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江南“鹤迹”
作者: 喻军一
江苏沿海中部有块数万公顷的湿地,在盐蒿滩、沼泽、东海的潮汐和浩渺的云天之间,洁白的仙子们每到冬季便来此栖息。这里是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世界现存共二千余只丹顶鹤中,每年有一半来此越冬。凭空便能想象,那种千羽翔集、引颈齐鸣的壮美景象。因平素喜画白鹤,亦摹古本,但“纸上得来终觉浅”,便想从实境写生中更好地把握丹顶鹤的神态。从上海至盐城,再驱车向一百公里开外的丹顶鹤保护区驶去,一路上尽感水泽苇荡的萧然,开一道窗缝,便有丝丝寒意袭来。公路两旁,排排防风林吐出星星点点的绿意,间或有几只鸟,像撒落的纸片,很快消匿于无边的空寂之中。途中我还了解到,这个保护区便是流行老歌《一个真实的故事》的发生地。车近保护区时,这支循环播放着的熟悉的旋律,即刻灌入耳中:“走过那条小河,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
曾经来过……”女孩名叫徐秀娟,从小爱养鹤,大学毕业后来到保护区工作。某一天,为寻找一只走失的丹顶鹤,不幸陷入沼泽,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进入保护区,首先见到的是人工湖里成群的野鸭和黑天鹅,还见到铁网中孤独的麋鹿。再往里,那间隔成许多独立空间的巨形网罩中,有白色的精灵若隐若现地腾动。我快步向前,一片片雪羽,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优雅的舞姿和委婉的情致。那红色的鹤顶如盛开的花翎,还不住地转动优美的曲颈。间或以金黄色的长啄梳理羽毛,金鸡独立的站姿益显颀长的身形。我隔着笼舍,掏出画本,随着笔线的流动产生各种造型:那拱肩回探的高冷,那昂首啼鸣的激越,那悠然迈步的闲适。或孤立一隅,如沉默的思想家;或结对相伴,宛若厮守的恋人;或三五成群,有如温暖的家庭。最令我心动的,是两只嬉戏的丹顶鹤浮云般交相跃起的一刻,它们翩然亮翅,雪羽临风。若无铁丝网罩的阻隔,它们定会凌空直上,飞向云际,那光景,应如刘禹锡的名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喻 军/邂逅江南“鹤迹”
人间走笔
初春三月,本该是它们翔空远游的季节,却被强制扣留,锁入笼中,成为人工饲养的宠儿,以满足如我这等不赶趟的鸟类观赏者。而湿地两边,分列着用宽长的木条搭建起来的梯形观景台,想必是为了每年的那场冬季盛会而准备的:从北方归来的舞蹈家们,将栖居于此达数月之久。
对于丹顶鹤,这样的写生只能算是一种临场体验和浅层接触。在我的审美中,鹤的自然属性,总会不知不觉地让渡给它的人文属性。我对丹顶鹤的关注,随着时光的推移,也开始倾向于它的多维层面,并视之为稀有的文化珍禽。
恍然记起历年于江南各地的游访中,有过多次与鹤的交集。
我曾多次去杭州孤山,南宋间吴越遗民林逋(字君复,人称和靖先生)“梅妻鹤子”的故事,世人早已周知。孤山不仅造就了林和靖的处士高名,也使一双白鹤、几株梅树成为高洁品味的象征。他是史上很有名的隐士,之所以隐而有大名,恐不出以下三个原因:一,真宗皇帝知悉林和靖处士高节后,特加赏赐,并关照地方官员经常慰问之。当时的杭州太守李谘,遵上意每年都向林和靖送去一些粟帛。林和靖死后,这位太守甚至一身缟素,亲自扶棺为其送葬。宋仁宗闻林和靖卒,赐谥号“和靖先生”,士林莫不景仰。后来孤山一带其他墓尽数迁出,唯独林和靖的墓予以原址保留;二,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陆游、姜夔、王十朋等宋代大文人都极力推崇林和靖的高士风骨,自然难掩身后的盛名;三,部分原因出自他的名诗《山园小梅》,仅录前四句:“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自古写梅花的诗词数不胜数,林和靖此诗尤其颔联堪称流播深远的典范之作。即便扬名并非林和靖本意,但在这样的强力助推下,不出大名也难!
有人可能以为凡隐而不仕者皆为“隐士”,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所谓“隐士”,并不泛指所有隐居之人,“须合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南史·隐逸》)。意思是说,没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修为境界,你就算隐居起来,实际上和山里砍柴的樵夫没啥两样。而“隐而不仕”之士,若非“高士”和“名士”,只能归位于一种小我状态,断不能划入“隐士”之列。况且从“隐士”中又分出一类人,是为“处士”,专指才德并馨、有机会做官却从未做官之人,林和靖即属这般人物。当然偌大个孤山,除了梅子,也不排除还有其他作物,否则,对二十年都没迈入杭州城一步的林和靖而言,断难自养。平日里,白鹤与林和靖常一前一后走在弯弯的山道上,像父子般形影不离。倘林和靖外出访友,又恰逢有客造访,家童便会开樊放鹤,林和靖远远看见鹤影便知家中有事,必棹舟而返。记得孤山之上,后人紧挨着林和靖的墓,又建了“放鹤亭”和“鹤冢”,周遭还栽种了成片的梅树。古今不少“性好孤洁”之人,都喜欢到孤山凭吊林和靖这位大隐士,以寄心怀神往、仰慕不已之情。
记得南朝梁殷芸在《小说》中写到“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当年扬州城的繁华富庶,对于当地的经济,必然产生巨大的消费拉动效应。去就去吧,无论烟花三月,还是月明中秋,都是畅游扬州的好时节。然以白鹤作为交通工具的想法,实在太过于诗意化了,以至苏轼发出“世间哪有扬州鹤”的诘问。后来“扬州鹤”作为典故流传了下来,意指追求完美却无奈落空的人生憾事。
有那么几年,我多次出差扬州,只是每次去,必先到“扬州八怪”纪念馆这个存在感似乎并不太高的景点参观。馆内最吸引我的,是曾寄居于此的一代畸士金农的故居。七十之年的他,陷入了瓶罄寒凉的困境,只能栖身于原名西方寺(前身为隋代建于江边的避风庵)的这座破庙之中。说到金农之才,举凡诗、书、画、印、琴曲、鉴赏等皆为大家,公认其成就远高于更为知名的郑板桥,居“扬州八怪”之首。故我以为把西方寺作为“扬州八怪”共同的纪念地,无疑和金农这个“坐标”有关。金农系钱塘富家子弟出身,一生未入仕。他“出游四十年”(《冬心集·自序》),遍走齐鲁、燕赵、秦晋、楚粤等地,属热衷壮游的一代豪士。晚年虽贫,却也有过卖文“岁计千金”的好日子,但他来钱随手即散,亦非求田问舍、善于理财之人,所以到头来还是返了贫。他寄居在西方寺的日子里,常以写经、画佛、打禅度日,过着钱米不济的窘迫生活。且时有被世人以迂怪目之的放诞离奇之举:“或共鸡谈,或歌狗曲,或养灵龟,或笼蟋蟀”(见袁枚《小仓山房诗集·题冬心先生像》)。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鬻画卖字,却也没几个人“识货”,销路很是不畅。实在拮据时,腆颜到朋友家蹭饭也是常有之事。
纪念馆靠东有片假山亭池,池边有块美石,上镂“鹤池”两个红字。这是金农的遗迹,当年他穷愁潦倒时,却也不忘养鹤寄怀。孤山的鹤不愁吃,有偌大一座天然大食堂供养着,金农则不同,一座破落的野寺,“无佛又无僧,空堂一点灯”(金农诗),平日里也不见几个香客。他没吃的,等于鹤也没吃的,金农心疼,遂吟出“我今常饥鹤缺粮,携鹤且抱梅花睡”。这后一句,倒有几分“梅妻鹤子”的意味了。据传金农有过一个女儿,但嫁到天津后死于难产,娘随女儿寄寓津门,也终老于当地。金农晚年娶了个哑妻,后又让她返乡,从此孑然一身,最后孤单地死于寺中,穷得连自己的葬资都未留下。所幸友人杭世骏资助、门生罗聘扶柩,才得以归葬故乡余杭的黄鹤山。
我叹金农,晚年与鹤苦熬时日,死了找一归葬地,竟还抛不开一个“鹤”字。
二
除浙江临平黄鹤山外,江苏镇江也有一座黄鹤山,可谓山小景深。记得那天,我从北固山导航到达米芾墓时,已近黄昏。颇感惊讶的是,米芾墓离街衢很近,不消几步路,就能看见米芾墓的入口。登墓址台阶约六十级,两边玉带上坡石置列。墓门两侧有云朵纹大理石柱,以不规则的石块铺地。四米径圆的坟包前,竖有一九八七年的立碑,上为启功同年所书:“宋礼部员外郎米芾元章之墓”。
米芾一〇八七年来到镇江时,被南山一带风光吸引,大呼其为“京口佳绝之观”,从此定居了下来。他在南山鹤林寺附近筑庐,并亲题“城市山林”四字,而且一住便是二十载,基本囊括了他的中晚年。米芾最后的归宿,虽然宋代史料中有先葬于长山和五洲山(均在镇江)的记录,至今并无遗址发现,但最终“葬于”或“移葬于”黄鹤山是确凿无疑的。据传米芾的父母也葬于黄鹤山(米芾祖籍今山西太原,后徙今湖北襄阳。米芾父字光辅,曾任左武卫将军;其母曾以乳娘身份侍宣仁皇后藩邸,米芾也因此入仕途,补秘书省校书郎)。米芾父母晚岁迁居镇江,想必随儿子定居所致。
镇江黄鹤山的米芾墓之所以被称为衣冠冢,乃因曾发生米芾后人迁葬其遗骨至别地的事情。据查找相关资料,得知湖北襄阳、广东清远也有米芾和米氏后裔的墓葬。之所以和广东清远扯上关系,乃因米芾第十世孙米三奴兄弟三人从襄阳南迁定居清远,创米氏清远七百年血脉,还把米芾黄鹤山遗骨迁移清远(尚未确诂)。
还有一件事,也足以反映米芾与“鹤”的缘分:米芾有一件于五十六岁时书写的、被誉为巅峰之作的《舞鹤赋》。此赋为南朝文学家鲍照名作,公认为迄今为止写鹤文字的经典之作,把优美生姿的白鹤,描绘得不可方物。米芾书录此赋,属于“优中选优”的一种再创作。据传是为赠予宋徽宗赵佶特意书写的,所以不敢马虎,也不可能敷衍,必是代表自己最高水平的精品力作。此件米书《舞鹤赋》原藏宋皇室,后流入元皇宫,被奎章阁鉴书学博士、名画家柯九思赞为“空前绝后”之作。考虑到米芾享年即五十六岁,即便不是米芾最后一件书作,按照作品的分量及写于米芾生命最后一年这个特殊时点,称其为“绝唱”未尝不可。可惜真迹早已失传,有拓本流传于世。
至于米芾养不养鹤,不清楚,但综合以上所提及的鹤林寺、黄鹤山以及米书《舞鹤赋》三个重要节点,米芾此生,尤其在生命的中晚年,实可谓趋瞻白鹤、缘分“不浅”。
再说几年前的一个酷暑天,同样在镇江,平生第三次访金、焦二山。焦山除定慧寺、抗英古炮台、吸江楼、万佛塔和郑板桥读书处等知名景点外,焦山碑林是我此番游访的重点。这块地界原系北宋庆历年间镇江太守钱彦远所建的宝墨亭,明代扩为宝墨轩。清代以后,屡遭战火洗劫,目前的建筑,系一九六二年于原址重建的产物。又将毗邻的玉峰庵、槐荫精舍、地藏殿等并入碑林,扩建为占地七千平方米的著名文化景点,且营造成曲径回廊、浓荫蔽亭、碑刻环壁的一座轩敞明净的庭院。
倘要说到镇馆之宝,则非南朝梁陶弘景的《瘗鹤铭》莫属。然而《瘗鹤铭》的传世,实在是一件太过跌宕离奇的事。我曾反复研读资料,才捋出一条大致的脉络:梁天监十三年,《瘗鹤铭》被刻于焦山西麓摩崖之上,其文字自左向右排列,碑高八尺余,楷隶风格书迹十二行,每行二十三或二十五字不等。几百年后的晚唐,因一次山崩雷击而坠入江中。它们静静躺在江底竟达三百余年,直至南宋淳熙年间,因一次枯水季节的河道疏浚才露出水面,捞起后仍归原处,引来很多名士前来观瞻摹拓,视若珍宝。谁知几十年后的元初,《瘗鹤铭》由于受到风化再度坠江,可以说,总共才九十七年的元朝,《瘗鹤铭》几乎都沉在江底。十分令人惊讶的是,它还“顺便”穿越了整个明朝。我粗略估算了一下,《瘗鹤铭》自打问世起,至清康熙年间再度打捞出水止,拢共一千二百年光阴,竟有八百年左右是沉在江底的,实可谓饱受岁月的剥蚀和江流的洗礼。
值得一提的是,一七一二年,谪居镇江的前江宁知府、金石家陈鹏年自掏腰包雇人打捞《瘗鹤铭》,使得残碑三度出水面世,经清理后存有完整字数八十一个,缺损字数十二个,共九十三字,后于定慧寺大殿左侧建亭保护了起来。因全碑受损,字数难以确认,据说有一百八十一字抄本在定慧寺被发现后流于民间。然此次对于《瘗鹤铭》的打捞虽已尽力,却并不彻底,直至上个世纪末期经考古发现,江底仍存四块巨石,把它们打捞出来,成为学术界共同的心愿。于是,跨越二百八十多年后的二十世纪末,艰苦的打捞又一次开始了:一九九七年,镇江博物馆和焦山碑刻博物馆联合对《瘗鹤铭》残石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考古打捞,发现了“欠”和“元”字,但距离一百八十一字的《瘗鹤铭》原文还差很多。二〇〇八年十月和二〇一〇年六月,有关部门再次组成考察队对《瘗鹤铭》进行打捞,又打捞出“方”“鹤“化”“之遽”等残字。为了助力打捞,船长八十点四米、宽二十五点四米、吃水五点四米、净空高度三十六米、拖带长度达到二百六十米的“勇士号”大型工程船,从上海驰援镇江,运用GPS、超声波、多波束水下地形测量等方面技术,共同参与了这次打捞工作。期间发生了巨石离水面一米时迸裂的险情……有人说这是一次“终结性”的打捞。
《瘗鹤铭》的碑石饱经沧桑,甚至还差点被掳掠到日本。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侵华日军第十三师团炮轰镇江南门,同时派一艘快艇直扑焦山,执行专为掠夺中国珍贵文物的所谓“金百合计划”。他们此行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掠走中国国宝级文物《瘗鹤铭》。但一队荷枪实弹的鬼子把收藏此碑的定慧寺上下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瘗鹤铭》的蛛丝马迹,最后只能骂骂咧咧悻悻而去。历史将会记住定慧寺的一众僧人,为了保护《瘗鹤铭》,他们提前一天把残碑推倒,择一山脚僻地埋入土中。在此,请允许我说出这位高僧的法号:雪烦。正是在他的指挥下,才使这次护宝行动得以侥幸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