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难越

一

读小学时的一个深夜，家人都已入睡，我独自在大门内的厅里做功课，听到门外脚步声和嘻笑声。从声音和方位判断，他们是冲着葡萄架来的，而且认定我们一家都已入睡，便毫不收敛。我摇动大门门闩，门闩发出响亮的声音。只听见一声闷响，想是一个骑在同伙肩上从架上摘葡萄的人掉在地上了，然后是他们匆忙逃去的跑步声。

我家的门闩很特别，在邻居家没见过类似的装置。门闩不能很顺地拉开，必须一边拉一边上下摇动，一点一点地拉开，摇动时发出很大的声响。它能发出响声，而且必须发出响声。我用门闩的声响吓跑了小偷。

这种门闩极不方便自家人开门。我曾经多次摸索轻松拉开门闩的方法，始终没有成功，最后只好适应它。每天早上听家人开门的响声，竟然听出一种仪式感。当然，它更不方便别人来开门——这是设计者的用心所在，它是用来防强盗的。

家乡塘东村，在福建晋江海边。我家的房子在村里很典型，十二间卧室围着一个天井。上落是四间卧室分列在祖厅两边，两厢各有两间卧室，下落又是四间卧室，中间是大门内的厅，是吃饭和做功课的地方。天井很大，雨水落下，蚊子飞来，麻雀到梁上筑巢，空中之物从上降入，毫无遮拦。强盗也可以从天井降入。

村里传说，早些时候有强盗。爸爸告诉我，强盗是某村的村民。这个村庄我听说过，但没去过。它离得不是很近，至少在二十里外，应该没有亲戚来往。如果一个村的人抢了另一个村的人家，而两村之间有亲戚走动，很快就会知道是谁抢的。

出去抢劫前，一个领头的村民会拖着一根竹杆在他们村里走一圈。他不说话，谁愿意就跟他走。抢劫有危险，可能会被打死，一去不回。这个竹杆是无言的信号，意味着自负责任，因为领头人从没说过一句招人的话，是别人愿意跟他出来冒风险的。这帮人来到目标房子前，其中一人在同伙的竹杆推动下，沿外墙上升到屋顶，跳入天井，然后打开大门，让同伙进来。

强盗可能根本不知道我家门闩那么难拉。知道也没关系，反正会弄出很大的声响，唤醒屋里熟睡的人。强盗一听见声响，会逃走。门闩是防盗警报器。

我村的前辈知道有强盗，村里也就流传着一些猜想。例如，乡亲们在背后怀疑村里有个人当过强盗。此人在村里是正经人，并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只是，他在外村生活过，且家里有一件比较名贵的物品，好像是个灯台。以他家的家境，不可能买那样名贵的物品，也没人知道他家买过这件物品。当时邻里之间没有秘密，谁家买了东西，大家立即知道。这个名贵物品来路不明，所以他受到怀疑。

我长大后在其他省份看见的房子也有天井，天井并非家乡特有。据说天井的好处是有利于通风、采光，形而上讲，它是天人合一的体现。只是，跟安全隐患相比，这些优点都可舍去啊。我不明白，为什么早先有强盗时不建封闭式的房子呢？也许，这是一种很顽强的传统，不易更改。

我家的房子自然不会反传统。它建于一九四八年，第二年家乡解放了。房子兴建时，不知道强盗会在解放后消失。建房的土地原是东边村外的耕田，房子建成后，四面都是农田，而在家的人都是老人、妇女、儿童，精壮男人都在外面谋生。这种孤立无援的位置，有利于强盗进退自如，容易让强盗看上，所以门闩也就增加了特殊的防盗警报装置。

旧时的防盗警报器有多种。我在广西贺州听说，大户人家用罐子养青蛙，放在围墙内的四个墙角。深夜有人靠近，离得最近的青蛙就不叫了，其他三个罐子里的青蛙也跟着不叫了。青蛙停叫是警报，自家人知道，入侵者浑然不觉。这是它的妙处所在。平常人家最常见的警报器是狗，可惜我家不养狗，因为太嫲生前养的狗被别人打去吃掉，非常伤心，便不许家里再养狗。据说狗也不保险，有经验的强盗懂得扔个东西给狗，狗就不叫了。我家门闩和大户人家养的青蛙有同工异曲之妙，就是让强盗事先不知道有警报。

用门闩吓小偷的事情，我没有对人讲起。随着我小学毕业后到镇上和父母生活，上中学，然后上大学，出国留学，最后定居于纽约，渐行渐远，这件事连同我家门闩的机关逐渐沉入记忆深处，封闭起来。如今，记忆的闸门突然打开，从中释放出来的还有建造房子的那一辈人，即阿公兄弟三人。他们以自己的牺牲和奉献，使得我们有地方住，得以比较安稳地生活和成长。可我从来没见过阿公，对他所知甚少。二

阿公生于一九○二年，是太公的长子，下有两个弟弟，即我的叔公。阿公比两个叔公分别年长十五和十八岁。作为年长许多的长子，阿公很早担负起家庭重任，对两个弟弟扮演着半个父亲的角色，带他们上山下海干活。他在二十六岁时只身前往菲律宾谋生。

当时家乡和福建沿海其他地方一样，许多人都到菲律宾谋生。吕宋、马尼拉等地名常常被乡亲提起，还有一些来自菲律宾的词汇，悄悄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乡人打球出界，就叫一声“奥屎”，发音ao sai。“奥”在闽南话里意思是臭，烂鱼发臭的那种臭，不是屎的那种臭。我觉得奥和屎放在一起是奇怪的组合，但没有深究，只当臭屎理解。球出界，骂一声臭屎，似乎合理。后来经人指点，奥屎一词来自英语outside，意思是出界。另有一个家乡人用词“玛禁”，发音ma gin，意思是缝纫机，来自英语machine。穷僻家乡竟然泊来了普通话中没有的英语词汇，直接与国际接轨了。这个问题我一经指点立即就明白，接轨地点在菲律宾。在受美国管辖将近五十年的菲律宾，英语词汇以音译的形式在华侨中传开，传到家乡。

阿公去菲律宾后，只回乡两次，每次逗留几个月。第一次回乡是在他约三十一岁时，那次生下我爸爸。爸爸是他和阿嫲唯一的亲生儿子，他们没有机会再生孩子，抱养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分别是我的姑姑和叔叔。第二次回乡，家里有三件大事发生。

第一：庆祝我爸爸十六岁（虚岁）。依家乡风俗，十六岁举行成年礼，庆祝的仪式随时代变迁而变得隆重。不知道那时爸爸享受到什么，记得我的仪式是一个人吃了一只鸡，我儿子的仪式是请客好几桌。我们从纽约回家乡，和爸爸妈妈为我儿子庆祝十六岁。阿公回乡两次，都在我出生之前，我自然没见过他。

第二：三叔公结婚。三叔公十八岁时也去菲律宾谋生，这一次回乡结婚。

第三：建房。当时阿公和三叔公在菲律宾，而叔公在厦门工作。二叔公将他购买的一块土地献出来建房子，他们三兄弟合力，依经济能力，三叔公出资最多，二叔公次之，阿公最少。二叔公后来把全家带去台湾，三叔公把全家带去菲律宾，那么大的房子由出资最少的阿公一支使用，大部分卧室都空着。大门上方有一块牌匾，上面写着“宝盖山庄”，取自村外东边的高地宝盖山。

阿公在菲律宾做鱼干生意，并亲自动手晒鱼。他的渔场生意一度颇为发展，不幸遭台风海啸袭击，毁于一旦，使他深受打击，从此没有恢复过来。他到了晚年还在偏远海边亲手晒鱼，住在非常简陋的草屋里，晚上蚊虫成群结队涌进来，赶都赶不走。等到他打算告老回乡，已经太迟了，身体太过虚弱，不能成行，最终客死他乡，享年六十八岁（虚岁）。三叔公把他葬在依沙迷拉的公墓里，直到四十年后我父母去把他的遗骨收起来火化，把骨灰带回家乡。

古人说，关山难越。其实，不管是穿越关山还是海洋，启程不难，难在归程。归程之难，在于期望，是期望断绝了阿公的归路。阿公和所有下南洋谋生的乡人一样，带着一份期望出去，必须给家庭带来荣誉。这份荣誉少则让家人过上好生活，多则庇荫乡里，乃至名扬外乡外域。家乡确实出了一些在菲律宾挣钱的番客，如三叔公。家乡在菲律宾还出了大企业家，因乐施好善，热心公益事业，得到民国政府和菲律宾政府嘉奖。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榜样，所有乡人都期望下南洋的亲人至少能挣钱，寄钱回家支持家人。他们被称为番客，番客在乡人的期望中等同于有钱人。在外成功的，可以衣锦还乡，然后又匆匆离开家乡，继续在外的生意。不成功的，却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像成功者那样常被人提起。他们连衣锦还乡都做不到。除了少数番客因老病而回乡养老外，没听说哪个在精壮年华回乡继续谋生的。他们从走出家乡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回头路，期望不许他们回头。

阿公去世时，我已懂事。那天回家，发现气氛特别不对头，大人告诉我，收到菲律宾发来的电报，阿公去世了。第二天清早，我被身边阿嫲的哭声吵醒。阿嫲的哭不是嚎哭，不是啼哭，不是单纯的哭，哭声中带有语言，是哭诉。她哭诉的时间很长，到底多长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很希望她停下来，她就是不停下来，我听着很难受。次日清早，她又哭诉起来，我又是听着很难受。她每天如此，哭诉了大约一个月。

阿嫲哭诉的内容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也许我从没好好去记，而是想忘掉。当时我的感受是，希望阿嫲不要哭了，停下来。一个从没见过阿公的男孩，情感世界就这么简单。如今回想起来，阿嫲的情感世界谁懂得？每天清早那么长时间的哭诉，那么多天的哭诉，是一个守活寡的女人一生所积压情感的宣泄。

家乡和附近乡里有着许多这样守活寡的女性，就在我认知的范围内，有亲戚，有邻居，有同学和朋友的母亲和祖母，她们长期和到南洋谋生的丈夫分离。没听说她们有什么抱怨或申诉，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想必她们每人都有一段巨大的隐痛，埋在深闺之中，不见天日，然后由她们带到泉下，仿若在这个世界上从没存在过。如今想来，沿海有多少侨乡，有多少这样的人家！

阿嫲也从没表示过什么。要不是我和她睡在一起，她的情感世界也会和同样命运的女性一样，随风而去。即使我听了她大约一个月的哭诉，也只知道她心中有丰富的情感。至于那情感的内涵具体是什么，我只能猜个大概。

阿公和阿嫲可能错过一次团聚的机会。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日军占领金门，轰炸厦门，战火离家乡很近了。尤其是金门，就在家乡对面，肉眼看得见。当时侨眷纷纷远走香港和菲律宾。当然，许多番客的配偶到了香港后，只能留在香港谋生，最多短期到菲律宾团聚，说到底还是经济条件不够好。阿嫲却苦守家乡，照料幼子，伺候年迈的公婆。由于家乡粮食物资匮乏，阿嫲常常五更起来，摸黑沿着山间小路走将近二十里，到五堡村买些肉，或走同样路程，到石圳村海边买些鱼，为老人补充营养。太公自幼右腿残废，行动不便，阿嫲每天为他洗尿壶倒马桶，并为他沐浴拭擦身躯，还有洗脚。阿嫲实在无法离开家乡。

阿公阿嫲的牺牲、忍耐、痛苦，现在的人难以想象。他们不言，或者说别人没听到他们言语，那只是肉身的沉默，灵魂的嘶喊则需要用灵魂去呼应。我到了成年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我们家族以这样难以想象的方式延续下来，也能想象到，侨乡无数家族以这样难以想象的方式延续下来。

三

我懂事时，太公常收到海外汇款，主要来自三叔公，他每月寄来一百元。那时一百元是很耐花的，比我父母两人的工资加起来还多。阿公和二叔公也寄钱来，不定期，数量也就比较少。两位叔公的家人分别在台湾和菲律宾，他们寄来的钱，都用在我们身上。我父母和叔叔挣工资自己花，不用资助家里。

叔公们寄钱来时，我去向太公要五元，阿公寄钱来时，我去要十元。太公对我这个长曾孙很大方，爽快地给我。可他只对我大方。阿嫲为家里买东西，从太公那里拿钱，买多少给多少，一分钱都不多给。太公每个月都做账，写信向三叔公汇报。就是苦了阿嫲，她没从太公那里拿到一分零花钱。我要来的钱转身就交给阿嫲，成了她的私房钱。这事是妈妈后来告诉我的，我却一点也记不得。向太公要钱大概不是我想出来的主意。

我记得的是，阿公在外面混得最不成功，对家庭的贡献很少。

阿公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在太公熏陶下自己苦学，熟读《古文观止》和《幼学琼林》。他外出谋生后写信叮嘱两个弟弟要用功读书。他觉得自己学识不足，便资助二叔公到金井镇上学，并到集美商科学校学习。二叔公也就能谋得比较体面的职位。三叔公据说很博学。他在菲律宾依沙迷拉做木材和五金生意，做得很成功。后来从二叔公那里才知道，在他们两位长大自立之前，是阿公支持着家庭。二叔公说，阿公的贡献使得两个弟弟出路更好。

两位叔公成长起来后，负起了支撑家庭经济的重任。三叔公贡献最大。二叔公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侨汇中断时，独力负责家庭费用。二叔公在抗日战争后还把我爸爸带到他任职的厦门，上了四年中学。正是因为有了这段正式教育，爸爸才能在一九五○年开始在小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