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始于无言处

一、童年

小说家常常回望童年。有时是一些琐事，有时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比如踩在小凳子上洗筷子，春节聚餐时越过众多亲戚在镜子里看自己一眼。那一眼意味着什么，自我确认？还是通过与镜像的抵消，意识到自己并不存在于嘈杂的场景之中？或者是某个特别的时刻，大人用神秘（甚至不怀好意）的口吻说，“你长大就知道了”。暗示着山雨欲来，但不是此刻，悬置的未知物笼罩在孩童身上，同时也为他们开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新视角。

奥康纳说，“任何有本事撑过童年的人，一辈子都不缺题材写”，一次次被小说家们引用。然而，童年经验应当怎样处理，如何能越过时间的虚幻光线去触碰那片已消失的土地，并且既不走向自恋式的抒情美化，也避开因为物理层面上的遥远距离而产生的感伤。

我初次处理真实的童年经验，是在小说《凤凰于飞》里。小时候，父母工作繁忙，把我寄养在上海南市区的一户老太太家里。她带我时，已有六十五岁，体力渐不支，所以我是她带的最后一个孩子。我对她有很深的情感，当时没电话，离开她家时，我想着有一天要给她写信，并唱儿歌似的背熟了“上海市南市区康家弄号2楼外婆收”。我早就想写一写她，但也隐隐感到，过度的情感联结反而会成为一种障眼法，不敢轻易动笔。而真的开始写这篇小说，一是找到了合适这个身份的故事，二是因为一个无意中的契机。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外国摄影师拍摄过一组上海弄堂人物群像。他碰巧进过康家弄，拍下了这位老太太。照片中是夏天，她穿一件碎花短袖衬衫，泡泡纱质地。人已经很老了，但头发没有全白，手里还夹一支香烟。这个时过境迁的形象，重叠在她往日的剪影之上，使我感慨万分。撇开情绪冲击，另有一些别的领会。好像通过她此刻的模样——“此刻”，离死亡更近，一生的轮廓相对清晰之时，我重新辨认了她。

因此，等待是不可或缺的过程。在漫长的等待中，童年经验一次次得到温习，展露更具体的样态。有些较早落形，如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也有如张爱玲的，到晚年才写出《雷峰塔》《易经》，遥远的雾已消散，一切都是闪亮而精确的。

二、无言

近两年，MBTI十六型人格非常流行。在不同朋友的督促下，我测了好几次。我的状态比较流动，后三项数值不断变化，但第一项始终是“I（Introvert）”，倾向程度甚至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I人未必不具社交能力，但与人相处，耗散总多于舒适。对I人而言，社交更像一种限量的货币，必要时为友谊、社会角色、乃至好奇心而支付。E（Extrovert）人则全然相反，社交滋养他们，使之灵魂重回丰盈。

作为资深I人，我尤其适应独处。有时也被热闹吸引。有一年，参加一个文学活动，见到许多师友。宴饮将人松绑，欢谈渐入佳境，颇有杜诗中的况味。即使仍然身在现场，都不免有些感伤，因为知道这样的场面在人生中很稀罕。然而，当我回到房间，独对静夜，他者的气息缓慢消隐，我忽然意识到，小说（或说文学）——至少在它被写下的那一刻，是在无言之中的，并且只和自身相关。

小时候读“无言独上西楼”，也跟着无言，却感到那人有无限话要说。读到“寂寞梧桐”句，又不免有点失望，词意萧索起来，走上了窄道。可能我潜意识里以为，无言的人应当往上看，见月如钩，见黑魆魆而幻化无穷的长空。后来听邓丽君唱《独上西楼》，私心偏爱，一时为上楼者的身份而恍惚。究竟是去国离乡的南唐故人，还是坦然敞开脆弱以迎接美的薄命美人？辗转数年，有一日心血来潮，赶在黄昏前独登山顶。秋冬交替，南方的树叶还未离枝，落入形而上的火焰之中。那一瞬间，无言登高的人，在万千虚影中指向了我自己。

再回到小说吧。“小说”首出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初指浅薄、荒谬的言论。后在《汉书·艺文志》里，释“小说”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此间，我们可以听到一派来自市井的家常俚俗，锣鼓喧嚣。在传播过程之中，每个叙述者又添加了自己的想象。今天看来，这样的定义更接近“故事”，即在技艺发展早期小说的胚胎形态。越接近现代，小说越远离公共性的嘈杂，转而向个体的精神范畴渗透。由此看来，无言，并非磐石般坚硬的沉默，而是一个人徜徉在尚未被语言捕捉的时刻。这玄虚一刻，游弋于他的外部体验与内部反刍的边界，神秘莫测。所以我想，小说是从无言处开始的。

三、世界的真相

弗洛伊德年轻时，曾听精神病学的一代宗师让-马丁·沙可说过，要想了解世界真相，必须放低姿态，将喜恶置之度外。这是《精神分析引论》里无关紧要的一段，读之却会心。它与我年幼时的想法近似：与他人相处时，我愿意把自我放在一个较低的位置，以便他人能不受我的影响，无所顾忌地表达真正的感受。也就是说，为了得到他者身上的“真相”，我必须忍受自己对他们的评判，在它定型前使之消失。知行合一，我一贯也是如此行动的。且不论我的作法是否偏颇（毫无疑问，它有很严重的副作用），至少这体现了我身上一种寻求世界真相的强烈欲望。

那么，所谓世界的真相，真的存在吗？可以被清晰地名状吗？我不知道。但我感觉有两点是相对确定的。第一，无论我们用什么工具去捕捉那道真相，在表达的过程中，真相已被层层简化，充满瑕疵；第二，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仍然相信，就像数学中的极限概念，世界的真相也是能够被无限接近的。至于接近的方法，我曾在小说集《俄罗斯套娃》的后记里提到过当时的发现，即：凝视——沉下去，继续观看，不要轻易下结论。可惜两年过去了，这个答案并没有得到质变的升华，而我也仍在艰难地摸索。

上述是法则，而写小说，是我所选择的追寻世界真相的一条道路。借语言为介质，无数次对世界进行局部重铸。这当中又有许多技巧可循。例如，近两年我重新领会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不仅适用于诠释文本风格的简洁，也可以更广泛地应用在小说整体的空间上。假设要写一个来大城市务工的女孩，作者应当对她的生命有更长远的把握：她哪一年来的？她的父母如何谋生？她童年是否经历过什么创伤？……也许小说的内容和这些信息无关，甚至对此只字不提。但唯有掌握前述信息，小说世界的真相才会相对更完整。在《本托的素描簿》中，约翰·伯格写道，“我们这些画画的人，不仅希望创造一些可见事物呈给他人，也想捎带一些不可见的事物，陪伴着它走向不可预知的终点。”小说亦是如此，那些未被语言触及的事物，同样在“世界的真相”层面占据一定位置。

契诃夫论作家的作用，“就是如实描绘一个场景……使读者再也无法回避”。那是非常理想化的状态了，简单一个“如实”，汇集了多少关于真相的力量。“无可回避”也说得极好，因为真相是不容敷衍的，它将赋予眼前的人一种与它对峙的强迫性。

这一节的最后，我想到小说《罪与罚》中的情节。拉斯克尔尼科夫在河边准备自杀时，他预感到，在他的信仰里，有很深的虚假存在。此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插入了一句如神降般的旁白。“他不懂得，这种预感可能正是他一生中未来的转折、未来的复活，以及他将对人生新的看法的先兆。”这是人在精神层面被世界的真相所救赎的典型范例，尽管这当中的过程极为复杂。

四、梦

关于梦的科学太过庞杂，在此只从自身出发，讲述梦与文学相关的部分。

有一类小说家充满了梦的气息，博尔赫斯、布鲁诺·舒尔茨、科塔萨尔。在奥尔罕·帕慕克的《黑书》中，噩梦般的迷雾叠障而行，而留下信件不辞而别的女主角，名字就叫“如梦”。卡夫卡其人与作品都具有梦的质地，据说有一回他去拜访朋友，不慎惊醒朋友的父亲，就宽慰对方说，“请您把我看作一个梦吧。”无心一语，却与一九六三年的电影《埃及艳后》的结尾相合。惊才绝艳的王后服毒临终前，对着荧幕说，“人生是一场他人的梦，现在，我要做自己的梦了。”——多么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所有感受都容纳在这一刻之中。政权斗争的虚无、被性别所束缚的才华，以及主神在她的爱中撒入那么多的荒诞元素……也许王后想说的太多，可时间已经不够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从中获益，那就是：抓住自己的梦，因为这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一天，马尔克斯梦见自己的葬礼，气氛热烈如过节，他为与朋友们相聚而感到快乐。梦醒以后，他构思了小说集《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我曾做过一个有些相近的梦，并把它写在小说《补天》的结尾。在梦里，我包下一个电影院，邀请很多朋友看一部长约六小时的电影。电影播放的过程中，大家纷纷离场，待我回过神来，电影院已空无一人。走出影院，街上也空荡荡一片。我本想打车，走了一段路，遇上了一辆人力车。我没有交代目的地，车夫主动把我送回小时候居住过的一处住址。我很感激在这穷途末路还能遇上一辆送我回家的车，想多给车夫一些钱。我翻了翻包，只看见花色纸币和水果。梦醒后，我反应过来，这个梦四下充满了死亡意味。离去的朋友们，空空荡荡的街道，一言不发的车夫。六小时的影片是我的人生，花色纸币是冥币，水果则是贡品。

我有记录梦境的习惯，有时会把梦搬运进小说，但本意是为窥探无意识的波纹。

今年夏天，我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梦，似乎是对我写作状态的象征。在梦里，我仅仅是一个视角。起初，我在一个高瘦女孩子的内部。上课时，我忽然晕倒，被送去医院发现是绝症。病房里有两人，隔壁床的病友已很严重。在她的体内，我被诸种临近死亡的痛苦所折磨，我能感受她的头发不断掉落。到梦的结尾，我已从她的身体中出去了。我看见病房中央有一个秋千，女孩站在上面晃荡。她的模样瘆人，但我们已经分离，我不再感到恐惧。然而，由于这种分离，我又退回为一个视角，丝毫没有生命。

醒后复观梦，十分感叹。这与我在第三节开头所讲的“把自我放在一个较低的位置”有关。我可以相对准确地体验他人的感受，却失去了自己的感受。写小说时，也是如此。我经常模拟他者的感受，甚至凌空蹈虚，而我自己的生活也因此变得缥缈。“自我”到底怎么想，它的欲望朝向何处，这一切都被压抑了。如何平衡好，是我需要思索的课题。

五、城市

抗日战争时期，我的祖辈从宁波迁往上海。自父母一代起，都出生在上海，但若有人问起，我总忍不住强调，我的祖籍是宁波。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未整理好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感受。或者说，不知应该如何处理上海的城市主体性。

我初次在传统文学期刊上发表小说，是二○一四年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长夜》。小说题材源于我父亲的一个学生。初二那年，他患上白血病，很快离开了学校，生死未卜。致命的疾病固然可怕，但最让我挂怀的一点在于，他的父母是外来务工者。我下意识认为，他的家境未必能承担治疗的巨额费用，金钱在此语境中意味着生命。我常常替他难过，以至于时隔多年，我仍对这件事印象深刻。二○一四年，我已二十三岁，从未长时间远离过上海，对外地与上海的差异毫无把握。当我写小说《长夜》时，直接隐藏了现实中我最挂怀的点，把他们处理成了一个上海的家庭——后来反思过这种写法，却也只能抱憾。

真正对上海稍有了解，是二○一九年以后，我去北京读硕士。自古南人入北，心境会相应变得开阔。虞信也是由此，才暮年诗赋动江东。在北京三年，起初不惯于气候，后来也渐能欣赏凛冬干枯明朗的景致。假期回到上海，不知怎么回事，对这座城市的体认更清晰了。一来得了距离上的妙处，空间宽裕，足以让我对上海的感受弥散、膨胀、拥有无尽回响。与此同时，我也能够看到上海是如何穿越近百年的历史，为许多人提供机遇和保护。第二，在一种差异性样本的反衬下，上海的特质尤为鲜明。比如，北方热烈明朗，人们性情中的幽默成分很带有戏剧效果；上海则更为审慎、疏离，其幽默渗透在日常小事中，有时显得无厘头。而在这种疏离之间，上海人也对相异的元素非常包容，能适应一种彼此尊重而无关联的状态。第三，我意识到，所有城市之间有一种共通的感受方式，趋近于用直觉俘获，而非囿于物质化的感官方式——在抬头望高楼时，在夕照行道树时，在与人擦肩而过时，气息幽微的变化凝结在时间的横截面里。基于这种共通性，我在为最新小说集《晚春》寻找主题时，发现了“城市”。

如果说城市曾与乡村争夺人们的归属空间，那么此时，互联网以同样强势的姿态卷入了这场战争，并对城市生活造成极大的冲击。近两年流行的citywalk，算是一种对网络化生活的小小反抗，号召人们重新聚焦于现实空间，唤醒对于城市的体验。且不论citywalk在多大程度上起效，面对这样的环境结构，小说家更应该把握住城市的存在形态。作为生长于上海的写作者，也将尽我自身的经验，去书写这座承载着我命运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