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笔记小说：“寻根”与“先锋”的再思考

新世纪以来，化用传统笔记的体式进行小说创作酿成不小风潮，莫言《一斗阁笔记》、蒋子龙《人间世笔记》、贾平凹《山本》《秦岭记》、冯骥才《俗世奇人新篇》、李庆西《十八街碎事》、张大春《南国之冬》、阎连科《炸裂志》、孙慧芬《上塘书》、聂鑫森《花草之眼》、蔡测海《地方》《三川半万念灵》、霍香结《地方性知识》《铜座全集》、东君《东瓯小史》《面孔》、金仁顺《众生》、袁良才《思桐斋笔记》等等，接连发表或出版。从当代文学史的视野来看，这类创作也是其来有自，像莫言、贾平凹、李庆西等早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便是“新笔记小说”潮流的重要参与者，李庆西在《上海文学》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刊发的《新笔记小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迄今仍是相关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文章所展现的问题意识和辩证思考，对于我们观照当下的笔记小说依然有不小启发。

何以对一些作家而言，笔记小说既意味着“寻根”，也指示着“先锋”？笔记小说何以不绝如缕地成为一代又一代作家攫取的富矿，甚至阅读和创作笔记小说成为个人或一个时代克服叙事危机的自省途径？这都提醒我们，不能把笔记小说单纯视为一种源自传统的叙事手段，也不能只讨论其因任自然、形散神凝的语言。传统笔记小说发轫于先秦，兴于六朝，而畅行于唐宋至明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杂史、诗话、游记、小品、志林、辨订、方志、箴规等多个文类都与笔记小说有交叉。其边界开阔，叙事融混，自由随意，所谓“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对于受现代西方文体观念影响而形成的小说文体认知的定势思维而言，是不小的挑战，但更意味着变通和探索的契机，如张大春所言：“今世吾人所写的短篇小说也罢，长篇小说也好，原非本国固有……究其实质而言之：其实绝大多数只是用汉字所凑成的西方小说。论体制，论理念，论类型，论结构，论布局，论技术，皆由移植而来。真正的中国小说早已埋骨于说话人的书场和仿说话人的章回以及汗牛充栋的笔记之中。”（张大春：《随手出神品——一则小说的笔记簿》，见《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

三十年后的今天，各类体式的笔记小说卷土重来，呼应传统“双创”之文化吁求，彰显作家用中国叙事讲好中国故事的自觉，因此依然要从小说文体返本开新的立场和全球文化对话的格局中去思考这一现象，并结合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探寻和作家文化身份的建构来加以理解。要弘扬中国叙事，首要是改变“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积习，激活传统，寻找“纯属中国”的话语资源。不过，通过“文体寻根”打开笔记小说的宝库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回炉再造中的升华。张大春特别称颂深得传统笔记之妙的汪曾祺，说他“非但不曾‘取用’笔记，甚至在‘打造’笔记”，点出笔记小说创化的关节乃在美学精神的汲取与当代意识的化合，绝非徒有形式的搬用，“一旦‘我们写小说的’把笔记当成‘材料’，‘取用’了笔记，也就尽失笔记之所以为笔记的妙处了”。由此，本文接下来将结合具体作品，从“物性”“地方”“史识”三个角度来讨论笔记小说的旨趣和在当下写作的意义，尤其侧重在它们借由“返祖”而展现出的探索性和创造性，及其叙事学和文体学的价值。

一

早在写作《老生》时，贾平凹便曾谈到《山海经》对自己笼罩性的影响：“《山海经》是我近几年喜欢读的一本书，它写尽着地理，一座山一座山地写，一条水一条水地写，写各方山水里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却写出了整个中国。”在经过《老生》《山本》等的试练之后，《秦岭记》以备陈万物的笔法记载秦岭的山川草木、虫鱼精怪、物产物色，虚虚实实，好奇呈异，因果互生，阴阳相接，写法上直追《山海经》与《博物志》的传统。

事实上，作为一种叙事形态的“博物”观，一直贯穿笔记小说发展的始终，博物与叙事甚至“构成一种彼此互训的关系”，两者的结合让博物类的笔记作品整体上表现出“小说与非小说、现实载述与虚幻衍生等属性相容的趋向”，呈现出“怪奇与寻常、整饬与个性之对立转化的格局”。博物叙事最典型的特征是罗列名物、辨识名物，在“广闻见”“资考证”外亦表达一种追求共生的“齐物”思想，其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博物学的不同在于：其一，传统博物学所观照之“物”既包括自然万物，也包括风俗典制、民间传说、神仙方术等等，有更强的人文色彩，与西方博物学偏于自然志的科学记录迥异。中国古人推崇“博物洽闻”，看重“博物”之于个体素养的意义，所谓“博物君子耻一事之不知”，这背后亦体现了以物通义的文化心理。其二，传统博物学的认知规则和分类方式基于一种诗性的“混沌”思维，所以往往体系庞杂，标准不一，在给物的命名上也有鲜明的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博尔赫斯杜撰过一本叫《天朝仁学广览》的中文著作，书中将动物做了“（a）属于皇帝的（b）涂上香料的（c）经过训练的（d）乳猪……”等奇怪分类。博尔赫斯的这本虚无之书是促发福柯写作《词与物》的直接根由，在《词与物》的前言部分，福柯说：“仅仅它的名称就为西方人构建了一个巨大的乌托邦储藏地……在我们居住的地球的另一端，似乎存在着一种文化，它完全致力于空间的有序，但是，它并不在任何使我们有可能命名、讲话和思考的场所中去分类大量的存在物。”

以此来看《秦岭记》，若合符节。小说正文分为五十七节，以昆仑山祖为起始，为整个叙事奠定神人相通的基调，也自然把秦岭纳入《山海经》的天地秩序中。小说广收博采，“有点胡乱和放肆”地描写了一堆物事，但因为“背后的定数”在，其呈现依然是有机和浑然的。这“定数”是什么？那就是“中国人观照认知天地、自然、生命的思维”。

小说的第五十三则颇有意味。此则写上个世纪末，一个叫康世铭的到秦岭红鱼河一带的村寨采风，在一农家发现一本署名麻天池作的《秦岭草木记》。麻天池是民国时期当地的一个县长，此人“不善俯仰，仕途久不得意，常写些诗文排泄郁怨”。《秦岭草木记》不过三十页，前面所载是当地各种植物特产，写法上与《岭南异物志》《岭表录异》之类传统地理异物类的博物笔记很像，如：“诸葛菜，茎直立且仅有单一茎。下部茎生叶羽状深裂，叶茎心形，叶缘有钝齿。上部茎生叶长圆形，叶茎抱茎呈耳状。花多为蓝紫色或淡红色，花瓣三四枚，长爪，花丝白色，花药黄色，角果顶端有喙。”但后文内容则变了文风，像是一则则的感悟或箴言，诸如“草木比人更懂得生长环境”“读懂了树，就理解某个地方的生命气理”“树是一站在那里，就再不动，但好多树其实都是想飞，因为叶为羽状”“菟丝子会依附，有人亦是”等等，康世铭读罢，感慨万千。此中的关键在于：书中所记草木物产到底是为了认识世界还是感知世界？

有必要回到孔子那里，《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钱穆《论语新解》对此的解释是，“学于诗，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可以渐跻于化境，岂止多识其名而已。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诗教本于性情，不徒务于多识”，这里由物及心，也正道出“博物”与“文学”链接的机缘，秦岭草木的实物是“感发志意”的审美源头。说到底，“物理”是“性情”之下的物理，而非纯然的学科知识观念。有趣的地方还在于，《秦岭草木记》前后不一的体例和语言风格，有意暴露此书的虚构色彩，却又对整个小说构成一种总括的意味，点出“生命气理”的意义所在。贾平凹说《秦岭记》提供了“如何以中国的、世界的眼光审视秦岭、观察秦岭、思考秦岭，又如何站在秦岭里观察中国、观察世界、理解中国、理解世界”两种视角，很大程度上也在说明这个转换的重要。

质言之，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已经获得某种现代知识论笼罩的背景下，激活传统博物叙事最大的意义不是形式层面，而是因物及义、心物神会、神物感通的诗性感知。我们可以再举一位青年作家为例，那就是已完成重要写作转型的孙频。近年来，孙频接连出版《松林夜宴图》《我们骑鲸而去》《以鸟兽之名》等小说集，继续保持强旺的创作势头，虽然从小说的结构和语言上，这些作品与贾平凹《山本》《秦岭记》直取笔记小说形神的风格差异巨大，但博物叙事以某种内倾的方式成为推动她题材转向和主题转向的重要驱动。在一则创作谈中，孙频坦陈：“我近两年的小说里出现了博物志的痕迹，山川草木鸟兽鱼虫器物，这一面算一种写作上的探索，另一面也是因为感觉到了物对人有着神秘莫测的影响和渡化。比如文物虽是物，却实在是有生命有魂魄的，我甚至觉得它们是可以开口说话的，只不过用的不是我们人类的语言，它们用的应当是另一个世界另一重空间里的语言。”（孙频：《所有的生长都来自暗处》，《文学报》二○二一年九月八日）

《以鸟兽之名》中的叙事者为了查证旧友命案真相，前往大足底小区调查，遂与自阳关山搬迁至此的山民有了交集。其中在县城文化馆工作的游小龙一直在写一本“压根儿就不是写给人看的，是写给阳关山上的鸟兽草木的”书，而他所记录的内容正类同前文托名麻天池所著的《秦岭草木记》，是阳关山的山川草木和飞禽走兽，如“麝、獾、狼、花豹、野猪、蛇、花鼠”之类。慢慢地，叙述者对于命案的查访逐渐转向对游小龙自矜的山民身份和他固执守护的山林世界的勘探。游小龙不但观察实物，更得其本真，他的心智清朗与博物洽闻相得益彰。叙事者着意好奇的悬疑癖也终于在游小龙“山蕴万物”的庄严思悟之下获得开释，明白了自以为是的“求真”在山林诗意的幽深和玄远之下是多么不足道。

再如《天物墟》，小说叙事架构与《以鸟兽之名》很相似，叙事者永钧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已然废弃的家乡磁窑，邂逅厮守民间的文物学者老元。小说不断借老元之口，反复陈说“古老的器物”的生命感觉：“文物身上留着古人们的余温，文物上面的每一道花纹都是古人们的感情和寄托，每一件小小的文物都是你来我往，是人类早期的文明，是古老的社会制度，它们记录着国家的形成，朝代的更迭，礼仪的教化——这才是文物的价值。”在他的教诲之下，永钧也终于通过器物接通天地之间那“神秘的力量”，“像在黑暗中触到了一只巨兽温柔的鼻息，微微有些恐惧，却又忍不住想流泪。我明白，它正是我想要的那种来自于宇宙间的巨大庇护”。

孙频以她葳蕤的想象力提供了“博物”与“文学”交集的另一种方式，在本质上，她正同致力写山川志的游小龙和写文物志的老元一样，“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非徒取博物之义，琐琐细述物之习性，而是在与万物情感体验的交互中彼此激发，弥合物我之隔，“辨类知名”的微观记录由此成为通达文化隐喻的心灵路径。

二

《山本》和《秦岭记》均围绕秦岭展开，承袭博物传统之外，亦带有鲜明的方志色彩。我国方志撰著由来已久，虽渊源何自仍有争议，但历代编纂的志书体量庞大，更与笔记小说互有渗透。刘知幾《史通·内篇·杂述》将“偏记小说”分为十类：“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其中地理书是指“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内容基本和方志一样。再具体而论，方志之下门类又有多种，如明清方志中列于书末的“丛谈”“外纪”“余编”“拾遗”“摭谈”等等，内容多涉“仙释”“隐逸”“技艺”“文苑”之类，基本就是笔记小说的体式。对方志素有研究的章学诚在其所撰《湖北通志·凡例》中着意说道：“征材所积，各以类次为书，其间畸零小说、旁见佚闻，或考订沿讹，或传闻遗事、说铃书肆、纤伙饾饤，志家多附余编闰位，诚属钜细不遗之意。”又谓“史裁附以小说，毕竟不伦”，但“亦足慰旁搜别索之思矣”。

可见，无论是方志作为小说，还是方志保留小说，方志这一文类包蕴的小说元素都相当突出。至于小说家编纂方志、志家创作小说更是常见，如宋人乐史撰成著名的《太平寰宇记》，他本人另有《广卓异记》《绿珠传》《杨太真外传》等小说，对后世影响广泛；又如著述等身的冯梦龙曾编纂《寿宁待志》。有前人成例，当代作家从方志入小说自然也顺理成章。汪曾祺曾担任过故乡高邮县志的编纂顾问，在他的阅读中，方志即占据不小比例：“我看杂书所用的时间比看文学作品和评论的要多得多。常看的是有关节令风物民俗的，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其次是方志、游记，如《岭表录异》《岭外代答》。”格非在写《人面桃花》时，“想把古代尤其是宋元以后的地方志多找一些，看看过去是如何来编地方志的”；而“用地方志写一部小说”是阎连科早就有的想法，在写作《炸裂志》之前，他“一连査阅了五六本地方志，研究了地方志的分类书写范例”。这些作家的夫子自道，给我们指出了以方志为资源和以方志为方法来达成“方志小说”的两种路径。以方志为资源在众多关于地方、区域的写作中所在多有，这里且不展开，以方志为方法的作品则是“文体寻根”的重要实践，也是透视李庆西所谈到的既“寻根”又“先锋”的当代笔记小说之审美型构的参照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