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涩年代

我们越往时间迈进，过去将离我们越近。

——（法）米歇尔·图尼埃

1

照片是黑白的，泛着黄，轮流在同学的手中传递，最后通过阿坤之手递到我面前。他让我猜，我是哪一位。

哎，这世上居然有这样的问题。

三排人员，或站或坐或蹲。照片上方有一行印出来的字：“五泾完小第七届全体师生合影，1976年。”脑海在飞快地搜捕，记忆也在全力回撤，我似乎从没见过此照。许梅芳老师坐一旁，他说：“是的，毕业了，走散了，没印给你们，但这就是你们当年的小学毕业照。”照片里，孩子们目光清澈，表情木讷。一张张脸似曾相识，又有说不出的陌生。

2017年12月3日，小学同学聚会，我们来崇福镇探望老师。四十多年未见老师，他头发全白，八十多岁，坐轮椅，精神尚佳，音色洪亮。他的家不大，八九位同学一来，沙发、凳子全占了，显拥挤了。

照片上黑压压的一群孩子，个个相似，稚气未脱。哪一个是我呢？时光便是如此无情，恍惚如同梦幻，确认，否认，再确认，再否认，记忆之门时开时闭，再把零碎的、如烟花般的人与事从时光的隧道里奋力拉出来。

我认出了我自己。最前排右侧第三个，蹲着，最小的个子。脸是尖的。布鞋，布衣，红领巾。

我们是坐挂机船去新市的，毛猪一样装满船舱，一群人还不时在打闹。照相馆橱窗里贴着放大的照片，热闹的马路就在身后。拍照背景是紫红色的丝绸幕布。披了布的照相机，是我第一次见到，静立在眼前。啪地一闪，强光掠过，眼睛好似吸进一团黑……记忆是模糊的，似不真实，又仿佛能记起些许细节来。

大家哄笑开来。“没错，没错，那个小不点就是你。”阿坤说。

2

完小本部只有两排房，一排在北，一排在南。教室共有六间，北边三间，南边三间，教师办公室夹在教室中间。

没有校门，没有校牌，更没有围墙。

白墙，黑瓦，中央是个小操场，旁边插着光秃秃的旗杆。风从南排房的窗口一直吹到北排房的窗口，从这个教室能看得见另一个教室里一群高低不一的头颅。学校像馅饼里的馅，被村庄包围。猪舍、羊舍就在边上，有时羊会长长地叫出声来，声音柔柔的，像是没睡醒。村民热爱每一寸土地，学校的空地也是，那里成了晒场。稻谷、黄豆、油菜梗，有时是清一色的稻草。稻草的气味浓烈，下过雨，有股酸酸的霉味在四周弥漫开来。

我家在五泾集镇上，从家里出发，走十几分钟，就能到学校。校舍掩在片片桑树丛后面。

那是一条泥路。河道刚开挖，淤泥从河底露出来，被抬上岸，见到从未见过的太阳，变成灰黑色。淤泥就铺在路上，路面细腻极了，又软，又柔，有弹性。我喜欢这条弯曲、变化的路。桑树是绿的，占领路的两侧，长长的枝条有时会伸过来，撩我的面孔。中途，会路过我小奶奶家，她家的门是敞开的，衣服横七竖八地躺在一根铁丝上。有时她会生煤炉，青烟蹿起，盘绕开来，越过她的头顶。我的叔叔会在里面敲敲打打，他学木匠，刚做了条凳子，不过质量堪忧，我们一坐，凳子就歪了。我斜背着深蓝色的书包，踩着松软，蹦蹦跳跳，毫无心事去上学。

教室呈长方形，采光好，大窗子透亮，能坐四十多人。墙上有长长的黑板，做在墙里，光滑，暗亮，彩色粉笔可以在板上写出漂亮的字。可惜这样的教室轮不到我。我们班不在这里，还在村子里，要一直往东走，在村子里的最里层。确切地说，在一户农民的家里。

沿小河浜向前，水草丛生，北侧都是农家。中间栏了个小坝，细水声流出来。过小竹林，便是一个面粉加工场。工场平时门窗关闭，闲着，偶尔有机器声咣当，面条便从机器里一缕缕吐出来。工场边有个小坡，淤泥堆成土，像山坡，我们班就藏在小山坡后面。

房子上年岁了，旧，暗，破。我们班三十多人，成了房子的新主人。东侧，连绵着农家，西边则是堵大泥墙。泥墙底部用土制的泥砖砌成，上部则用芦苇篱笆封住。泥地潮湿，光线从正面的侧门和窗子里透出来，有时也从芦苇篱笆缝里钻出，斑斑驳驳，像花絮一样散在课桌上。一个笨重的木架子，架起木黑板。黑板比我年龄都大，摇摇晃晃，不光洁，有条条细碎的裂纹，木节处还像伤口般开裂。黑板旁支了张小桌，叠着书、红色墨水瓶和我们厚厚的作业本，桌面旧，泛着陈年的光泽。那是许老师的专用讲桌。

许老师坐着，在一张高凳上，远比我们高。他俯视我们。上课了，会站起来，累了，会退回去。有时，他坐着也能讲课。

课桌是长条的，一排就是一张，一张坐五个人。桌子高低不平，坑坑洼洼，脚还会摇动。写字的时候，写着写着纸突然破了，那是笔尖不留神钻进了缝隙里。那些缝啊不能称缝，可以叫洞。洞，张着小嘴，在我们眼皮底下，眼睛一样看着我们，做鬼脸。那些洞就成了指头的伙伴，我们的小手指伸进伸出，桌下伸进去，桌上冒出来。三角尺能从长缝里提上来，橡皮也能钻过圆洞，我们变魔术给自己看。

我们的魔术法，以为许老师不知道，其实他都知道。他眼睛毒辣，且隐蔽。他的武器是粉笔头。有时，低头玩小动作，只听到蹦地一声。糟了，脑袋痛了，粉笔头穿越丛林般的头顶，准确地降临到某个头颅上。粉笔识人头，飞扬跋扈，已飞了若干年，有一定的准头，它攻击的都是男生，女生被豁免。他最有名是“毛栗子”，把中指折起来，呈三角状，凸出来，再用那尖顶敲打我们的头。我们一旦过分，越了界，“毛栗子”就会无预兆地降临过来。许老师圆脸，戴顶无沿的大呢帽，冬天会反手焐进两个袖口里。他话不多，说着说着就会严厉，刮风下雨，我们的心就跟着一顿乱跳。

班里有一个十五瓦的电灯，吊在黑板前，难得一亮。太阳猛烈时，里面光线还算柔和；遇上下雨，幽深就铺开了，覆盖整个教室。

狗会来凑热闹，在门口晃悠，有时直接把头探进来，嗅一嗅，一脸好奇。更多的时候是知了叫声的入侵，那些不知疲倦的知了大声喧哗，吵着，闹着，和我们争夺地盘。

别人看我们总是孤伶伶的，与总部隔了几十米，像弃儿一般。

许老师是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坐前面，沉默，瞪眼，看守那般神态。那条高凳子傍在窗口，他监视我们，也爱护我们。其他任课老师则像候鸟，轰地来了，又轰地飞走了。课程表贴在木板上，轮到纸上写着的老师时，那些老师就会自动现身，平时则根本见不到人影。我们与本部藕断丝接，早上九点，喇叭声从西侧隐隐响起，那是运动员进行曲，远远地透过村庄的树丛和屋顶一波波传来。我们跑着，走着，奔向本部，零乱的身影出现在那只架在屋顶的大喇叭下面。在操场上，我们伸胳膊，伸腿，与本部的孩子一起做广播操。

这是我们与本部唯一的联系。本部遥远得很，与我们没关系，我们活在自己一方小小的天地里。

3

当西北风贴着地面呼啸而来时，村庄寂静，小河结冰，地里的蔬菜蔫着头，被霜欺侮得不成样子。狗也缩紧身子，躲在墙角的稻草堆里。

上课时，我们笔挺地坐着，做筋骨，下课后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追逐，打斗，撒野。孩子们的头颅围满工场门口。那里门窗紧闭，铁栅生锈，我们霸占住门口，开始“轧猪油”。

青砖墙成了背景，我们贴着墙，分成两列，每列分别使力，把对方拱出去。又厚又肥的棉袄包裹我们，在呼出的团团热气中，我们挤啊轧啊，连墙上的灰也脱落了。最欢腾的是轧翻那一刻，对方轰然倒地，己方也顺势卧地。大家滚在地上，乱成一团，棉袄上全是泥灰，灰头土脸，但热情却在四溢。我们奔跑，跳跃，喜悦萦绕，脸与阳光一样灿烂，在寒冬里制造出一团团欢乐来。

村民也来围观，双手焐在袖子里，叼着烟，一派逍遥相。更多的时候，他们在墙角晒太阳，劈柴木，酿冬酒。我们互不交织。

我有一件小棉袄，我妈缝的，上面斑斑点点，有碎花图案。平时，棉袄是藏着的，包在罩衫里层，看不出来，但轧猪油翻倒时，花棉袄就露了马脚。“哇，花衣服，花衣服。”同学们围住我，拉扯着嘲笑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要穿那花棉袄了。我妈说这算什么花，这根本不是花，但我就是不肯穿了。

待我们上课，奔回教室，村庄便瞬间宁静。冬日里的太阳缩着头，光有气无力，连那个静似乎也走了样，很不真实，只有雪块从树枝上滑落的声响，抑或哪家的公鸡突然打起鸣来。偶尔，我们也会弄出声音来，从房檐屋角间奋力钻出。那是我们歪歪扭扭的朗读声，有时还伴有阵阵歌声，我们唱《学习雷锋好榜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读书声、歌声穿越村庄的连绵瓦片、猪羊棚和枯萎的草地，穿越冰冻着的土地。歌声荡漾开来那一刻，勃勃生机又好似苏醒了。

春天姗姗来迟，油菜花最早占领河岸，黄黄的，映在水面上，也明晃晃地映在我们的眼帘前。

我们会沿着下沉的土台阶，越过坝，上坡，来到对岸。那是个陡坡，又狭又险，我们手脚并用。雨后的坡是湿的，鞋会粘底。那里有一片高高的菜地，还有一两个茅棚散落。高地被油菜花染香，蜜蜂萦绕，时不时掠过，骚扰我们。我们在菜地里躲藏或高喊，那里有多个坟堆，骷髅的头和白骨藏在半沉的瓦罐里。瓦罐顶盖累经年月，不知去了哪里，我们会屏住呼吸，探上一眼；伸一下舌头，怪叫一声，然后逃跑。害怕有，又似乎不厉害，吸引我们的常常是好奇。

课余，我们还要排队面对一口缸。

这口缸，中号，深褐色，边上做了块小档板。缸就按放教室前面，十来米远，临河，面朝着我们。

这是一口小便的缸，靠着一棵老棟树，有时果子会落到黄黄的尿液里。下课了，我们冲出教室，排起长列，一起对着那口缸。一个个，把小鸡鸡掏出来，对着广阔的天空和痒痒的微风，奋力一挤，尿水便朝着那个缸口奋力地抛洒过去。缸时浅时深，接纳我们的声音也不相同，有时沉沉的，有时则显得轻快。我们拉着，摇着，转动身子洒出各式花样来，有的是直的，有的带个抛物线，有的则呈扭转起伏。缸是教室房子主人的，他出租房子，也收纳废料。我们青春、骚动的身体里淌出来的液体被装进粪捅，运进菜地，重新滋养大地。

这是一幕天真剧，没有一点的羞涩与犹豫，连许老师也用这口缸。我们天经地义，义无反顾，觉得这像吃饭、睡觉和读书一样正常。

时光过去了四十多年，回忆就会带点不可思议。这样的场景是否意味着粗鲁呢？应该不是，这是一种单纯。仿佛童年时代穿的开档裤，我们没有任何的羞耻感。我们生活在童真里。

4

中午聚餐。

许老师举着酒杯说，想不到啊，这么简陋的教室，居然诞生了那么多的人才。他既感慨，又激动。

这回来的同学都是八十年代考上大学的，有的在海关，有的在商检，有的在税务，有的在搞科研，更有来自遥远大洋彼岸美国的。时势造人，这也是我们自己没料到的，那摇晃的桌椅、歪扭的黑板和潮湿的地皮，竟然也成了哺化剂，培养出了那么多有专长的人。

餐桌临窗，我的旁边还坐着师母。她瘦小，温文尔雅，说话轻柔又细绵，我有时叫她师母，有时则叫她宋医师。

她原先是医生，我爷爷也是医生，同在五泾卫生院上班。她总是穿着白大褂，轻手轻脚，给人打针、换药膏或输液。与许老师成家后，他们就住在卫生院宿舍，二楼，靠东北第一间。清晨，许老师从这里出发，傍晚又回到这里。正因为此，反而拉开了我与许老师间的距离。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理。我怕许老师把学校的情况告诉宋医师，宋医师再告知我爷爷。每次，到卫生院我都忐忑，缩手缩脚，躲躲闪闪。我怕遇上宋医师。

宋医师肯定掌握了我许多秘密。每回遇到她，我就紧张，想：完了，她在笑话我。她什么都清楚，就看她说还是不说了。

宋医师腼腆，说话少，更多的是给我们呈上一张笑脸，是那种含蓄的笑，温柔又典雅。她不会出卖我，她是好人，肯定不会在我爷爷面前搬弄是非。有时我又在这样自我嘀咕。

与宋医师不同，许老师胖，体积比宋医师大上一倍。我对他的畏惧是天生的，就像老鼠见了猫。他严肃、认真、呆板，笑容难得搁在脸上。有卫生院和宋医师这一层，我更怕他了。他叫我站起，朗读课文，或者拉到黑板前默写词汇。这个时候，我常常脑子失灵。空白会持久好一会儿。我想完了，如果出洋相，家里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