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的你

一九八四年元月，他那日正在家中听无线电，弄堂里突然响起胖阿姨哇啦哇啦的喊声：“徐家伯伯，电话。”喊了一遍又一遍，喊到他套上藏青色老棉袄，吭哧吭哧下楼，走到弄堂口的传呼电话亭。谢谢，他喘着粗气说，随后举起听筒喂了一句。电话那头是言家幼子的声音，叫他抽空去言家领一笔稿费。啥，他完全懵了，因为稿费一词离他实在太遥远，自从结婚以后，他跟稿费可以说是老死不相往来。他实在搞不懂，自己怎么还会被稿费盯上呢。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小言说，反正是有一笔钞票，应该是你的，结果寄到我家了，我爸叫我跟你讲一声。哦，他浑浑噩噩地说，那么明天吧，今天有点晚了。小言说，不搭界，你现在过来，等下一道吃夜饭。他说，啥。小言说，真的，你现在过来，老头子今天特别开心，有好事情。

他就这样被噱进了。

去言家倒是方便，廿路电车乘到铜仁路，斜对过就是慈厚北里。进去的弄堂以前是弹硌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改铺水泥，不过现在走上去也并不适意。因为弄堂口有一爿煤球店，尤其是落雨天，没走几步，裤脚管已经像正要出锅的生煎馒头一样，撒上了一把黑芝麻。还好，今日天气不错，他拎着一袋从隔壁露天菜场买的水果，心想小言讲的好事情多数是老言的文史馆馆员的聘书落袋了。老言几个月前跟他讲过此事，讲的时候有一种解放的如释重负，还说什么要封笔。

上楼梯，敲言家的门，穿棕色皮夹克的小言热烈欢迎他，好像大鱼大肉已经沾光吃了一肚皮。这孩子不满廿岁，是老言第二段婚姻的最后结晶，当宝玉一样养在身边。他晓得小言巴不得家里天天来客人，就打趣道，我的稿费呢。小言接了水果说，徐家伯伯，你以前也画图啊。他说，没呀。小言说，不画图为啥有稿费。他附和道，是呀，为啥呢。眼睛朝里屋看过去，与老言的目光相遇。哎，老言关照儿子说，你去买点熟菜，多买点。说完走了出来，递给儿子一张大团结。小言接过钞票说，徐家伯伯，你等我回来，我帮你们拍照片。好啊，他轻拍小言的肩胛，目送这个年轻人欢喜地出门，楼梯积极地发出咚咚咚的回应。他清楚老言这是故技重施，便转头说，啥情况。老言说，好事情呀，先坐。

相隔一张饭桌，两个老头子坐定了吃茶。他笑道，聘书来啦。老言说，不搭界的，聘书月头上就到了。他问，那是为啥。老言说，为啥，为你发唱片的版税。他说，瞎讲啥呢。老言笑眯眯地从老棉袄的墨绿口袋掏出一张对折的薄纸，递给他说，自己看。

是一封信，蓝色字迹写道：

宏光兄，

多年未见，时代曲的旧友都老了，你还健在，我真高兴！

去年得江苏音像社钱主编垂青，我帮歌剧院的陈艺苗女史做了一盘重唱老上海歌曲的磁带，内中收录的十六首歌曲有一首《忘了你》乃是你的旧作。近接出版社寄来的酬劳，我将属于你的卅元版税寄于你处。

来信匆匆，顺祝！

李柒上

1984.1.6

自来火擦出淡淡的硫磺味道，空气静下来，火焰凑近烟丝，旋转，老言深吸烟嘴，表面的烟丝瞬间站立、发灰，再猛抽一口，斗内呈现满堂红，发黑的木梗摆在茶碟边上。老言端着烟斗说，搞不懂七爷为啥弄错，这首歌是你写的呀。他光顾着看信，凝视的目光像打字机回车，逐字逐句与色带、已经存在的文字重复交流，他意识不到自己的嘴角正在上扬。是不是好事情，老言问的时候，嘴唇冒烟，右手食指富有韵律地敲击桌面。他依然嘴硬，绷着脸说，帮我开版税，你那么开心做啥。老言说，谢谢你，快点笑好吗，当心憋出毛病来。他大笑道，这是餐台，不是钢琴，我看你是心里发痒，打算重操旧业。老言叼着烟嘴说，瞎讲啥呢，我封笔了。他依然捏着那封信说，你啊，越看越像测字先生，五〇年你讲要封笔，没想到被你讲准了，从此改画儿童插图，去年，你又讲要封笔，没想到现在哆来咪又回来了。烟斗短抽两口，一长口，老言说，不开玩笑，真的，封笔了，我的艺术生涯全部结束了，真的，全部结束了。他感伤地看着老友。老友的小胡子动了一下，说，我啊，现在只想过太平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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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社会，他有过一个名字叫伟升，那是他为了报考唱片公司的灌唱员自取的。当时上海并未完全沦陷，英商的唱片公司在形似孤岛的租界设厂，每年生产大批流行歌曲，成品的唱片有的会在片芯印上“摩登歌曲”或者“时代新曲”的字样。如同咖啡、奶油蛋糕、康乃馨，这些字样也是他家客厅的熟面孔，当它们以每分钟七十八转的速度旋转之时，他也会跟着留声机的大喇叭啭喉高歌。

每次见到他这副样子，他的父母就像是刚从报纸上获悉了最新战局，忧心忡忡，却又没法苛责。除了唱歌，他还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而唱歌本身又很难与不良划等号。上海滩像他这样爱唱几首流行歌曲的人实在太多，不然那些歌曲也不会攻占舞厅、电台，甚至成为有声电影的卖点，被大家叫作时代曲。时代，取时髦之意，唱时代曲，是伴随他整个学生岁月的一种生活日常，就像他在医学院跟老师学习修补牙齿，都是口腔艺术。只不过，当这门艺术一边倒地倾向西洋歌曲，为此苦练英文，还掷重金去上白俄、犹太人开设的声乐课，他的家人真恨不得把他的牙齿统统拔光，让他没办法唱歌。他也是恨啊，都快要毕业了，还没找到一个可以唱歌的舞台。堂而皇之地去舞厅表演多少有一点丢脸，他觉得还是电台更适合自己，毕竟那个地方只露声音。他去电台找经营者，去歌咏社找负责人，被明确告知，我们不需要唱英文歌的，而且比起男歌手，听众更愿意花钞票听小姑娘唱歌。一开始，他还会为了唱英文歌的理想跟人家争几句，后来也学会了向现实低头，但是依旧碰壁。他求人家给他一个机会，讲时代曲我也会唱啊，人家回答，男歌手我们已经满了，暂时不加人。那时候，他已经在牙科诊所实习了，对社会上的性别困惑有了更深的感触。有一次，他费尽力气帮人家拔掉一粒横生的智齿，女患者借着麻药的劲头说，徐医生，以前我还想，为啥拔牙齿的都是男的。他擦掉额头的汗，苦笑。可是，那个当歌星的梦啊，烟霞似的一直折磨着他，所以当他读到《申报》于一九四一年夏天刊登的征选男女灌唱员的启事时，没有人没有事可以阻止他，去贝当路八一一号报考，去追逐他的生命之光。

他是非常自信的，非常自信地登上考场，清唱了半首平·克劳斯贝的歌，唱的时候，七爷忙着跟老言讲悄悄话，其他评委也在交头接耳，后来是老言朗声打断他说，会唱国语歌吗——那是老言平生与他讲的第一句话。四年后，在一个醉饮抗战胜利的午夜，他们俩坐在愚园路的马路边上，迎着蝉鸣回忆相识的午后故事，老言说，你当时啪一记跑过来，自说自话就开始唱英文歌，我们都呆住了，心想这是谁啊，规矩都不懂。伟升说，亏得你给我一个补考的机会，你是一个好人。老言说，你对好人的标准定得真低。伟升说，没没没，你不晓得，其实那天我对你印象最深的是另外一桩事情。老言质疑地“哦”了一声。伟升说，小秋在我后面唱，还记得吗，她唱得蛮好的，但因为口齿不清被七爷他们嘲笑。老言思忖道，她那天是不是唱了一首周璇的歌。伟升说，对的，她把“使人伤感”唱成了“死人伤感”，然后评委都在笑，是你帮她解围，说人都死了，能不伤感吗，我当时就想，这评委蛮好的，是个好人。老言说，又不是替你解围，你那么起劲做啥。伟升不响。老言厉声道，要死快了，你不会那个时候就欢喜她吧。伟升摇手说，不至于不至于。老言说，一见钟情的故事，实在吓人。熬夜加班的鸣蝉突然集体休息。月色迎回了完整的宁静，也预留罅隙给不远处的一伙年轻人放声穿过梧桐夹道的夜幕。伟升与老言目送那些醉笑的身影被街灯摇曳着一路向西、不断拉长。

伟升换一个平躺的姿势说，如果没太平洋战争，我大概已经当上歌星了。老言说，又在做梦。伟升一脸不甘地望着天上的星星。老言说，男歌星要是有市场，那么舞厅里就应该有舞男。伟升说，真不公平。老言说，梁曼音也这样讲。伟升不响。老言说，以前她问我为啥写歌的都是男的，我讲没呀，安娥写过歌词，不过作曲的确都是男的，她当时的反应跟你现在一模一样。伟升哀叹说，要是早点认识她就好了。不识相的知了欢腾庆祝。老言在伟升的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伟升把脑袋埋在地上，拒绝面对这个世界。

老言清楚，自己的这位挚友是多么专情的一个人，他从考取灌唱员的那一刻就放弃了牙医的前途。其他灌唱员是有任务的时候来公司忙一个下午，他可以不领工资还在灌音部挂全职，不唱的时候还追着乐师学打爵士鼓。可惜这种状态被战争的阴影不断蚕食，只坚持了三个月，但是已经足够改变老言对伟升的看法以及态度。孤岛陷落后，公司的英籍经理进了集中营，在某个阴郁、湿冷的午后，老言找到上司七爷说，现在公司被日本人占了，我要辞职。七爷关拢灌音部的门窗，压低喉咙说，辞职能解决问题吗，现在日本人接管了上海所有的唱片公司，如果你还想吃这碗饭，就给我清醒一点。老言盯着对方的眼睛说，我很清醒的，他们接下去要搞啥中华音乐工业株式会社，我不想做了。七爷不响。老言摊牌之前，曾经跟伟升讲过相似的一番话，目的是劝他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伟升却说，我跟定你了，你做啥我做啥。老言说，我要做鬼，你也跟我去做鬼呀。伟升点点头。老言说，听我一句劝，唱歌这碗饭不适合男的吃，还是回诊所吧，回去做人不是蛮好。伟升说，你都去了，为啥我不可以。老言说，我有六个小人要养，你有吗？伟升死不放弃。结果是老言退让了，说，只要你白天老老实实去诊所上班，夜里，我可以带你。伟升说好。于是，事情敲定，老言找到几位老搭子，组了一支全华人的爵士乐队，自己当领班，兼吹萨克斯，伟升打鼓，在虞洽卿路南京路口的国泰舞厅做洋琴鬼，服务八时至十二时的夜场。“洋琴鬼”是一句江湖切口，凡是在舞场奏乐的，无论等级、国籍，外界一律视之为洋琴鬼，因为他们像鬼一样夜里出没，像鬼一样勾魂摄魄，散人钱财，就像舞厅登在《申报》的广告词：“弹性姑娘个个漂亮，爵士音乐只只兴奋，越到半夜苗头越足。”

上海的舞厅是如此昏暗，终日不见自然光，又是如此辉煌，汇聚了世间最漂亮的东西与身体。舞厅其实跟戏院有不少相似之处，借助这样的比较，伟升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仿佛自己真成了歌舞电影的放映员，看着一束跳动着灰尘的生命之光投上幕布。他还在这个被肢体语言压制的世界找到了某种公平。比如女子去当舞女，社会就说，这叫上火山；而男子进来当乐师，社会则说，他们这帮洋琴鬼。老言听了伟升的这些想法，笑笑说，舞女是舞厅的面子，洋琴鬼是夹里，歌唱界本质上也是舞厅，女人是这舞厅的面子，男人只配当夹里。伟升说，老调重弹，接下来又要劝我了。老言说，没呀，不劝你，我的意思是你应该多赚点钞票，拿这舞厅买下来，到时候谁当面子还不是你讲了算。伟升思考之后说，那只有靠你了，毕竟领班拿双倍的包银，而且你还比我多做日场的茶舞。老言说，我要么吃得太饱。伟升说，饱倒还好，就是太辛苦了。老言说，怎么办呢，我有六张嘴巴要养，还要帮他们寻后娘。

开春之后，老言找了舞厅的经理商量，希望能补充一些女帮手。招人启事登在四月初的《申报》与《新闻报》，像两根鞭绳来回地抽打伟升。他像陀螺一样转啊转，转到舞厅的后门，对靠定墙壁吞吐烟雾的老言说，你要招歌手啊，我可以唱啊。老言傲慢地弹掉半截烟灰，说，省省吧，舞厅里谁要听男人唱歌。伟升不响。老言说，现在这两个属于漂亮面孔笨肚肠，她们唱得要是有你一半的水平我就阿弥陀佛了，也用不着换人了。伟升灰着脸。周日上午的考唱他没有缺席，却因为赌气拒绝以评委的身份与老言搭班，反而在舞池里瞎转悠。应考的女士真正不少，化浓妆，穿旗袍，尤其是舞女标配的阴丹士林面子、镶滚边，在这片富有弹性的海域，一袭玄色长裙搭白色短袄的小秋很快就被伟升认了出来。他欢喜地凑过去说，呀，没想到你也来考。小秋怯生生后退半步，抬头说，你是？伟升说，去年夏天我们一起考过灌唱员，还记得吗？小秋勉勉强强“哦”了一声，环顾四周，找不到能与他合并同类项的人。伟升说，你不会还打算唱周璇的歌吧。小秋点点头说，我喜欢唱她的歌。伟升正色说，听我一句，你的嗓子不适合唱她的歌。小秋不响。伟升又问，白虹的歌你会唱吗。小秋嗫嚅道，会。伟升说，等下你挑一首拿手的唱，相信我，你肯定会考取的。小秋眼见这个神神叨叨的男子一溜烟混进了评委的座位，她感觉让她紧张的颜色与气味渐渐淡了，就像火山，于喷发后归于平静。经历过这样的内心波折，她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良家女子做舞女会被世人说成是上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