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神话：桑烟、骨笛与失踪者

“神话指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将它们想象出来。”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神话与意义》

二○一九年八月，我写完一本与摄影史相关的书，准备好好休息一下。就在那几天，我一入睡就做同一个梦。梦里十分恍惚，有种危机四伏的感觉，记不太清内容了，只记得自己好像站在一个面目不清的洋人身边，正在通过某处关卡。由于视野局限，只能看到狭长的天空和大地，不能扫视周遭，但还是能察觉到，身边一队灰色人影，缓缓移动着。这时，一只手（只是猜测）不知从什么方向伸了过来，在我肩膀上一推。那股力量顷刻之间，从肩头传到脚踝，然后带动脚掌离地，脚趾向前，移动了一点儿。听觉也是起作用的，那队灰色人影，似乎一直在小声神秘地交谈。交谈带来了频率相近、节奏奇怪的嗡嗡声，没有内容，加上偶尔闪入视线的装束，大概支持了我的一种判断——这些变形的碎片，来自之前写作中某些废弃的资料，它在暗示什么呢？

我赶紧在本子上把恍惚的事物写下来：华美松石的耳饰、叮叮作响的珊瑚、天珠串连的念珠、随步伐摇晃的嘎乌盒……这些无一不对应着自己在那本摄影史的书里对我国西藏第一批摄影照片的某些描述。摄影这件事，从发明起从未离开过“神话色彩”，摄影史家们好像经常忽略这点，于是“仿佛看见”和“实际发生”的关系就被隐藏起来了。

我们多么习惯于

看不见

翻飞的群鸦中

那只鸽子。

——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电影《24帧》

不记得是清晨，还是傍晚，仿佛无法通过阳光的变幻，断定实际的时间。我懒得看手机，虽然习惯了在这种现实和想象交织的日子里生活，但我没忘艺术和生活，包括自己感兴趣和不感兴趣的部分，也许都可以纳入某个神话语境。一个尖锐的手机铃声，把我从这些幻想里拽回现实。打电话的是一个前辈导演，我们已经一两年没有联系了。他来电话告诉我，两年前那个关于西藏的剧本拉到了一笔钱。我们的确写过这个剧本。不过当初找投资不成功后，事情就放下了。我在北京劲松附近的华泰饭店见到导演时，他刚从欧洲飞回来，就是为了拍这部电影。我问，去西藏，还是青海？那样会很麻烦。他笑着对我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一群成都青年去到甘孜州石渠县插队，酷爱摆弄照相机的他，是其中之一。我在北京时考虑过这个问题，剧本里的风景对外人来说，只是孕育神话的情境而已，对导演本人则不然，“风景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对于那些居住在巨幕背后的人们来说，它同时有着传记性质和个人色彩”（约翰·伯格）。当年，他被派到绿曲河边的村落，住藏人家，点油灯、吃玉米面、放牧、干粗活，不敢想象未来还有走出国门的日子。

说去就去，我们于八月十八日上午——我找出票根3U8886，机票是我在手机上操作的，时间线清晰——十三点四十分在首都机场登机，飞往成都双流机场。飞机准点降落，十七点半的时候，我们已经坐上制片人的车，同车人除了我们和制片人，还有一个制片助理，然后是司机。制片助理是个女孩，在当地的电影电视学院读研究生。导演跟制片人一路小声说话。后来我有点困，半梦半醒中听他们说，也许那里早就没有了，后来发过洪水，不知道是不是确有其事。导演说，不可能。然后助理女孩在中间打圆场：大家休息一会儿吧！还有一段路呢，我给焕子打个电话。

没有出现月亮从山那边升起，绿曲河上吹来阵阵寒风的景象，穿过一片岩石遍地、野草滋生、尘土飞扬的地区，接着路边一座座隐蔽在河谷和山坡上的村庄的淡红色屋顶显露出来，就这样到了石渠。远处一堆石房子，犹如一片杂乱无章的墓园，或者像导演说的那样，自己下乡时也是这个季节，还以为一辈子都别想离开这里，心情糟透了。窗外零散的石房子，在短时间内，就被简易的围栏替代，像归圈的羊群，羝在一起取暖。夜幕降下，车在疾驰，大灯照出一道疙疙瘩瘩的狭长区域。导演对着车窗，伸出手指，“马上，就到了。”他好像认出了车刚穿过的月牙形山口。司机不怎么说话。“当年，我每月来买书和土豆……”言至动情处，导演情不自禁拍一下司机的肩膀，这时才听到他回应：“那时，我还没出生呢。”

匍匐在地皮上的灯光，箭头一样，把我们引入一片高高低低的空间，随着狗的狂吠声，杂货铺里亮起的灯光，逐一照亮了四周的景物，以此可以确定，我们的车正穿过小镇外围淡灰色的墙，驶过路旁灰色的草垛，房子也都是灰色的——那种忽然失而复明的感觉，造成了一种虚幻感，包括街边的人形轮廓，一边擤鼻涕，一边交头接耳。穿着臃肿的妇人身上的念珠叮叮作响，她们弯腰低头，似乎交易着筐里的物品。后来，我又闭上了眼，途经多少地界、升高多少海拔，一概不清，从机场出来就像滑入了一个长梦。车从灰色人影旁边经过，驶上敞亮的高坡，从那里向右，直插入一片树林旁的土路。风吹树枝发出杂声——树叶的沙沙声，夹杂粗砂粒的磕碰声，不像吓人的怒吼，更似路边妇人的私语。

至今我也无法确定，这些是不是真实存在过。司机把我们搁到旅馆，就可以离开了。导演和其他三个人，跟着一个深色背影，向一片暖黄色的光里走去。带路人身穿蓝格衬衣，应该是剧组找的当地人。一下车，我就闻到了空中那种类似于焚香的味道，在夜雾中铺展、散播。

旅馆有个不大的餐厅，听完制片人布置勘景计划，我挺期待这次能发生点什么事的，尤其不在计划之中的事。毕竟，任何伟大前程都是未知。后来他们在酒桌上，又说起车上说过的“神秘之地”。“绿曲河”在藏人口中叫“绿曲”，曲是河的含义。他说的是河边的一个地方。当地人焕子的说法是，以前附近的人每到节日都会念着六字箴言来这儿朝拜。对岸的人通常乘船穿过晨雾过来。朝拜的人，一天到晚陆陆续续，在暮霭不再移动时，还有人横渡绿曲返回。河水干涸后，周围村子里的人，好像就慢慢迁走了。

在餐厅暖黄色的灯光下，导演的脸显得比往常喝醉酒时更红。既有多年之后让剧本复归实物的兴奋，也有故地重游的激动。他说到，自己离开石渠后，去过很多国家，可是从没见过一条河是那个颜色的！

焕子的年纪并没有赶上绿曲流淌的年月，后来他围绕“扎西卡”做了一段冗长没有重点的叙述。“扎西卡”是我所在的这个地方过去的名字（和“绿曲”一样是个藏语词），北起巴颜喀拉山南麓，南至沙鲁里山脉的莫拉山段，西北与青海玉树州接壤，西南与西藏江达县隔江相望，东南面与色达县毗邻……

第二天早晨，司机把车停在旅馆前面的场子上。轿车换成了有点残破、大灯上沾着尘土和泥的越野吉普车。焕子靠着摩托车等我们。我幻想今天的行程。同时，从三楼向外，扫视了一眼。一层飘浮着灰颗粒的阳光里，大部分的屋顶都是土黄色的，而不是我印象里的灰色。

焕子骑着摩托在前头带路，我和制片人、助理坐在车的后排，导演坐在副驾驶座，兴奋地对眼前的一切指指点点。开始的路和他的想象吻合。原来，旅馆外的土路上，还开着一家甜茶馆（昨晚到地方时完全没有看见），露天部分摆着一个灰黄色的小木桌，几个藏族老人端坐在那里，一边喝茶一边继续着昨日未尽的话题。

一道山梁之后，路变窄了，最窄地方宽度只适合吉普车通行——司机是有经验的。虽然有所准备，还是被路上的颠簸搞得心神不宁。车门外就是河谷悬崖。导演和司机在前排畅聊，我们在后排互相凑近，各自休息。我本想眯会儿，却始终吊着一颗心，没有休息好。

回忆第一次去玛尼堆的路上，天空呈现一种奇异的蓝色，“‘两千克的蓝比一千克的蓝要蓝得多。’这话太有道理了，而且真的很精辟。这意味着颜色会随着规模增大产生一种效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被色彩感动，是因为它的规模”（《当代艺术的十九副面孔》里画家大卫·霍克尼是这么说的）。地方和地方之间相隔很远，所有时间都耗在了路上，我甚至还拿了本书，纯粹是为了路上解闷。车窗外深邃和辽远之中翻滚的彩云，和沉默如谜的司机，都趋向那种老套文学描述中的事物：燃烧的云朵、透明的天空、沉默的智者……

那几天，我们的车一直追着焕子的摩托车。这次远远地，看到他在一片阴影底下，把摩托熄火。下车后，我糊里糊涂，站到了一片巨大宏伟的玛尼堆跟前。玛尼堆在藏语里叫“多崩”“朵帮”，汉语意思是垒起来的石头。另一种说法是“十万万经石”，据说这些石头来自无数个吉祥之日，大家一边煨桑（藏历新年，人们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煨桑祭神），一边用额头碰石头，默诵祷词，再把石子抛向天空。时间一长，就形成了玛尼石堆。

透过相机的取景器，远处高密度的黑点，意味着数以万计的石块，大的如八仙桌，小的比鸡蛋还小，有的石头上镌刻有姿态万千的佛像，或六字箴言。神圣的玛尼石，在我的眼中，侵入了天空——在人类开放视野之后，很多事都会改变，像神话中说的一样，很快会进入宇宙，闯入宇宙之外的时空。

我一边往前走，一边发出惊叹声。难怪导演说，这里熟悉又陌生，他在这里的十年好像很长，放在一种历史性的变化中，简直不值一提！但又不能否认时间的意义。人的视觉会撒谎，巨大和渺小，都会被忽视。高大雄伟的石堆的变化，就来自石块的累积。后来，我从焕子的介绍里又得出一个准确数字是，这里的石块有二十多亿块（也有二十亿、二十三亿、二十五亿等多种说法）。

我拍照片时想到一个好标题：“玛尼堆增高一寸”。“一寸”符合我的本意，不多不少。

下面继续按神话逻辑，想象百年前，活佛路经此地，捡到一块天然自显的玛尼石的场景。玛尼石混在青草和羊粪之间并不显眼。他拿到石头的瞬间，开悟到自己的使命是，刻尽这片土地上的玛尼石，利乐众生，昌盛佛法。

从此，只有玛尼石，没有石堆。雄伟不只是物质性的，还包括活佛和后代无数佛教信徒的虔诚之心，一块块镌刻着玛尼经文的石头，随着大量的祈愿，筑成了这道长二百九十六米，宽七十七米，高二十五点四七米的石经墙。

这片土地上，的确留下了时间的痕迹。

我们中午在附近一个茶室休息，几条野狗趴在门外的地上睡觉，对人毫无兴趣。这边野狗特别多，大都是一副看透世事、生无可恋的神态。

一切到了这里，都有些慵懒。

以前我就不太理解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对西藏的情感，尤其导演来到这个地方之后，表现出的那种感情，他在喝茶时说：“那时，每天划船出来，到镇边的大坡上跑步，透气，我记得玛尼堆……跟原来一样，又不一样。”

在我看来，“西藏”只是个和神话相关的“语境”。没站在这个庞然大物前，“大量的东西在消失……我们终将化为一抔尘土。也许我们想试着留存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也许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法留存太多”。类似的文学描述，只会让我陷入迷惘。

壮观，不算什么特殊体会。两年前写这个关于西藏的剧本时，我已经从资料中对此有所了解。可是当与北方完全不同的景观闯入视野，然后在公路上变幻、趋同，最后消失，我还是感到，一种“语言无法在此处驻足”的感觉。

羊群不慌不忙地经过玛尼堆，有时还跟着两三条狗，放牧的藏民对游客见怪不怪。平时，制片人吃斋，他下车后，虔诚地一边双手合十，一边凝神望着远去的羊群。助理则掏出笔记本，追上导演记录着什么。

我设定自己是个旁观者。无论离得多近，都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人。高密度的石头——既是信仰，也和环境相关——低密度的人造就了此地的生活，“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越久，越会意识到，在一天的哪个时候，在一年的什么时节，应该看哪个方向”（《当代艺术的十九副面孔》）。藏民的方向不分东南西北（与汉人的感官有“交叉”），是天地的概念。他们把很多事物的神圣性，和天挂钩，比如天铁，还有上文提到的玛尼堆，都是祭天的。

我下车对着周边风景拍照时，远处驶来一辆客车。这车游客在玛尼堆前下车，非常有秩序，排起一列长队，一路向前，念念有词。旅游介绍词里说，走一圈这个玛尼堆约三点六公里，灵魂会在走的过程中变淡，以至于失去重量，飞升入天。

我可没有这个打算，于是回到车上，等游客走远，又无聊地走下了车。忽然起了一阵风，天越来越暗。色温正好在日景与夜景的交接点，天上一抹余光，尚未黑尽。这个时间段，在摄影上叫“带密度”（相对光谱密度小的日景来说），最容易出好照片。我不知道方向，只能说逆着玛尼堆的方向走去，想拉一大全景。不知自己走出多远，忽然感觉被身后的某种力量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