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记愧

我是安徽望江县人。望江古代是安庆府的属邑。我们小时候，安庆作为地级行政区域，正式称谓是“地区”。望江是安庆地区所辖的一个县。后来，安庆名称改成了“市”。所以，望江现在是安庆市管辖县之一。望江远非名邑，人们大抵不知道。过去，每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总说是安徽望江人，而听者往往一脸茫然。后来，我便说自己是安庆人，听者也大抵就明白了我的家乡在哪里。

几年前，在苏北一个县城的小酒馆里与当地的一位作家聊天。谈到各自的家乡，这位作家说：“你们那里，过去比我们苏北好得多呢！每年冬天，我们苏北都有许多人到你们安庆去讨饭。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闯安庆’。”听了他的话，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你们苏北那时候到底有多穷。但如果我们安庆比苏北好得多，我就能想象出那时的苏北是啥样了。说起来，我做过一件对不起苏北人的事，至今想起来还后悔。”

这位苏北作家看我的眼睛瞪得很大。

我便讲了下面的故事。

一

说到我小时候与苏北人的关系，得从更大的方面说起。

所谓“小时候”，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位苏北作家说的“过去”，也是这个时期。我和他是同龄人，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年降生为人，七十年代，是我们从儿童向少年转变的时期，也是从懵懵懂懂到开始懂事的时期。那时候，全国农村服从统一的政策，因而人们的生活状况在全国范围内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但是，各地不同的主政者，还是让地域之间有了些差异。在六十年代，就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此期间，又有了“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运动。所谓“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就是清除农村社会的资本主义残余。有尾巴的动物，尾巴总是长在身体后边，是躯体的一部分。尾巴与躯体，在性质上、本质上，绝对有着同一性。那时候，人民公社是农村社会的伟岸的躯体。农村社会如果有尾巴，那只能长在人民公社这躯体上。然而，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怎能长着资本主义的尾巴呢？如果说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高头大马，那资本主义就是一头肮脏的猪。高头大马的屁股后面，怎么可能拖着条猪尾巴？如果说，在农村社会，资本主义的躯体已经被清除了，但还有资本主义的尾巴残留着，那这残留着的尾巴，也已经是脱离了躯体的死物；即使现在还没死，也迟早会死。谁见过离开了躯体的尾巴还长久活着？再说，既然尾巴已经与躯体分离，“割”，又从何说起？“割”，又从哪里下刀呢？当然，这是我后来的想法。

开始在农村“割尾巴”后，哪些东西算是“尾巴”，就是首先必须认定的事情。而如何认定“尾巴”，本来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这就给各地主政者留下了一点按自己意志施政的空间。农村人民公社化后，土地是集体所有，但按人口给每家每户分了点地，用来种自家吃的蔬菜，这叫“自留地”。当“割尾巴”的利刃在农村社会寒光凛凛时，在许多地方，各家各户的自留地，便成了首先被割的“尾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农业》一书中说，在一些地方喊出了“多一分自留地就多一分私心”“谁的自留地种得好谁的私心就重”的口号。家家户户的那点自留地，人口多的人家，有狗的额头那么大；人口少的人家，就像猫的额头那样小了。对这点自留地的所谓“割”，就是收归集体所有。但是，完全收回，显然要面对家家户户如何吃饭的问题。人总要吃饭嘛，吃饭总要有下饭的菜嘛。如果自留地全部割掉，叫社员用什么下饭呢？不吃菜，梗着脖子把饭硬咽下去，几口还可以，我也能做到，但几碗饭都这样梗下去，顿顿如此，就非常人所能为了。再说，必须笔直地站着，仰着头，梗脖子才有更好的吞咽效果。家家吃饭时都围着桌子站着，一齐梗脖子下饭，短期还行，长期这样就不是事儿了。

当然，办法还是有的。可以在吃饭时，饭桌中间放一碗盐水，全家围坐着，用筷子头蘸盐水下饭。捧着一碗饭，吃一口，把筷子头在盐水的水面蘸一下，然后塞进嘴里嗍一下，有时还要嗍出点声响；嗍一下后，顺势又扒下一口饭。盐水与清水没有什么差别。筷子头在水面一点，会激起细微的涟漪，像水面上起了一个酒窝。家里如果人多，好几个人同时把筷子伸向水面，那一碗盐水就乱成一锅粥了。我的家乡把这种吃饭方式叫做“嗍筷子头”。但“嗍筷子头”也只能是权宜之计。所以，大部分地区，虽然把自留地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但又并不是齐根割掉，还要留下一段。比如，社员的自留地本来占总耕地的百分之七，现在则下降到百分之五。这就很仁慈了。但也有百分之二十的地区，是把自留地这“资本主义的尾巴”齐根割掉。我们那个生产队，是把一大片平平整整的土地的南边一部分，分给各家各户做自留地。这自留地，看上去确乎像一条“尾巴”拖在集体土地的屁股后边。但从我记事时起，这自留地就没有被割掉，也没有听说过此前曾经被割掉。我想，这是因为我们那里的主政者，并没有把刀子伸向各家各户的那点自留地。

农村社会的“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是赫然大者。此外，便要算家畜家禽了。家畜，在我们那里，就是指猪。家禽呢，则一般指鸡。社员平时有必须花的钱。晚上要点灯，煤油必须买。做菜要放盐，盐必须买。吸烟、点灯、做饭，都必须用火柴，火柴得买。这些钱从哪儿来呢？唯一的来源是猪和鸡。正月里买只小猪，养到腊月，卖给国家，能得些钱。鸡蛋，则随时可卖给国家，随时得些零碎钱。如果把猪和鸡作为“尾巴”齐根割掉，那社员的日常生活就无法继续。所以，大部分地方，也还是采取了为百姓着想的做法，即并不把家畜家禽一刀切净。许多地方采取的措施是限制养猪养鸡的数量。既然“资本主义的尾巴”暂时还不能彻底割掉，那就控制这尾巴的长度，不能任其野蛮生长。猪，许多地方规定每家只能养一头。鸡，有的地方规定每家只能养一只；也有地方的主政者更仁慈些，规定每家可养三只。比起鸡鸭等禽类，猪显然是一条特别粗长的尾巴。一头猪，其资本主义的分量，抵得上数十、上百只鸡鸭。允许每家养一头猪，实在是对“资本主义尾巴”的宽纵。但又不能规定三家、五家，甚至八家、十家共养一头猪，那实在没法弄。所以，对于这些地方的主政者来说，允许每家养一头猪，实在是无奈之举。也有地方，完全禁止社员养猪养鸡。那人们的日子如何过，超出了我的想象。

但在我们那里，整个七十年代，我不记得有过限制家畜家禽数量的政策。猪，就是不限制，每家也只有养一头的能力。养猪，是为了让它长肉。它必须每天体重都有所增加，才有养的价值。如果有一天没有长一点肉，这一天就白养了。要让它每天体重增加，就要让它每天都吃得很饱。要让一头猪每天都吃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能养两头猪的人家，极其罕见。小时候在家乡，听说过这样的事，说是某个村子里谁家，养了两头猪，成为了奇闻在四乡八里流传。鸡，即使不限制，一般人家也只能养个十来只。那时候，鸡当然是散养。早晨开鸡埘把鸡放出去，让它们四处觅食。傍晚它们会自动回来。养鸡，是为了让鸡下蛋，多多地下蛋。但鸡也必须吃饱了，蛋在体内才有生成的资源。不能只靠野食，所以，每天早晚，要喂两次。喂鸡，只能用粮食。我们那里，就是喂稻谷。早晨，鸡叽叽喳喳地出埘了，主妇在地上撒些稻谷，鸡们吃了这稻谷，再到野地里打野食。傍晚，鸡们迟迟疑疑地上埘前，主妇也要在地上撒些稻谷，鸡们吃了这稻谷，再一只接一只地钻进埘。既然每天要给鸡喂两次粮食，那就决不可能多养。那时候，我们那里的人家，大抵是养一头猪，养十来只鸡。正像猪养到两头的人家极少一样，鸡养到二十只以上的人家也很难见到。但比起那些只准养一只甚至一只也不准养的地方，当然要好得多。

二

在吃粮上，我们那里，也比有些地方要好一些。

我当然是后来才知道，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旨在纠正此前农村在分配问题上的“极左”做法。而农村的所谓分配，主要就是分粮食。生产队收获的粮食如何分，以什么方式、按什么标准分给各家各户，这是当时农村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嘛。此前，存在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的情形，那就是集体截留太多、积累太多。这个“指示”强调，各地要做到让农民从增产中增加收入；在粮食分配时，要采取基本口粮分配与工分粮食分配相结合的办法。这样的“指示”，当然也是有弹性的。例如，“指示”强调集体截留、积累不能太多。但究竟多少算合适，究竟多少算太多，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也不可能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怎样掌握这个“多少”，各地主政者在相当程度上可依据自己的意志行事。如果以集体积累宁多勿少、社员所得宁少勿多为原则，那即使有中央的这种指示，社员受惠也有限。但如果以集体积累宁少勿多、社员所得宁多勿少为原则，那社员就能从主政者这样的权衡中受惠更多。

在人民公社时期，理论上，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但如果完全地实行按劳分配，有些家庭便要陷入困境。社员的劳动，就是出工，就是在参加集体劳动中挣工分。粮食按劳分配，就是按工分分配。可是，有的家庭，吃饭的嘴特别多而挣工分的手却特别少。一对夫妇，上有高龄老人，不能挣工分；下有一大堆未成年因而也不能挣工分的孩子，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六个。一家子八口人甚至十口人，只有两人挣工分，如果完全按劳分配，那这样的家庭每年分到的粮食不够吃几个月。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发出的关于分配问题的指示，强调要采取基本口粮分配与工分分粮相结合的方式，就是在制止完全按劳分配。所谓基本口粮，就是按人口分粮，每口多少斤，分给各户，不考虑工分问题。所谓工分分粮，当然就是按各家挣得的工分分粮。这基本口粮，有些相当于今天的基本工资，而工分分粮，则像是今天的绩效工资。有了基本口粮的分配，那就是人口很多而工分很少的人家，也能分到一定分量的粮食。不过，生产队收获的粮食，首先要交完规定额度的公粮，这是雷打不动的义务。交完公粮后的剩余，如果集体又截留很大部分，那就即使实行基本口粮分配与工分粮食分配相结合的方法，每家分到的粮食也很少，工分挣得再多的人家也要闹饥荒。反之，则工分挣得再少的人家，也有基本的口粮保证。我们那里，应该是在粮食分配问题上做得比较符合农民利益的。

整个七十年代，可以称之为饥荒的现象，我们那里确乎没有出现过。这当然不是说粮食就很充足，可以放开肚皮吃，而是说，每家每户只要能够节俭地吃粮，一般不至于有揭不开锅的时候。个别人家，因为特殊原因闹粮荒的事情，是有的。但大面积的断粮、规模性的饥荒，我没有听说过。只要不是大家都没粮了，那个别家庭真到了断粮的时候，总还有办法。东家借个三升米、西家借个半担稻，也能熬到新粮登场。那时候，饥饿感当然也是有的，每顿都不会放开肚皮尽情吃，总是在觉得肚子填得差不多时，就放筷子。说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还不准确。饭吃八分饱，这是一种养生戒律。可对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农民，吃饭吃个七八分饱就停筷，不是养生戒条，而是生存经验，是生活手段，是为了让日子能够细水长流而必须做到的事情。吃个七八分饱，肠胃就会自动报警：再吃就过分了！再吃就违规了！再吃就成败家子了！一开始应该是意志使然，是有意识地控制自己，后来，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几千年下来，习惯就成为了本能。中国农民这种本能的改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农村改革开始之后。那个时候农村的改革，最先取得的伟大成就，是让农民能够放开肚皮吃饭。这是此前几千年间都没有过的事。

既然顿顿都欠点，那在两顿之间，必然会饿起来。但这种饿一般是能够忍受的，不至于让人六神无主。一来，上顿毕竟吃过饭了，不会饿得太厉害。知道下一顿什么时候能吃上，暂时的饿也就不算怎样难熬的事了。这就像人生病了，但确知什么时候会好起来，那再大的痛苦也是可以忍受的。饿了，却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人就分外饿，这是阿城在小说《棋王》中讲过的道理，是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

如果一个人，离乡背井，到外乡要饭，一定不是盲目地乱走。从离开家乡时起，一定是走那事先知道具有起码的“可讨性”的路线。所谓“可讨性”，就是在这里每天至少能够讨到些残粥剩饭。判断起来并不困难：一个地方，没有人外出逃荒要饭，意味着家家户户每天早、中、晚都有炊烟升起。一户人家，屋顶的炊烟刚刚散去，那就是饭正在上桌，到那门口讨饭，就不是无的放矢。

三

我们那里，正因为家家都还能每天生火做饭，还能一天几次全家围坐在桌上吃饭，所以就有了苏北人来逃荒要饭。安徽与江苏虽然毗邻，但安庆与苏北可是完全不搭界。从扬州、泰州一带到安庆，是从东北方向往西南方向走，两地相距四百多公里。苏北的农民，总是在入冬后出现。他们到了我们这里后，便停留下来，年也就在我们这里过，开春后，再返回家乡。他们到了人家门口，如果人家正在吃饭，便给他们一点饭，有时是半碗，有时是小半碗。不是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上顿的剩饭，便给他们一点剩饭。如果没有剩饭，那家主妇有时会说：“还没到吃饭的时候呢，吃饭时再来吧。”但也有的主妇，会拿个量米的升子（家家都有这样的升子，借米还米时用），或用个葫芦瓢（家家都有好几个大小不一的葫芦瓢），在米缸里撮一点米，倒在要饭者随身带的口袋里（当然不会太多，也就一两二两）。人家与人家是不一样的。遇上人家没有剩饭，有的要饭者会走开；但也有要饭者主动请求给一点米。要饭的与要饭的，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