师骑自行车把我送到平度汽车站，临行前他从裤兜里掏了很久，把掏出来的粮票全塞到我手里。我坐在去安丘的客车上，小心翼翼地数了数这一把皱巴巴的粮票，一共是十二斤八两。我的心暖暖的，眼角上噙着感动的泪花。

1984年春天，县文化馆举办了一个诗歌创作培训班，崮山乡的青年诗歌爱好者占了多半。这似乎是一次久违的聚会，每个人的脸上都闪烁着火一样的热情。我们彼此温暖，渴望心灵的自由，脸上荡漾着发现诗美的喜悦，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是啊，我们多么需要一个集体组织，需要更多的人在一起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张文华提议：“成立诗社吧！”这句话代表了大家的共同心愿，于是一个新时代的诗社开始酝酿了。

时代的需要，青年的呼声，领导的支持，坚定了我们成立诗社的决心。经过一番细心的斟酌，大家决定以“春泥”作为诗社的名字。我即兴作了一首短诗：“请相信／天际最后一缕徘徊的星光／是春的使者／报告遗失／报告希望／报告腐败和惆怅／报告苏复和兴旺……／／细雨与春滋润／春光与泥土酝酿／犁铧掀起的波浪／把春收藏／／把所有的星斗／播进开冻的土壤吧／春是开始／泥包含希望。”（《春泥》，1984年11月10日在《平度大众》首发，后被《青岛日报》《群众文艺》等十多家报刊转发）。

后来，张文华、张素兰张罗着我们几个联名向乡党委、村支部以及县文化馆和乡文化站写信，提出了成立春泥诗社的建议。乡党委看到信后非常重视，先后为诗社成立召开了三次专题会议，认为为了提高山乡人民的文化水平，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必须支持这一新生事物。时任乡党委书记邹书良还为《春泥》诗刊题写刊名并责成文化站站长石文斋直接抓诗社，在机关大院内腾出三间房子作为诗社活动场所，首次拨款六百元，作为诗社活动经费。乡党委把诗社看作一所大学校，从中可以培养人才。并提出“要写诗先做人”，要求加入诗社的社员必须是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诗社成员必须做好本职工作。在取得了各级领导的支持后，我们向全乡十八名农村诗歌业余作者发出了成立诗社的邀请信。

1984年10月7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春泥诗社成立大会在崮山乡大姑顶脚下的下马村召开。王召新、孙廷忠、谢芳等二十九名青年农民业余作者，汇聚大泽山主峰之一大姑顶下的下马村小学，庆祝自己的创作团体成立。除崮山乡本地事先约好的诗歌业余作者外，还有闻讯从龙山乡、大田乡专程赶来的十一个陌生面孔。当时参会的那帮人大都是高考落榜返乡、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农民，平日爱好文学，大都在省、市和县文艺刊物上发表过诗歌作品。这些小青年大部分是民办教师，很希望利用这样一个组织，促进山区教育和自己的教学工作，使山里孩子从小得到美的熏陶。

会议开得很成功，乡党委写来了贺信，县文化馆打来了祝贺电话。会议决定由乡文化站站长石文斋任诗社社长，张文华和我任副社长，张文华还兼任编委主任。张素兰、臧立荣、崔瑞青等六名创作成绩较好的青年任编委。就这样，在胶东半岛，在平度县崮山乡，在一个叫桃花涧的小山沟沟里，“春泥诗社”破土而生！这是全国第一个带着泥土芬芳的青年农民诗社，是山乡青年的一大创举。它散发着泥土的香味，给文艺的春天带来新的气息，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它像初春的雷声，震动了《人民日报》《农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作家信息报》《农村青年》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全国三十多家新闻媒体。就连国防边境线上“猫耳洞”的战士，在炮火暂停的间隙中也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

“春泥诗社”的农民兄弟姊妹：我叫赵习军，是战斗在老山前线的战士。前几天，我看了一份《农村青年》，知道你们办起了“春泥诗社”……在此，我以一名诗歌爱好者的身份，祝贺“春泥诗社”的诞生和繁荣。……来到绿色的军营，尤其是来到了散发着焦土气息的老山前线，战士们那种热血男儿的博大胸怀，为国吃尽千般苦的高尚品质，又激起了我写诗的热情。……我想加入你们的诗社，你们愿意接收我吗？……敌人又打炮了，就此搁笔。（1985.12.31于老山）

这是一封长信。如果不是因为“敌人又打炮了”，还不能“就此搁笔”。

有一天下午，邮递员抱着厚厚的一沓子信走进小马小学，其中一个“牛皮纸”信封是国务院寄来的挂号信，需要张文华签收。“快来看！快来看！万里副总理来信了！”张文华打开信后，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大声地叫了起来。办公室的老师们纷纷围拢过来，争相传阅。自称“五朵金花”的张文华、崔水清、张素兰、刘成香、尹秀峰商议：“这封信得马上送给领导看看。”张文华一看天色不早了，说：“我这就去，再不走就晚了。”说完，她把信放进自行车前边的小框子里就上路了。那天，外面的风特别大，张文华骑着自行车，一连走了十几里山路。当她风尘仆仆地赶到文化站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封珍贵的来信。当她意识到“被风刮走了”的时候，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石文斋老师安慰道：“不急不急，明天咱再仔细找找。”他摇了摇头，“你看到信里的内容了吗？”这个山村女孩迅速从着急的情绪中回过神来，想了想，坚定地说：“万里副总理表扬咱春泥诗社啦！他还鼓励社员们要热爱生活，好好学习，多写诗，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第二天，石老师和跑工作片的其他人员一大早就去了沿路的马戈庄、朱黄、黄山后、西李、陡沟等村，让村干部发动村民找了半天也无果而终。这封“珍贵的信”，最终成了“春泥”不解的心结和永久的遗憾。多年来，我一次次还原那个情景：一个山村女孩，顶着风，在崎岖的山路上疾驶l风尘仆仆，她站在乡文化站门外，焦急地翻找，为一封被风刮走的信，伤心，流泪……

春泥诗社浓浓的乡土气息迅速散发到了首都北京，散发到了祖国边疆，散发到了火热的老山前线。就在春泥诗社正欲含苞怒放时，乡党委书记邹书良及时洒以春雨，滋以甘霖，给《平度大众》编辑部写了一封推荐信：“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您推荐这组充满乡土气息的习作。它出自我乡农村青年创办的‘春泥诗社’社员之手。尽管还不成熟，却洋溢着他们对春天的渴望，对泥土的亲吻和对新生活的热爱。正如他们自己在发刊词上所说：‘我们不甘沉默，不甘忍受贫瘠的痛苦。我们渴望春日，渴望金色的未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民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满腔热忱地支持他们开展文艺创作活动，有着深远的意义。我希望贵报能为他们提供园地，让这些无名的小树，早日茁壮成长起来。”

1984年11月10日，《平度大众》整版刊登“春泥诗社”社员的作品。不久，《平度大众》又为我们举办了诗歌创作班。那时，县里有专项经费，统一安排吃住，还发生活补贴，我备受鼓舞。在这次培训班上，我认识了《平度大众》副刊编辑赵伟、张璋两位老师，还结识了王长令、贾维等十几位业余作者，并创作了《农忙》一诗：再也不是／让忙乱占领这个季节／／瞧大门开着／橘红色的杏探出墙外／向着繁忙的麦田张望／／谁不知晓／她是她家呱呱叫的一把手／家里家外被她安排得／妥妥当当／／小叔子忙割／丈夫打场／又邀来开拖拉机的妹妹／帮送公粮／／白天呢／洗罢衣服／又蒸干粮／罐中生着豆芽／锅里炖着鸡汤……／／手没闲着／嘴还闲着／干脆打开收音机／溜上两句／在《希望的田野上》……现在看，这是一首十分幼稚的诗。但在当时，我手捧刊登自己作品的报纸和两元钱稿费的汇款单，却欣喜若狂。

1985年，《青岛日报》曾以“万紫千红总是春”为题报道了在春泥诗社的引领下，《天棚》《野百合》《山菊花》等二十七个文学团体相继出现的“春泥效应”和培养一大批文学青年成长的“文学现象”，春泥诗社真正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青岛市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刨作团体之一。这时，邹书记又做出了鼓舞人心的决定，安排一名副书记带队，组织十六名创作骨干赴胶东十四县（市）采风、酿蜜。蓬勃的活力，甜美的生活，让我们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视野，诗心激荡，诗情迸发。《平度大众》特派记者全程采访，再次整版刊发我和石文斋、张文华、张素兰、杨春亭、崔瑞青、刘旭亮等七人的采风诗作。张璋老师采写的《撒下一路诗情》，也被《山东青年》等多家报刊刊发。

著名诗人苗得雨为春泥诗社题词：“诗生在泥土中，才有如此芳香。”我和诗友们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活动交流的次数越来越多。当时，诗社成员白天大都有繁重的工作，组织诗歌活动只能在晚上和星期日。我们的住处，远的相隔三十余星，最近的也有五六里地，凑在一起很不容易，但坚强的毅力和拼搏的精神让我们在学习写作的路上克服了种种困难。一行行稚嫩的诗句从山沟沟里飞出，一张张蜡纸被我和我的学生铺着钢板一笔一画地麴出，一页页诗稿用滚子从油印机上印出……当一本本的小集子装订成刊，我们端在手里反复端详，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