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出圈：“理想底空名词”与二十世纪文学“遗账”

一、“理想底空名词”与“理想底实质”

在为一九二○年《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随感录”栏目所写的一篇文章里，陈独秀讲道：“我们中国人不注重实质上实际的运动，专喜欢在名词上打笔墨官司，这都是迷信名词万能底缘故。”而关于该问题的“觉悟”，陈独秀首先抛出的便是“我们所需要的是理想底实质，不是理想底空名词”（独秀：《随感录》，《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一九二○年一月一日）。尽管陈独秀所言的“理想底空名词”，主要指涉“五四”以来尚且裹挟时髦色彩的“解放”一词，但论及文学出圈话题，陈独秀百年前的这段话却提供了某种略显扫兴却又直指问题内核的启示。

观照百年中国文学历程，似乎长久以来被“理想底空名词”遣之不散的幽灵所笼罩。至少从概念命名的角度而言，如一九九○年代国内文学界之所以会进入到陈思和教授所言的“无名”态势，一方面根植于文学自一九九○年代的多元化格局趋势，此外需要指出，一九九○年代中国文学的“无名化”倾向，并非由于文学理论批评者们不具备命名的冲动与信念，相反，恰恰是“命名”现场的混杂以及命名者缺乏对所命名概念的纵深向勘探，最终导致文学命名的失效。相似情况也频繁出现于近期有关文学出圈的讨论。文学出圈，在这些走马观花的讨论里只是一种徒有其表的花式配色，而非题中应有之义。这并非否定文学出圈的意义，而是诸多论者没有真正形成深度思考的问题是，为何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我们要谈文学的出圈、破圈，以及文学在出圈后究竟要落位何方。假如没有厘清相关问题，也就意味着文学出圈，大概率只会面临看似受到热捧却随时会被宣判过时的命运。

相较于现今被热议的文学“如何出圈”“如何破圈”，一个更值得聚焦的地方在于，因为没有廓清文学出圈的明晰的路径方向，所谓的“出圈”“破圈”，可能更多时候处在“看起来出了圈”“看起来破了圈”的自我幻觉。而我们日常看似丰盈实则趋于同质化、扁平化的好友圈与文学圈，会催生某种一厢情愿的致幻性。依照南京师范大学何平教授提供的饶有意味的说法：“更多写作者想象的所谓出圈和破圈，出的、破的这个圈可能连文学朋友圈都算不上——就像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用微信转发各种文学消息，我们共同制造着我们文学朋友圈的繁荣，但似乎忽视一点，朋友圈就是朋友圈，朋友圈里虽然不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但至少都是通过添加好友才成为一个朋友圈的。因此，朋友圈的文学繁荣至多只是一个文学的小时代。”（何平：《文学出圈：怎样的一个圈？出了做什么？》，《文艺争鸣》二○二二年第二期）而且就算是在朋友圈完成的文学出圈，其衡估标准其实也极为有限——似乎只要有流量明星拿着作家新出版的小说在社交平台进行推荐、或是作家去某顶流直播平台参与宣传、或是作家因意外的言行表现而成为“段子手”“表情包”，就似乎完成了文学出圈的“入门指标”。但对于真正“圈外”的人而言，文学事实上依旧没有跳出“圈”，更像是一种票友性质的友情客串。

由此可见，很多人认知理解的文学出圈，实乃对应了陈独秀言及的“理想底空名词”。出圈即是一切。至于为何要进行文学出圈，则明显不在考量范围内。更何况，令诸多文学从业者沾沾自喜的文学出圈，只不过是不可触碰的幻觉。而他们沉溺于如此幻觉之下，没有意识到自我想象的文学出圈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出圈全然是两码事。

且需要昭示的是，即使文学真的实现了“指标”抑或“想象”层面的出圈，如愿获得“流量”“热点”“点击率”，也同文学本身没有太多关联。包括这几年的各类文学盛典活动，相关媒体会借此强调文学出圈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又是值得甄别的，对于“圈外”来说，这种被赋予出圈使命的影响力，也许仅仅是普通个体在日常刷手机时一条注意力不超过十秒钟且很快就会被遗忘的新闻讯息。倘若是这种实际境遇下的文学出圈，无论出圈在短时间内能形成多少关注度，能刷新多少次热搜榜单，对于文学的持续发展而言，都是买株还珠的出圈。

除此之外，二○二四年开年国内文学界最具话题性的“事件”，即二○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晚在“与辉同行”抖音直播间，《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作家梁晓声、蔡崇达与俞敏洪、董宇辉畅聊“我的文学之路”，同样是研究国内文学出圈现象的典型案例。应指出，这场文学直播活动会逸出文学范畴而升级为“社会事件”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这场直播在四小时内完成了《人民文学》二○二四年全年订阅量8.26万套，99.2万册，成交金额1785万，销售码洋1983万的惊人实绩。尽管《人民文学》与“与辉同行”以“文学寻亲”为主题的合作，无疑为国内文学期刊的传播销售产生了可供借鉴的示范效果，但结合一系列相关的新闻报道，这次直播被认定为“出圈”的主要依据，还是对标直播观看人数、杂志销售量与成交金额等量化的直观数据，至于这些夸张数据背后究竟有多少能转化为我们所指认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出圈，抑或仅是一种不走心的观众刷屏行为与不了了之的冲动消费，并不在上述“可喜”数据的覆盖范围。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

“遗账”与“清账”当下对于文学出圈的众说纷纭，究其本质还是接续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抛出的“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话题，以及延续至今的“一个时代结束了”的漫长的焦虑。除去“出圈”，包括之前的“跨界”“转场”“破壁”“斜杠青年”等说法，都是对于“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这一担虑作出的反复性的回应。说到底，本质问题没有变，无非是“讲法”换了。耐人寻味的是，命名者与言说者因为“讲法”的转变而心安理得——似乎“讲法”的改换“马甲”，就可以令核心问题烟消云散。

对于数量不在少数的文学从业者而言，他们要借助文学出圈、破圈等说辞，试图重返文学曾拥有“轰动效应”的阶段。比如“五四”。在很多人看来，那是文学拥有无限开火权、能够跨域进行收编的一个“祖上曾经阔过”的时期。但应指出，被投射美好愿景的文学的“黄金时代”，恰恰可能是非常态化的时代。由之需要正视的是，如二十世纪的“五四”与“一九八○年代”，皆是当前文学观念层面须清理的“遗账”。关于这些借由口耳相传与著述被赋予特定神圣性的时代，后来者往往抱持着过度的热情与期待。至于这些所谓的文学“黄金时代”究竟是如何出现的，以及“黄金时代”潜流之下的暗面，则显然不在这种热情与期待的考量范畴。这也导致现今关于一九八○年代文学的研究，往往会逐渐演变为对一九八○年代的可疑的重塑与神化。而背离一九八○年代美好想象的暗示则因话语正当性与逻辑合理性的需要屡遭忽视，甚至是贬抑。事实上，一九八○年代并不是一个全然如很多人渲染的、文学可以无限制开疆拓土的时期。比如文学评论家吴亮作为亲历者在接受木叶访问时就指出的，一九八○年代其实并不存在文学意义上特别尖锐的部分，因为“八十年代桎梏要比九十年代大得多”（木叶：《吴亮：先锋就是历史上的一座座墓碑》）。很多研究者（尤其是面目暧昧不清的一九八○年代文化偶像与悲情英雄，以及借助有限的二手史料来绘制自己未曾经历年代风云变幻的年轻一代）在探讨与对标那似乎可借文学统摄一切的一九八○年代时，并没有注意到（或是刻意忽略了）一九八○年代文学的泥沙俱下与正在渐渐靠拢的黄昏。而从更为宏阔的视角出发，当前文学界在观念与实践层面的各类论争及其中的偏失，正是源因二十世纪相应“被神化”时期的习焉不察的文学“遗账”。

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学界、批评界对于改革开放时代初期相关作家作品的经典化论证过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九八○年代的文学“遗账”被置于遗忘的角落。一九八○年代，就这样被片面地浪漫化、传奇化。那个时代文学与写作者曾经历的理应反思的部分，也在此销声匿迹。我曾在一篇短文里谈到，如莫言、王安忆、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人在一九八○年代的小说创作基本属于他们的“学徒期”，但由于当代文学史著述者特殊的书写诉求，令不少国内作家在“学徒期”的写作“俨然是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相应篇幅的‘代表作’”，但要看到“对照其中相关写作者之后问世的作品，尚在‘青年写作’阶段的‘代表作’必然包含着视野、观念、技法、思想等方面的粗糙与滞后，而这些缺陷却时时由于当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史教育的经典化‘滤镜’而隐去”（顾奕俊：《“复古”的青年写作与被经典化的“学徒期”》，《文汇报》二○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而围绕一九八○年代中国在整个二十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的位置，一九八○年代中国文学引发的“轰动效应”，也要牵涉到在此之前较长时间段、社会同外部时空的隔膜状态。这也意味着一九八○年代如“现代派”“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文学潮流里相关作家作品的形式技法实践，纵然在整个世界文学的脉络体系里并不算独特（甚至可以认为是迟到的），但对于其时在文学审美维度还较为滞后的国内读者而言，无疑是具有炫技性与冲击力的。当“经过了八十年代的存量卸载，九十年代我们与世界文学基本上完成接驳”（何平：《所谓先锋，或将是旧的弃物》，《花城》二○二二年第二期）以后，再次返照一九八○年代中国文学的思潮流派、作家作品，在一九八○年代语境下标示的“先锋文学”，更多呈现的还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时差”当中的模仿性产物。一旦廓清了一九八○年代文学“轰动效应”的内外部结构与读者接受的实际处境，以及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图谱，“先锋”与“滞后”也就只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从这个角度讲，一九八○年代以来国内文学领域的“轰动效应”与“群星闪耀时”多少有些时势造英雄的意味。与之可堪对照，国内更年轻的写作者由于过度聚焦于“先锋”的形式层面，以及对于一九八○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习仿，而非更应得到强调的“精神先锋”，使得现在同样是热词的“重返先锋”实质上趋同于拟古的写作风尚。而对于“先锋”“先锋文学”等概念及论域的粗糙理解和写作层面的机械重复与投机心理，也是一九八○年代至今未能充分“算清”的文学“遗账”。由此而论，百年中国文学演进史，长期以来都是在“负债”前行。包括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与文学现场的严重错位，导致很多时候主观期许的文学对象与文学时代，乃是逸出现实基准的臆想与捏造。

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是：现今浩瀚如海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很明显尚未对百年中国文学史留下的“遗账”进行真切地梳理阐发。我们也就在关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偏激、矫情的自说自话与闭环操作里面向未来。而对于文学破圈进行必要的检视与反思，也是从一个特定角度试图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行“清账”。现在普遍认为关涉未来时空的文学命题，其症结却埋于过去没有解决的“遗账”及“遗账”隐含的终极块垒。

当百年中国文学相应“黄金时代”的“滤镜”借由“清账”褪去，实际上反而意味着对于文学来讲，厘定其效用边界，以及承认文学在这个时代的小众与边缘（即使这是两个让很多文学乐观主义者感到黯然神伤的词语），也许才能令文学保有其本不该被剥夺的自主性与尊严感。因为正是文学的“小众”与“边缘”，使其构成了不会被这个时代轻易消解的特质与位置。且唯有进一步明晰文学“小众”“边缘”的属性与界域，才能真正说明文学在这个时代的责任使命到底是什么。就算是诸多怀旧者言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五四”时期的“无限开火权”，其同时也自觉标示了“五四文学”的职责使命，即通过文学方式对公众进行精神与审美维度的“启蒙”与“救亡”。即便是作为“五四”精英文学标靶的通俗文学，也实则如李欧梵所言“含有教化的意义”（李欧梵、季进：《文学的转向》，《当代作家评论》二○○四年第二期）。而在关于文学出圈、破圈的各类讨论当中，文学理应承担的职责却是缺席的，这也就导致文学出圈显见的目的，似乎仅仅是同其他艺术门类抢夺市场、资本、资源与公共话语权。

而论及文学的“小众”“边缘”，与之相关，这个时代应该保留文学的某种稀缺的“他者”属性。然而就当前的文学出圈案例，很多情况下往往是在无形间消解文学的这一特质，令文学趋于类同其他的艺术门类，比如表演、戏剧、电影等，缺乏显豁的区分度。部分文学从业者基于文学出圈动机，而有意识地形成指向想象的“圈外接受者”与“圈外市场”的谄媚行为，也在加速文学的同质化趋势。韩炳哲就指出社会的同质化趋向，促使社会体深陷于“迁就与赞同”，反而是“他者的否定给同一者以轮廓和尺度。没有了这一否定性，同质化便会滋长”（＼[德＼]韩炳哲：《他者的消失》，吴琼译，中信出版社二○一九年版）。这也是为何我要反复表明，当下时代语境的文学与文学从业者并非要质疑出圈、抗拒出圈，而是应该看到文学出圈的绚烂表层之下潜在的同质化陷阱，以及部分写作者不得不依附于这种同质化的“迁就与赞同”。由之，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者要在一个自己不熟悉的规则赛道里，以“非文学”的评判标准重新定义文学，文学自身的“轮廓和尺度”则消失殆尽。带货主播、新闻媒体有意标示的某部作品的即时销售量高低，就非常容易让人误认为是对该作品蕴含的审美艺术价值的替换指代，甚至因“可以折现的争夺发表空间、读者和市场份额”（何平：《文学出圈：怎样的一个圈？出了做什么？》，《文艺争鸣》二○二二年第二期）的单向度追求，继而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迹象。因此，应注意到作为文学出圈隐含代价的某种“反文学性”带来的耗损贬抑，或者说，结合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出圈“成果”，需要明晰的一点是，文学出圈究竟是“创造性转化”还是“消耗性转换”？

三、“出”与“破”之外的文学圈层升级

也许，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学从业者而言，究其本质的任务不在于对圈子的“出”与“破”，而是中国文学如何形成铆接新时代、新语境的圈层升级。所谓“圈外”广阔天地，其实可能本来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的内部构成肌理，只是“圈里”的文学写作者一以贯之的精英立场与傲慢姿态将其拒之门外。此外，包括《我在岛屿读书》《文学馆之夜》，以及再早之前《文学的故乡》《文学的日常》《朗读者》等文学节目的热播，文学从业者、文学组织机构、文学出版方愈益明晰的向外敞开的视野格局，传统文学刊物从纸媒向融媒体的调度转型等等，都是这个时代的文学面对社会转型要及时作出应对的自我调整与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