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的你
作者: 王莫之一九八四年元月,他那日正在家中听无线电,弄堂里突然响起胖阿姨哇啦哇啦的喊声:“徐家伯伯,电话。”喊了一遍又一遍,喊到他套上藏青色老棉袄,吭哧吭哧下楼,走到弄堂口的传呼电话亭。谢谢,他喘着粗气说,随后举起听筒喂了一句。电话那头是言家幼子的声音,叫他抽空去言家领一笔稿费。啥,他完全懵了,因为稿费一词离他实在太遥远,自从结婚以后,他跟稿费可以说是老死不相往来。他实在搞不懂,自己怎么还会被稿费盯上呢。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小言说,反正是有一笔钞票,应该是你的,结果寄到我家了,我爸叫我跟你讲一声。哦,他浑浑噩噩地说,那么明天吧,今天有点晚了。小言说,不搭界,你现在过来,等下一道吃夜饭。他说,啥。小言说,真的,你现在过来,老头子今天特别开心,有好事情。
他就这样被噱进了。
去言家倒是方便,廿路电车乘到铜仁路,斜对过就是慈厚北里。进去的弄堂以前是弹硌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改铺水泥,不过现在走上去也并不适意。因为弄堂口有一爿煤球店,尤其是落雨天,没走几步,裤脚管已经像正要出锅的生煎馒头一样,撒上了一把黑芝麻。还好,今日天气不错,他拎着一袋从隔壁露天菜场买的水果,心想小言讲的好事情多数是老言的文史馆馆员的聘书落袋了。老言几个月前跟他讲过此事,讲的时候有一种解放的如释重负,还说什么要封笔。
上楼梯,敲言家的门,穿棕色皮夹克的小言热烈欢迎他,好像大鱼大肉已经沾光吃了一肚皮。这孩子不满廿岁,是老言第二段婚姻的最后结晶,当宝玉一样养在身边。他晓得小言巴不得家里天天来客人,就打趣道,我的稿费呢。小言接了水果说,徐家伯伯,你以前也画图啊。他说,没呀。小言说,不画图为啥有稿费。他附和道,是呀,为啥呢。眼睛朝里屋看过去,与老言的目光相遇。哎,老言关照儿子说,你去买点熟菜,多买点。说完走了出来,递给儿子一张大团结。小言接过钞票说,徐家伯伯,你等我回来,我帮你们拍照片。好啊,他轻拍小言的肩胛,目送这个年轻人欢喜地出门,楼梯积极地发出咚咚咚的回应。他清楚老言这是故技重施,便转头说,啥情况。老言说,好事情呀,先坐。
相隔一张饭桌,两个老头子坐定了吃茶。他笑道,聘书来啦。老言说,不搭界的,聘书月头上就到了。他问,那是为啥。老言说,为啥,为你发唱片的版税。他说,瞎讲啥呢。老言笑眯眯地从老棉袄的墨绿口袋掏出一张对折的薄纸,递给他说,自己看。
是一封信,蓝色字迹写道:
宏光兄,
多年未见,时代曲的旧友都老了,你还健在,我真高兴!
去年得江苏音像社钱主编垂青,我帮歌剧院的陈艺苗女史做了一盘重唱老上海歌曲的磁带,内中收录的十六首歌曲有一首《忘了你》乃是你的旧作。近接出版社寄来的酬劳,我将属于你的卅元版税寄于你处。
来信匆匆,顺祝!
李柒上
1984.1.6
自来火擦出淡淡的硫磺味道,空气静下来,火焰凑近烟丝,旋转,老言深吸烟嘴,表面的烟丝瞬间站立、发灰,再猛抽一口,斗内呈现满堂红,发黑的木梗摆在茶碟边上。老言端着烟斗说,搞不懂七爷为啥弄错,这首歌是你写的呀。他光顾着看信,凝视的目光像打字机回车,逐字逐句与色带、已经存在的文字重复交流,他意识不到自己的嘴角正在上扬。是不是好事情,老言问的时候,嘴唇冒烟,右手食指富有韵律地敲击桌面。他依然嘴硬,绷着脸说,帮我开版税,你那么开心做啥。老言说,谢谢你,快点笑好吗,当心憋出毛病来。他大笑道,这是餐台,不是钢琴,我看你是心里发痒,打算重操旧业。老言叼着烟嘴说,瞎讲啥呢,我封笔了。他依然捏着那封信说,你啊,越看越像测字先生,五〇年你讲要封笔,没想到被你讲准了,从此改画儿童插图,去年,你又讲要封笔,没想到现在哆来咪又回来了。烟斗短抽两口,一长口,老言说,不开玩笑,真的,封笔了,我的艺术生涯全部结束了,真的,全部结束了。他感伤地看着老友。老友的小胡子动了一下,说,我啊,现在只想过太平日子。
1
在旧社会,他有过一个名字叫伟升,那是他为了报考唱片公司的灌唱员自取的。当时上海并未完全沦陷,英商的唱片公司在形似孤岛的租界设厂,每年生产大批流行歌曲,成品的唱片有的会在片芯印上“摩登歌曲”或者“时代新曲”的字样。如同咖啡、奶油蛋糕、康乃馨,这些字样也是他家客厅的熟面孔,当它们以每分钟七十八转的速度旋转之时,他也会跟着留声机的大喇叭啭喉高歌。
每次见到他这副样子,他的父母就像是刚从报纸上获悉了最新战局,忧心忡忡,却又没法苛责。除了唱歌,他还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而唱歌本身又很难与不良划等号。上海滩像他这样爱唱几首流行歌曲的人实在太多,不然那些歌曲也不会攻占舞厅、电台,甚至成为有声电影的卖点,被大家叫作时代曲。时代,取时髦之意,唱时代曲,是伴随他整个学生岁月的一种生活日常,就像他在医学院跟老师学习修补牙齿,都是口腔艺术。只不过,当这门艺术一边倒地倾向西洋歌曲,为此苦练英文,还掷重金去上白俄、犹太人开设的声乐课,他的家人真恨不得把他的牙齿统统拔光,让他没办法唱歌。他也是恨啊,都快要毕业了,还没找到一个可以唱歌的舞台。堂而皇之地去舞厅表演多少有一点丢脸,他觉得还是电台更适合自己,毕竟那个地方只露声音。他去电台找经营者,去歌咏社找负责人,被明确告知,我们不需要唱英文歌的,而且比起男歌手,听众更愿意花钞票听小姑娘唱歌。一开始,他还会为了唱英文歌的理想跟人家争几句,后来也学会了向现实低头,但是依旧碰壁。他求人家给他一个机会,讲时代曲我也会唱啊,人家回答,男歌手我们已经满了,暂时不加人。那时候,他已经在牙科诊所实习了,对社会上的性别困惑有了更深的感触。有一次,他费尽力气帮人家拔掉一粒横生的智齿,女患者借着麻药的劲头说,徐医生,以前我还想,为啥拔牙齿的都是男的。他擦掉额头的汗,苦笑。可是,那个当歌星的梦啊,烟霞似的一直折磨着他,所以当他读到《申报》于一九四一年夏天刊登的征选男女灌唱员的启事时,没有人没有事可以阻止他,去贝当路八一一号报考,去追逐他的生命之光。
他是非常自信的,非常自信地登上考场,清唱了半首平·克劳斯贝的歌,唱的时候,七爷忙着跟老言讲悄悄话,其他评委也在交头接耳,后来是老言朗声打断他说,会唱国语歌吗——那是老言平生与他讲的第一句话。四年后,在一个醉饮抗战胜利的午夜,他们俩坐在愚园路的马路边上,迎着蝉鸣回忆相识的午后故事,老言说,你当时啪一记跑过来,自说自话就开始唱英文歌,我们都呆住了,心想这是谁啊,规矩都不懂。伟升说,亏得你给我一个补考的机会,你是一个好人。老言说,你对好人的标准定得真低。伟升说,没没没,你不晓得,其实那天我对你印象最深的是另外一桩事情。老言质疑地“哦”了一声。伟升说,小秋在我后面唱,还记得吗,她唱得蛮好的,但因为口齿不清被七爷他们嘲笑。老言思忖道,她那天是不是唱了一首周璇的歌。伟升说,对的,她把“使人伤感”唱成了“死人伤感”,然后评委都在笑,是你帮她解围,说人都死了,能不伤感吗,我当时就想,这评委蛮好的,是个好人。老言说,又不是替你解围,你那么起劲做啥。伟升不响。老言厉声道,要死快了,你不会那个时候就欢喜她吧。伟升摇手说,不至于不至于。老言说,一见钟情的故事,实在吓人。熬夜加班的鸣蝉突然集体休息。月色迎回了完整的宁静,也预留罅隙给不远处的一伙年轻人放声穿过梧桐夹道的夜幕。伟升与老言目送那些醉笑的身影被街灯摇曳着一路向西、不断拉长。
伟升换一个平躺的姿势说,如果没太平洋战争,我大概已经当上歌星了。老言说,又在做梦。伟升一脸不甘地望着天上的星星。老言说,男歌星要是有市场,那么舞厅里就应该有舞男。伟升说,真不公平。老言说,梁曼音也这样讲。伟升不响。老言说,以前她问我为啥写歌的都是男的,我讲没呀,安娥写过歌词,不过作曲的确都是男的,她当时的反应跟你现在一模一样。伟升哀叹说,要是早点认识她就好了。不识相的知了欢腾庆祝。老言在伟升的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伟升把脑袋埋在地上,拒绝面对这个世界。
老言清楚,自己的这位挚友是多么专情的一个人,他从考取灌唱员的那一刻就放弃了牙医的前途。其他灌唱员是有任务的时候来公司忙一个下午,他可以不领工资还在灌音部挂全职,不唱的时候还追着乐师学打爵士鼓。可惜这种状态被战争的阴影不断蚕食,只坚持了三个月,但是已经足够改变老言对伟升的看法以及态度。孤岛陷落后,公司的英籍经理进了集中营,在某个阴郁、湿冷的午后,老言找到上司七爷说,现在公司被日本人占了,我要辞职。七爷关拢灌音部的门窗,压低喉咙说,辞职能解决问题吗,现在日本人接管了上海所有的唱片公司,如果你还想吃这碗饭,就给我清醒一点。老言盯着对方的眼睛说,我很清醒的,他们接下去要搞啥中华音乐工业株式会社,我不想做了。七爷不响。老言摊牌之前,曾经跟伟升讲过相似的一番话,目的是劝他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伟升却说,我跟定你了,你做啥我做啥。老言说,我要做鬼,你也跟我去做鬼呀。伟升点点头。老言说,听我一句劝,唱歌这碗饭不适合男的吃,还是回诊所吧,回去做人不是蛮好。伟升说,你都去了,为啥我不可以。老言说,我有六个小人要养,你有吗?伟升死不放弃。结果是老言退让了,说,只要你白天老老实实去诊所上班,夜里,我可以带你。伟升说好。于是,事情敲定,老言找到几位老搭子,组了一支全华人的爵士乐队,自己当领班,兼吹萨克斯,伟升打鼓,在虞洽卿路南京路口的国泰舞厅做洋琴鬼,服务八时至十二时的夜场。“洋琴鬼”是一句江湖切口,凡是在舞场奏乐的,无论等级、国籍,外界一律视之为洋琴鬼,因为他们像鬼一样夜里出没,像鬼一样勾魂摄魄,散人钱财,就像舞厅登在《申报》的广告词:“弹性姑娘个个漂亮,爵士音乐只只兴奋,越到半夜苗头越足。”
上海的舞厅是如此昏暗,终日不见自然光,又是如此辉煌,汇聚了世间最漂亮的东西与身体。舞厅其实跟戏院有不少相似之处,借助这样的比较,伟升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仿佛自己真成了歌舞电影的放映员,看着一束跳动着灰尘的生命之光投上幕布。他还在这个被肢体语言压制的世界找到了某种公平。比如女子去当舞女,社会就说,这叫上火山;而男子进来当乐师,社会则说,他们这帮洋琴鬼。老言听了伟升的这些想法,笑笑说,舞女是舞厅的面子,洋琴鬼是夹里,歌唱界本质上也是舞厅,女人是这舞厅的面子,男人只配当夹里。伟升说,老调重弹,接下来又要劝我了。老言说,没呀,不劝你,我的意思是你应该多赚点钞票,拿这舞厅买下来,到时候谁当面子还不是你讲了算。伟升思考之后说,那只有靠你了,毕竟领班拿双倍的包银,而且你还比我多做日场的茶舞。老言说,我要么吃得太饱。伟升说,饱倒还好,就是太辛苦了。老言说,怎么办呢,我有六张嘴巴要养,还要帮他们寻后娘。
开春之后,老言找了舞厅的经理商量,希望能补充一些女帮手。招人启事登在四月初的《申报》与《新闻报》,像两根鞭绳来回地抽打伟升。他像陀螺一样转啊转,转到舞厅的后门,对靠定墙壁吞吐烟雾的老言说,你要招歌手啊,我可以唱啊。老言傲慢地弹掉半截烟灰,说,省省吧,舞厅里谁要听男人唱歌。伟升不响。老言说,现在这两个属于漂亮面孔笨肚肠,她们唱得要是有你一半的水平我就阿弥陀佛了,也用不着换人了。伟升灰着脸。周日上午的考唱他没有缺席,却因为赌气拒绝以评委的身份与老言搭班,反而在舞池里瞎转悠。应考的女士真正不少,化浓妆,穿旗袍,尤其是舞女标配的阴丹士林面子、镶滚边,在这片富有弹性的海域,一袭玄色长裙搭白色短袄的小秋很快就被伟升认了出来。他欢喜地凑过去说,呀,没想到你也来考。小秋怯生生后退半步,抬头说,你是?伟升说,去年夏天我们一起考过灌唱员,还记得吗?小秋勉勉强强“哦”了一声,环顾四周,找不到能与他合并同类项的人。伟升说,你不会还打算唱周璇的歌吧。小秋点点头说,我喜欢唱她的歌。伟升正色说,听我一句,你的嗓子不适合唱她的歌。小秋不响。伟升又问,白虹的歌你会唱吗。小秋嗫嚅道,会。伟升说,等下你挑一首拿手的唱,相信我,你肯定会考取的。小秋眼见这个神神叨叨的男子一溜烟混进了评委的座位,她感觉让她紧张的颜色与气味渐渐淡了,就像火山,于喷发后归于平静。经历过这样的内心波折,她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良家女子做舞女会被世人说成是上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