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脑说起

我的故事从一九九二年写起。尽管只是相隔区区三十年，以下所写的已经成了传说。

快速倒回一九九二年。那年我三十八岁，已是在家写作的第十个年头，是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家住上海雁荡路上的老房子，离婚后单身中，有一女在幼儿园，我是她的监护人。成语说的往事历历，意思是不提起就罢了，提起则历历在目。我先简略回顾，清扫外围，给看官一个看热闹的立足点。

那年的元旦凌晨，跟宗福先等朋友互祝新年快乐，看完龙华寺撞钟后回家。几天后去松江，一年一度的看片会被称作“冬令进补”，市里为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组织观看市面上不放映的一些外国和港台影片，例如《胭脂扣》。一天放映五六部，看得天昏地暗。在上海展览馆的友谊酒家，我拍下陆星儿、贺小钢、吴斐、戴厚英和请客的《家庭》杂志黄茵的合影。一月，著名的邓小平“南巡”（请自行查寻报道）。三月，苏乐慈、王安忆生日。王安忆陪我找她的同学帮忙，解决我女儿天天上小学的事情。和傅星、方克强等组队去南京下棋，我的对手是范小天，侥幸以2：1获胜。格非和他的老王带余华来家下棋，赢了两盘。楼世芳来，2：1胜。陈思和跟我联系，9011班他的学生肖艺、李岩炜、周卫慧来家跟我谈话。去探望阮海彪。去看张献唐颖家新生的张○奔小友，去沈次农家看小毛头。李劼和张献帮我刷地板，李说，非某女不娶。周毅寄来海子的诗。陆星儿来。赵丽宏一家来。陈可雄和厦厦来。吴亮和儿子来。孙颙来。郭建苹和胡依红来，郭要去美国。在蔡璐家见到奚美娟和邱瑞敏。宋铮来讲爱情故事。吴剑带朋友喻彪来喝酒，后来前者成了我的舅老爷，后者成为弄堂网的创始人老皮皮（后文会写到他）。外甥女想去深圳，听说那里可以挣很多钱。在衡山饭店见到王朔、朱苏进和方方等。王安忆领台湾麦田出版社的苏格平和陈雨航来。杨斌华来，我同意加入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世纪末丛书（就是那本中短篇小说集《屋顶上的脚步》）。约稿的有文敏、朱子庆、谢大光等等。家中手稿很讨嫌，撕了很多，比较完整的就捐给上海作协资料室，回赠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一套七本。以后没有手稿了。常向宗福先借录像带，朋友将录像机扛来要我帮她翻录，朋友向我借《金瓶梅》。那部我很喜欢的《光荣与梦想》经追讨，终于伤痕累累地由德国回到我手中。

看话剧：苏乐慈导演的威廉姆斯的《一个黑人中士之死》和忘了谁导演的品特的《情人》，喜欢焦晃和赵屹鸥的表演。多次带女儿去公园，带女儿去小学报名，女儿的中福会幼儿园毕业前夕跟家长同游金山，我因闹钟出毛病睡过头，急忙起床独自去追赶（后来写的《追赶中福会》很难得地被王安忆表扬）。看巴塞罗那奥运会电视转播。加拿大作家梁丽芳采访那天正好日食，外滩人人举头看天。刑警803招待作家们看严法医解剖尸体。这年马原住在上海拍他的人物系列《许多种声音——中国文学梦》，他拍了巴金先生等前辈，到我家采访时拍了我母亲（可叹拍完后他的片子卖不出去）。女友从广播电台跳槽到香港纸媒的上海办事处继续当记者，想着去留学。前妻从教师跳槽去谢晋-恒通公司当谢导的秘书。妈妈经常生病。保姆往往辞工。女儿从寄宿制幼儿园毕业后住回家，晚上会哭哭的，要我陪她。我给她讲的是随口编的《张大胆和王小胆的故事》。

前一年的年底，开过一个“陈村作品研讨会”，我在会上说：我写小说，与其说是建设什么，不如说是破坏什么。话音刚落，苏联解体了。一九九二年我只写了几个很短的小说：《黄昏话题》《琴声黄昏》《临终关怀》。为谋生写了几十篇短文，其中《养着又何妨》因与前辈作家辩论的架势较受关注。年初和张献、孙甘露合作拟创作《我们的家》电视连续剧，与上海电视台签下合同，住了几天上师大的外宾楼，写完《做媒》那一集后无疾而终。参与谢晋导演的《新上海屋檐下》电视剧创作，在爱建公寓住过几天。跟谢衍导演合作写《狗崽子》电影剧本，内容是他少年时代在新疆的一段经历（完稿，未开拍）。为上影厂写电影剧本《好鬼难当》（完稿，未开拍）。去奥林匹克中心出席谢晋-恒通公司的开张仪式，见到潘虹。纪念蒋君超导演去世一周年，见到蒋晓松、蒋晓真。当《上海档案》征文的评委。当大学生戏剧会演的评委。在文艺会堂，看第二届剧本朗读会，喜欢张献的《巴士的孩子们》。

那年还是很穷。作协的好心人弄来法人股，那种天知道会不会上市的奇怪股票，大家分头买了一点当它彩票。我还保存着一张大邱庄的股权证。

本文从一九九二年写起，是因为这年的年中我购买了电脑。

故事从电脑说起。我所说的电脑，大致上是指微机、个人计算机，就是现在放在人们办公桌上或者膝盖上的那东西。

电脑的学名称作电子计算机。这是一个宽泛的定义。我玩过早期的机械计算机，手摇的，会做加减乘除，计算简单的数字肯定没有心算快。一九七五年我被借到房管所去计算房租，先算出房间的面积，再乘以月租，确定应该收多少租金。住宅的房间不都是正方形或长方形的，遇到奇异形状要套用公式求面积。

有天，我们计算房租的头儿宣布，要有新式武器来增援了。果然来了，因我喜欢机器，手贱，所以归我先用。那是电动计算机，电动，不是电子。也就是将手摇这个动作改为按键，9乘以9，按乘号键，飞快地电梯一样地提升数字，到9就放手，81就出来了。看着很神奇，其实就是将9个9相加。9乘以9好算，9876乘以1234567呢，机器就赢了。工作效率提高不少。而且因为好玩，我完全不觉得是在工作，不觉得辛苦，只恨题目不难。人偷到懒是多么愉快，玩到了游戏是多么愉快。

顺便说说，那时每家每户的房间很少很小，一平方米几毛钱，还不按建筑面积算，房租很少超过五元钱。再顺便说一下，以后我会常常这样顺便，为的是请看官别忘记说的是那时的生态、那时的物价。那时一个中学生毕业，祖坟冒青烟留在上海的工矿企业，学徒三年，满师后是三十六元月薪，多年不增加，史称“三十六元万岁”。尽管这样，房租在工资中的占比还是不高。那时的主要问题是房子很少，孩子结婚非常头痛。也有两对夫妻像医院里的多人病室，仅用花布帘子相隔，表示尊重人类最后一层文明而已。夜晚，那些响动历历在耳，实在很尴尬。

我们还是回到计算机。电动计算机进化到电子计算机，它是有原罪的，发明它是为计算大炮炮弹的弹道曲线。需要开炮的时候总是不多，于是发明被挪动到了民用。

除了读科普杂志上的文章，我最早知道计算机的实用化是小姐姐的工厂。它生产玻璃瓶，原料熔化成红红的液态，经过运送、截断、吹气、回火等多道工序，变成一只病家住院挂水时用的盐水瓶。现在都是塑料瓶，当年是货真价实的玻璃瓶。工序中有一些重复的固定的动作，于是聪明人就想到用机器来替代人工，这样既减少出错，可以不停地生产，也避免了工人长时间靠近炽热的工件。我的姐姐有幸被调去，她并不懂计算机，害怕这个怪物。它出生不久武艺不精，但责任重大，一旦出问题，整条生产线就得停工。尽管如此，计算机终究上阵了，就如同今天电脑程序指挥着汽车流水线上的机器人机械臂，那是一九七○年代，半个世纪前。

我首次看到真人玩计算机是在女儿的幼儿园，一排小朋友，在老师的口令下，娃娃们的小手敲出几行代码，一执行，一面很简陋的小旗会在黑白屏幕上飘啊飘。神奇啊，家长们鼓掌。后来听说，他们学的是basic语言。现在我问女儿，她已完全不记得了。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国门渐开，许多好东西进来了，令人目眩神迷。进来之先，在传媒看到它的介绍和报道。让我等动心的东西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照相机、电视机、电风扇、冰箱、空调、音响、录像机。在现代化面前，真是一贫如洗，许多人的家用电器就一黄哈哈的电灯泡。那些好东西的美妙深入人心，电器商店、摄影器材商店的柜台外常常站着一众男人，他们什么型号什么功能都知道，目光热切，言语激昂，见识多多，欠缺的是人民币。觊觎电视机的人最多，看到《参考消息》上提到，西方工人一个月工资可买两台电视机，眼珠也要掉出来。这里一九八四年的金星牌十四吋彩电998元，大约是一年半工资。

我这个大专生在一九八五年五月调入上海作协后的月薪是65.50元。

那时的人虽不富裕，但都知道一部苏联电影里的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他们生活在希望中，相信会的。

想过来想过去很折磨人，心痒难熬的我终于下决心购买。一九九二年的五月，我跟两个朋友去北京路上的西派埃营业部咨询。所谓的营业部，就一开间的门面，那里忙忙碌碌的，掌柜的是个叫沈强的年轻人，一副没睡醒的样子，被众人围着，问他要这个要那个。你问他，他就回答你，并不热心推销。你买他东西，他也不讨好你，做生意仿佛是痛苦的事。他不蒙你，快快出货就行，犯不上设法将十元的东西卖出二十元。那里的桌面上站着好些电脑主机，一台显示器被这个插插那个插插。机箱开膛破肚，让人们立刻就认识了主板、内存、硬盘、软驱和电源的俏模样。在他们手中，搭积木一样，几块东西一连接就启动了。如果不动，就换一条内存卡，或者拍它一下，叫它醒醒。

那时的电脑分原装机和兼容机。所谓兼容机就是杂牌，店家用零件自己拼凑的。零件都是从香港进来的，经过广州或深圳，发往全国。香港并不生产电脑元器件，是从北美批发来的。报纸上有许多广告的原装机也差不多，厂家也是搭积木，可能做过一点测试吧，贴个牌子，其实也是杂种。我想买的机器没有牌子。沈强说，你要牌子我就找一块给你贴上。我忙说不要。

几天后的五月十五日我又回来了，带着妈妈支援我的现金。我是跟《收获》杂志的编辑谷白一起去的，但成交的就我一个。拦了出租车将电脑押送回家。没想到的是，从此永无宁日。

配置：

CPU：80286/AT。内存2MB，硬盘40MB。安装1.2和1.44双软驱。VGA彩色显示器。6200元。

又买了一台二手24针打印机，东芝3070。1600元。

两种软盘各五片，110元。

这个配置当年算是比较高档。当时还有没硬盘的电脑，1MB内存的电脑。多数显示器是黑白的。

我家原先最贵的是一架聂耳牌钢琴，很大的一个东西才三千多元，现在则是电脑了。顺便一说，我当月领到的工资是286.10元。

那时的大专院校或科技单位建有电脑房，闲人莫入，进去要换鞋有的还换衣。据说电脑要防震动，防灰尘，防过热。极少有私人购买电脑。有人告诫我，别在电脑房抽烟。家庭哪有什么电脑房，而且不让抽烟怎么可能。我宁可电脑跟我一起折寿，绝不惯着它。

肖全《我们这一代》摄影集里，拍我的照片背景中有它的身影。显示器架在主机箱上，写字台太小了，只能拉开抽屉，键盘搁在上面。

将电脑搬回家，开机很顺利，并不用拍打它。我开始学习打字，abcdefg，我急切地证明了它可以打出汉字。试了拷贝、删除等命令，就开始玩游戏。店家拷给我两个游戏，俄罗斯方块很好玩，另外那个也差不多，三只同色的球碰一起就破灭。我的球可是彩色的。在这个初夜，我玩得不亦乐乎，等到看钟，已是凌晨三点多，恋恋不舍地关机睡觉。临睡谴责了一下自己。买那么贵的机器来玩游戏，是不是脑子坏了？

电脑真是多才多艺。顺便说说，我这种不怎么爱玩游戏的人，后来用它挖地雷、接龙、炸鱼，跟女儿玩大富翁，跟儿子玩暴力摩托，自己开飞机，飞上去就无法降落只能坠毁。我挖地雷也曾天天想创纪录，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清扫。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修改一个文件，可以将记录直接写成一秒。朋友看到眼睛都直了，你能一秒钟就将地雷扫完？我则立刻泄气了，不玩了。创纪录荒谬啊！（后来，我不相信网上的投票，以后会说它。）最疯狂的是下围棋，俞斌九段创作的单机版软件，我可将对手吃得一个子不剩（没料到多年后所有棋手被电脑羞辱）。用电脑上网后去下围棋，ID是“杀一盘吗”，下得无可救药，赢了还想赢，想升级，输了想扳回，遇到那种无赖恨得要爬进屏幕揍他。眼看着这个家要破产，我毕竟尚有理智，一条del命令将围棋软件删了。我至今没买过游戏卡和装备，偶然玩两盘，无非是水果连连看之类的幼儿园游戏。我在史铁生的电脑中，看到的也是吃豆子这种低幼级的。玩游戏跟抽烟一样，上瘾了要戒烟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