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珍

作者: 吴浩然

小时候住的单位大院里有几口小水塘。离我家大约百米远的一处水塘,是我跟珍珍经常碰头的地方。那里远离大人们的办公室,经过的人少,附近还有几棵高高的白杨树投下绿荫,春夏时节,坐在塘边为洗衣服而设的石板上十分自在。风起来的时候,白杨树刷刷啦啦作响,也能遮蔽我和珍珍之间小女孩的私语。

水塘面积大约十平米,椭圆形,像嵌进地面的半个蛋壳。不知道为什么,一年四季中这水塘有时盈满清水,足够蹲在石板上浣衣裳,有时又忽然彻底干涸,滴水无存,塘底布满坚硬的裂缝。那时我还小,无法预料这个小池塘何时有水、何时干枯,就像无法把握我跟珍珍大起大落的友情。

珍珍是大院里唯一一个非职工家庭的孩子。大院坐落于五线小城六安市的郊区,属于一家水文单位,因为水文观测需要大量空间,建单位的时候,用红砖围墙松松朗朗圈了很大一块面积。珍珍家搬来很早,至少在一九九一年我家搬来的时候,珍珍家已经在院子里了。整个院子有一定的坡度,办公室、观测场、家属宿舍都在上坡,有七八户人家常住,珍珍家独在下坡底端。上下坡之间隔着一片树林,有一条石子路贯通上下,树林其他地方也有几条羊肠小径可以行走。蛋壳水塘就在树林西北边一条小径的末端、接近观测场的位置。

两种生存方式共存于这个大院子里。上坡是城市户口、独生子女、坐办公室;下坡是农村户口、非独生、自由务工。共同之处是都很清贫,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不过我确实比珍珍过得好一些,毕竟我是父母唯一的女儿,珍珍还有个弟弟。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珍珍偷偷告诉我的:

“吴浩然,你可知道我是抱养的,不是爸妈亲生的?”

“啊……”我犹豫地答应着。

“我爸妈以为我不晓得,其实我晓得,”珍珍微笑着说,“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家里来亲戚,半夜他们在外间聊天,我妈跟他们讲我是抱养的。他们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没有睡着,都听见了。”

那天是一九九八年,我四年级,她三年级。约莫是仲春天气,因为我记得有风,水塘里波光粼粼,但并不冷。我们两个女孩子坐在白杨树下,谈起这件重大的秘密,将我们的友谊推向了交心、严肃的层面。在哗哗的树叶声响里,珍珍细软的刘海在眼前被吹乱了。她微微眯起眼睛,带着一点儿若有所思、又有一点儿嘲讽的神情,好像自己经历了一件又赢又输的事情。

珍珍告诉我,不要跟任何人讲。我答应了。

但其实院子里所有家长都知道珍珍是抱养的。这在珍珍还是一个趴在木盆里的婴儿的时候,就已经是在大人间公开的秘密。在这个院子里,生活的分界不仅有上坡与下坡、城市与农村,还有成人与小孩。大人们在我们头顶上口耳相传的消息,往往很久都传不到他们俯视的小孩子的世界里。

妈妈曾向我讲述过珍珍身世更多的细节:珍珍严格来说连抱养都不算,她是半夜被生父母丢弃在现在这个家庭门口的。因为养父母结婚好几年没能生育,生父母打听到了这个消息,就选择把珍珍放在他们家。然而收养珍珍之后不久,养母意外地又怀孕了,生了现在的弟弟涛子。

我和珍珍的友情如何发生的,已经不记得了。当年院子里只有三个女孩,除了我和珍珍,另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孩每天被关在家里做家长额外买来的辅导资料,性格越来越沉默,不怎么跟我说话。而珍珍,我一向她发出友谊的信号,她就立刻走了过来。从我九岁开始,大部分空闲我们都待在一起。春天捞蝌蚪,夏天钓龙虾,秋天在树林里找果子,冬天堆雪人,还有养猫、种花、跳皮筋、看电视。一个又一个中午、傍晚、节假日,她一次又一次穿过树林,顺着四季青小路走到办公区后面的家属区,敲响我小房间的门。

大院的家属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建造的一排红砖黑瓦平房,我家住着最西边两个房间。一间作餐客厅,另一间原本是全家的卧室,三年级时爸妈找来泥瓦匠,按一比二隔成南北两间。我住朝南的小间,不到十平米,靠墙摆了一张单人床,床头放一个书柜,床脚有个杂物柜,妈妈的缝纫机摆在窗户下作为我的学习桌。这几样家具对我来说完全够用了,最重要的是房门直接通向走廊,不需要经过客厅就可以进来,所以我才能发展出完全属于我的私交。

周末与寒暑假,我会约着珍珍在我家写作业,她在我家一待就是半天。她喜欢趴在缝纫机旁边,下巴抵在手腕上静静地看着我做事。我指导她读书看报,给她展示我自学的水彩画和各种手工作品,比如纸做的房子风车、冰棒棍做的坦克、小药瓶做出来的风铃。因为材料只能因地制宜,不能完全达到我的期待,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都做得很粗糙,但珍珍总是赞不绝口。有些书我会借给她看,有些手工作品就送给她了。书隔段时间还回来,会比借出去的时候明显旧了一圈,手工作品也会在她家不知所踪。因为我知道她家的环境,一般也不太介意。

珍珍家的房子也是单位的,因为不是职工,每月要交少量租金。这几间房子盖得更早,结构更加陈旧:没有客厅,狭窄的门厅只能靠墙摆放一些农具,门厅内侧左右各有两扇门,通往两个房间。一个房间是储藏室兼吃饭的地方。另一个房间是卧室,有两张木床。珍珍没有自己的房间。她家的房顶很高,窗户也开得异常地高,屋里总是昏暗的,光线从高窗投到屋里的地面上,好像离外面的世界很远,有一种待在水缸底的感觉。珍珍爸妈终日忙忙碌碌,很少有时间收拾,家里常年有一股油烟混杂着霉尘的气息,这股气息总是让一切都很快变旧。

我每次去珍珍家都会受到她爸妈的欢迎,会给我倒茶,这是院子里其他小孩没有的待遇。因为我总是考班级第一,年年照片贴在学校光荣榜上,而珍珍和涛子的成绩一直普普通通。叔叔阿姨不会辅导小孩作业,非常希望我能帮到这对儿女,我也在尽力这样做。例如四年级末的那个暑假,我突发奇想在家里设小课堂,给姐弟俩上了好些天的课。本来只打算教珍珍四年级语文,结果涛子天天黏上来,赶也赶不走,我便也教他三年级数学。在大人看来,这件事有效地预防了两个小孩在漫长的暑假里乱跑出现意外,意义非同小可。叔叔阿姨为表感激,给我送来母鸡和鸡蛋。我吃着她家的礼物,心里挺高兴,但也没有更多想法。我所做的都是为了玩,只是我玩得一身正气,更符合大人的期盼罢了。

珍珍上来找我的成功率要大于我下去找她的成功率。她找我,我一般都有时间,但我找她,并不是次次都能邀她出来。她家的生计是一个水泥预制板加工厂,就开在下坡空地上,雇了几个工人,几乎每天都在开工。叔叔阿姨有时开拖拉机出去送预制板,出门前会交代珍珍一些事,比如煮饭、烧茶、给预制板浇水。我经常下了坡来,一出树林,就看到她站在加工厂的平台上,手里牵着水管,要把每一块预制板浇透才能走。珍珍也有没做完事就走开跟我玩耍的时刻,但如果我送她回家,她爸妈会忍耐一些,骂得不那么凶。也因此,珍珍更爱跟我一起玩了。

在大院里,珍珍只跟我做朋友。她好像跟上坡其他所有人都是疏离的。不仅不怎么跟其他小孩玩,背后提起那些家长也直呼其名。她狭长的单凤眼盯着那些大人时总有一丝质疑的意味。跟她分崩后我曾经想,或许她极其敏感的性格让她比我更早地意识到了那些成年人在一本正经下的平庸。但如今我觉得,一个小女孩未必有那么深沉的意识,她的敌意恐怕来自本能——上坡的大人们对待她,跟对待我肯定是不一样的。

珍珍多次向我控诉过爸妈对她的不公平。比如她要做家务,弟弟不用做。过年走亲戚带着弟弟,让她在家看门。她和弟弟打架,她打不痛弟弟,而涛子是个铁蛋似的非常结实的小孩,还起手来很痛,她也会找我哭诉。我说要么你告诉爸妈。她的回答永远是一样的:“我爸妈才不会管呢!他是他们亲生的,我是抱养的!”她的眼泪簌簌而下。这时我看着她的脸,总会觉得她很可怜。我感觉她好像在向我求助,可我对于大人的态度完全无能为力,我只能多偏向她,尽量不跟涛子玩。

大人们提到他们姐弟俩,总是说:“其实珍珍爸妈对她算好的了,谈不上偏心。”他们的“好”意思是:那个年代抱养女儿不是什么稀奇事,很多养女是明显不如儿子受待见,相比之下,珍珍和涛子的生活都是一样粗糙,涛子没有比珍珍过得更好。确实姐弟俩都是一年四季翻来覆去穿着那几件旧衣裳,书包拉链总是坏的,鞋子布满灰尘,只有过年的时候有点零花钱。但两个孩子在同样的条件下长出了截然不同的相貌:涛子像妈妈,黑红的脸,身材结实,盛夏天敢赤脚跑在滚烫的石子路上。珍珍很瘦小,虽然只比我小一岁,但看着像我三年前的个头。一张单薄的瓜子脸,脸颊总是黄黄的,细眼睛,薄嘴唇,小小的鼻子。头发泛黄,扎着两个简单的小鬏儿。细胳膊细腿,细细的手指,因为常年没用护肤霜,手上的皮肤一直干巴巴的,和年龄很不相称。我认识她的那些年,她的模样一直是这样,很暗淡,但暗淡中又深深藏着一点东方的秀气,犹如深巷小花,默默开放。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郊区小学有很多这样灰头土脸的孩子,大家都司空见惯。但我乐于打扮珍珍,让她快乐一点、漂亮一点。我教她手上沾了水以后要拿雅霜擦手,这样手背就会慢慢变得滑滑的。我用家里的发油给她润头发,帮她换发型。我夸赞她的头发很顺很直,是我想要的。我的头发虽然乌黑浓密,但是自然卷,只能梳起来编辫子,不然就会满头乱飞。

我告诉她,有一种处理头发的手段叫“拉直”,可以把卷头发变得丝般顺滑,我很想试一试,但是挺贵的,而且爸妈肯定不允许。

“吴浩然,你的头发那么长、那么多,要是拉直了,肯定能垂到脚跟上,像古装电视剧里的仙女一样!”珍珍笑眯眯地说。

我笑着纠正她,拉直只是让头发变直,不会像拉面条一样变长,不过她没有听懂。她坚持认为,如果我去做个“拉直”,我的头发会垂到脚跟上。

有一天我让她坐在走廊上,给她做一个我自己喜欢但是做不了的发型:把两鬓的头发编成两条细细的麻花辫在脑后固定起来,其余头发披散着。做完以后,我跟她说这叫“公主头”,拿镜子给她看。她左照右照,笑不拢口。我妈妈在旁边经过,看到了这一幕。后来她跟我说:“你对珍珍真是像亲姐姐对亲妹妹一样啊!”

“是呀。”我笑嘻嘻地答应着,心里很得意。

在小学中后期漫长的时光里,我一直享受着珍珍对我的依赖,珍珍也不停表达着她对我的需要。我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读课外书、好好做作业、画画,都是我认为有益的事情。我想把我生活中最好的东西也引入她的生活。但从长远来看,我的举动对她而言更像是一种展示,并不能真的改变她什么。与此同时,外界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远大于我们自己的努力。

时间进入新千年,天边开始传来噪声。那是小城开始扩建环城路的声音,工程队从远及近,声音也越来越清晰,突突突是打桩机,轰轰轰是挖掘机。原本狭窄的柏油路被一截截翻开,准备浇筑水泥,做宽敞的大道。那段时间我们饱受出行之苦:自行车颠簸,公交车暂停,的士极少到这里来。只要一下雨,到处都是黄泥巴,走几步脚底就黏出一个大泥饼。最终我们大院靠近路边的一侧围墙以及大铁门都被挖掉了,整个院子失去保护,经常失窃。同时我也觉得,自己原本浑然一体的童年在逐渐溃散,有些事情越来越难以把握。例如我胸部开始发育,夏天让我不自在;莫名其妙喜欢上一个男生,搞得我忐忑不安;爸妈反复讨论我要上哪个初中,一直定不下来。珍珍的性格也变得有些古怪。

有一个周末,春光很好。我到下坡去找她,却见她披头散发地坐在门口痛哭,旁边一张矮凳上放着一盆水,热气腾腾的。我吃惊地问珍珍怎么了,她完全沉浸在哭泣中,谁跟她说话都没有反应。阿姨在旁边不耐烦地说:“水不搞热一点,怎么烫得死虱子?给你好好洗一下,以后不就好了么?哭什么哭!”涛子在旁边小心翼翼地跟我说,珍珍这段时间头发上出现了虱子,妈妈要用热水给她烫头、上药,还要她把头发剪短。珍珍不愿意,就崩溃了。

后来珍珍还是用那盆水烫头了,抽抽噎噎地。妈妈一撩水在她头上,她就惊叫一声。我整个下午一直在安慰珍珍,但是没有效果,她心情很坏,时不时掉几滴泪。我说以后她头发还能长起来的,她说:“我头发长得特别慢,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说:“短发也没事啊,我三年级的时候就是短头发。”

“但是你长得漂亮啊!我本来就长得丑,剪了头毛更丑了!”她红着眼睛,又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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