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爱的踟蹰美丽

萧红，原名张迺莹，1911 年6 月1 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现哈尔滨市呼兰区）东南隅龙王庙路南张家大院。儿童时期的萧红活泼好动，在祖父的陪伴下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许多烙印在记忆中的片段也成为其代表作《呼兰河传》的灵感源泉。1930 年夏，刚刚初中毕业的萧红被家中敦促与此前订立婚约的未婚夫汪恩甲完婚，而此时的萧红已与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的表哥陆振舜暗生情愫。意图抗婚的二人一同南下北平，萧红进入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校园时光。1931 年3 月初，被断绝经济来源的萧红不得不返回呼兰，并被族人囚禁在福昌号屯。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局势逐渐变得混乱，萧红在小姑和七婶的帮助下得以趁乱乘一辆运白菜的马车逃脱监禁，前往哈尔滨。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再次投奔未婚夫汪恩甲，与汪恩甲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开始了长达6 个月的同居生活。1932 年4 月，汪恩甲以回家筹钱为由一去未归，留下已怀有身孕的萧红被旅馆扣为人质。在旅馆老板要将其卖入妓院抵债的威胁下，萧红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主编裴馨园写信求救，其情况受到了裴馨园的重视和回应。1932 年7月13 日，裴馨园安排手下的作家三郎（萧军）为萧红送书，二人一见钟情。1932 年8 月，松花江决堤，在倾城的洪水中，萧红搭乘一艘运柴火的救生船逃离旅馆，重获自由。之后，萧红与萧军先是一同住进哈尔滨欧罗巴旅馆，不久又搬入商市街25号，在此写就了小说《王阿嫂的死》，并与萧军共同完成了《跋涉》的创作与出版。1934 年3 月，受到舒群的邀请，二萧前往青岛。在青岛期间，萧红完成了中篇小说《麦场》（后经胡风改名为《生死场》）等作品的写作，并尝试与鲁迅通信。1934年11 月30 日，萧红与萧军在上海的内山书店与鲁迅见面，后在鲁迅的提携下进入左翼文坛。1935 年5 月，萧红完成了散文集《商市街》的创作，小说《生死场》则于同年12 月作为“奴隶丛书”之三自费印行，内收鲁迅的《序言》和胡风的《读后记》。1936 年7 月，二萧爆发情感危机，萧红东渡日本。1937 年1 月，萧红回国，8 月受胡风邀请，与萧军、曹白、艾青、彭柏山、端木蕻良等作家商议创办刊物，萧红提名刊物为《七月》，获得普遍赞同。9 月，受国内战局影响，二萧向武汉撤退，又于1938 年1 月与聂绀弩、艾青、田间、端木蕻良等人离开武汉，前往临汾。在临汾，萧红与萧军正式分手，之后与端木蕻良结为夫妻。1938 年9 月，萧红去往重庆，又于1940 年1 月17 日与端木蕻良一同由重庆飞抵香港。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因病无法撤离的萧红滞留香港，其间受到了骆宾基的照料，完成了小说《呼兰河传》和《马伯乐》（第一部）的创作。1942 年1 月，萧红被误诊为气管结瘤，手术不久后便陷入深度昏迷，最终于1 月22日上午10 时在香港玛丽医院与世长辞，享年31 岁。

萧红的一生短暂，正式从事写作的时间也不过十年左右的光景，小说无疑在其创作历程中占有突出的位置。1932 年冬末，萧红以“悄吟”为笔名参加了哈尔滨《国际协报》的新年征文，创作了其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并于1933 年1 月1 日正式发表于《国际协报》元旦特刊。对此，学界多将该篇小说的发表视为萧红作家职业生涯的开端。然而，小说并不能被看作萧红尝试写作的开始。事实上，萧红的写作之路既非萌芽于小说，又非源于散文，而是以新诗作为起点。

1931 年4 月初，因逃婚闹出诸多风波的萧红被族人囚禁于福昌号屯，其间相继写下了《可纪念的枫叶》《偶然想起》《静》《栽花》《公园》等短诗，记录了过去的诸多回忆和当下排解不开的愁闷情绪。但这些短诗写就后并未发表，只在1937 年与其他诗歌一同被萧红抄录于自集诗稿之中。“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当头，11 月，黑龙江省战局吃紧，流落在哈尔滨的萧红为生活所迫，再次投奔未婚夫汪恩甲。在同居将近6 个月之后，汪恩甲以筹款为由一去未归，萧红则因此前二人拖欠了旅馆巨额费用被扣为人质，落入了即将被卖进妓院抵债的险境。

在困顿和绝望之中，萧红依旧坚持着写作，短诗《春曲》便在此期间创作而成，并反常地显示出了与当下处境截然不同的明媚底色：“那边清溪唱着/ 这边树叶绿了/ 姑娘啊！ / 春天到了。”[1] 有关诗歌为何会以充满希望的轻快的词句与作者本人的现实境地形成鲜明的对比，学者们曾作出过两种解释：一是《春曲》是萧红怀着即将为人母的欣喜为腹中的孩子而作；二是《春曲》实则为萧军而写，表现的是两人一见钟情之后，沉醉于爱情之中的幸福。对于第一种解释，结合萧红投奔汪恩甲时并非出于爱情，以及生产之后对孩子的态度，可知孩子并未能够给予萧红以安慰，反而为其带来了更多愁绪。而对于第二种解释，虽然萧军曾在自己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小说《烛心》中详细记录了与萧红初次见面的情景，明确表达《春曲》是萧红为自己而作，但二人初次见面的时间是1932 年7 月13 日。而在1932 年6 月，萧红便已将《春曲》投寄《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并在稿件未收到反馈之后转投了《东三省商报》，最终经方未艾发表于商报的“原野”副刊。两种解释显然都存在各自的疑点，对此已难以进行准确的考证，但种种谜团共同标明了短诗《春曲》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作为萧红第一首得以公开发表的诗作，《春曲》实际上如同一根引线，勾连起了作者此后人生的转折和波澜。

虽然难以确证短诗《春曲》是否因萧军而作，却不可否认《春曲》在二人的感情进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催化作用。对此，萧军不仅在自传体小说《烛心》中有所表现，在其辑注的萧红信笺中也曾留下过这样的表述，“她整身只穿了一件原来是蓝色如今显得褪了色的单长衫，开气有一边已裂开到膝盖以上了，小腿和脚是光赤着的，拖了一双变了形的女鞋”，她纷披的长发如同一件弃物，但当他看到散落在床上的信纸和信纸上用紫色铅笔写下的诗句，却在瞬间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2]。那些回荡在萧军记忆中的诗句正是短诗《春曲》，而此次会面也同时唤醒了萧红久已枯萎的内心。即便依旧拖着临近生产的笨重身躯，时时忍受着饥饿和威胁，但在精神上，萧红已获得了爱情所赋予的力量，仿佛人生的春天是真的来到了，于是提笔将短诗《春曲》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扩充，最终变成共包含6 首诗歌的组诗《春曲》。

第一首短诗《春曲》在1932 年于报刊公开发表之后，又在次年10 月收入由哈尔滨五日画报社印行、萧军与萧红合编的小说散文集《跋涉》之中，在萧军的小说《烛心》中亦有所记录。《春曲》组诗的后5首却未曾发表，而是在1937 年被作者依照顺序誊写在从日本买回的笔记本上，并取名为《私の文集》，从此成为萧红默默收纳于心底的私人珍藏。这些小诗坦白直露又不失细腻地表现了二萧在热恋之中的内心活动，字里行间投射出对爱人难以抑制的强烈感情，如同萧军在《烛心》中所描写的那样，“不错！我们是太迅速了，由相识至相爱仅是两个夜间的过程罢了……他们也许会很温雅地笑着对我们说 ：我们只是一对狂饮爱酒的醉泥鳅，是不会咀味到那酒是怎样甜美与芳香。是一双不会节用爱情财产的挥霍儿，不久就要穷困了”[3]。虽然萧军一再强调爱得不可遏制，对“节用爱情财产”的人们不无嘲弄，但在组诗《春曲》热情的倾吐之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那些独属于萧红的敏感，以及躲闪其间的小心的试探和隐隐的担忧：想要义无反顾地去爱，却又怕摧残和伤害，试图踟蹰着保存起那一份“娇羞”的美丽，然而终究再也“没有一点力量”在爱的旋涡中拉开一段观望的距离。

“我问他这是为了什么”，“他说：爱惯就好了”，然而就像“久恋他就不娇羞了”，当“爱惯了”，曾经由爱的火焰融化的春水，也渐渐浇满了“苦杯”，一点点积在心中，风化成了干枯的“沙粒”。1938 年4 月初，萧红与萧军在延安正式分手，随后萧红便与端木蕻良结为夫妻，一路南下，二萧自此踏上了不再有交集的人生道路。有关分手的缘由，二人各自持有不尽相同的看法，局外人难以对此做出评判，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段感情都让萧红伤痕累累的内心变得愈发千疮百孔。

晚年的萧军在对萧红的回忆中留下了这样的评价：“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4] 聂绀弩则认为萧红本“不是人间笼子里的食客”，应当“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却最终在爱情上被“自我牺牲精神所累，从天空，一个觔斗，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5]。作为与萧红的生命旅程产生过密切交汇的爱人或友人，二者都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萧红性格上的软肋。而仅从组诗《春曲》所展现的情感纠葛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萧红在感情上的热烈和脆弱与近乎飞蛾扑火的执着，但这首因爱情东北诗人钩沉而奏鸣的“春曲”并没有止于爱情。

在萧红与萧军第一次见面时，萧红曾问萧军如何解释“爱的哲学”。对此，萧军干脆地回答：“谈什么哲学——爱便爱，不爱便丢开！”[6] 萧红则远没有这样洒脱，如其在诗中所写到的那样：“我爱诗人又怕害了诗人/ 因为诗人的心/ 是那么美丽/……我只是舍不得摧残它”，爱在踟蹰中所特有的娇羞的美好也被萧红所格外珍视。这并不能被简单看作性格上的软弱和对爱人的依赖。当萧红将爱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上时，爱便已不再是对某个个体的情愫，而是一种近乎信仰的坚持。正如其在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所说的那样：“‘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7]。或许这才是短诗《春曲》为何会在萧红人生的至暗时刻迸发出一抹亮色与暖意的理由，它并非因谁而写也没有为谁而作，而是为自己，为心中对温暖和爱永不冷却的向往。

在许鞍华导演的电影《黄金时代》的最后，见证了萧红之死的骆宾基独自一人行走在战火之下满目疮痍的香港街头。镜头随其目光上移，闪回到1932 年夏，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困居旅馆的萧红推开窗，伫立窗前四下张望。“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8] 低矮的窗户，阴暗的房间，因饥饿而孱弱、因怀孕而笨重的身躯都在以无声的方式倾诉着这句哀叹，然而憔悴的面容所无法掩盖的对自由的渴望，却让濒临绝境的萧红显示出某种异样的疏离和轻盈，仿佛被风鼓荡的船帆，只待决堤的松花江解开命运的缆绳。

与其说萧红是因一支“春曲”紧紧抓住了对自己如救命稻草一般的萧军的手，不如说她是借这双手把自己有力地推开。从此帆船驶向河道，流星划过原野，她望见的是高天和飞鸟，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奔向了自己短暂却又璀璨的黄金时代。

（王曼君，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21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1］ 《春曲》，选自《私の文集》手稿，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2］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152-154页，1981年。

［3］ 三郎（萧军）：《烛心》，选自《跋涉》，五画印刷社，第32-33页，1933年。

［4］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159页，1981年。

［5］ 聂绀弩：《和萧红在西安的日子》，《鲁迅文艺月刊》，第1卷第1期，1946年。

［6］ 三郎（萧军）：《烛心》，选自《跋涉》，五画印刷社，第28页，1933年。

［7］ 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报告》第1 卷第1期，1937年。

［8］ 聂绀弩：《和萧红在西安的日子》，《鲁迅文艺月刊》，第1卷第1 期，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