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解与重造：当下小说中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

一、从“地域”到“场域”

文学地理的话题之所以在今天被反复谈论，是因为历史体验的强度和时间叙事的动能正悄悄衰减，我们不得不更多地转向空间的场域里去激活自我发现、完成自我表达。然而对空间的书写同样难题重重。难题之一便是，对新一代作家来说，空间经验的时间维度正在消失、地域经验与身体经验正在剥离。我们是在“瞬移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滴滴打车APP、高铁站与飞机场结成的技术网络使我们习惯了近乎同时性地出现在任意地方，对空间距离的轻易克服，令我们对空间点位（不同地方）的差异性认知也趋于麻木——当阻力消失，动力也就变得可疑，加之全球化时代的空间景观原本就趋于同质化，当下时代的写作恐怕已很难再以传统的方式（比如像福克纳与莫言那样）继续向“地方性”借力。

如何以新的方式开掘“地方”，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话题，但不是我在此要讨论的内容。我在这篇文章中想谈的乃是空间书写的另一个维度：不是关注“地域差异”，而是聚焦“场域差异”，具体来说，便是“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二者间的张力关系。

传统意义上的“地域”，在最基本层面上乃是客体化的空间、是欧几里得和牛顿意义上的空间：它在那里、它客观存在、它自行成立，然后人出现在其中，并在与之碰撞的过程中滋生出故事与意义。然而“场域”却从一开始便优先内蕴着人的主体视角：任何空间的“场域”身份，都不是由自然规律先天赋予的，而是由凝聚在其中的社会关系所生产出来的，它不再是欧几里得意义上的空间，而已经成为了列斐伏尔意义上的空间。在其中获得凸显的，是空间与个人主体相互作用、相互定义的方式。在此意义上，小说中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问题，也就是在“我”的意义上如何定义和体验空间的问题：在这一空间内，占支配地位（这种支配性往往可以直接投射和体现在小说叙事中）的主题，究竟是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还是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过去的文学叙述中，一种非常基本的模式是，人物在私人空间里建构和修复自我（认清并强化“我是谁”），在公共空间里关联和确认自我（把“我”与“他们”关联起来并实现自我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和功能）。但在当下，两种空间的传统功能以及这种功能所关联着的传统空间想象，似乎都在塌陷。如今在私人空间里，自我变得可疑、苍白、难以单独成立。而公共空间的传统的纪念碑性意义又在坍塌，共同体幻觉日益消散，同一空间对身处其中的各个个体的意义开始变得差异化、破碎化，乃至彼此不再相关。

这便牵涉一种极富时代性也极具张力感的空间体验：在“我”的空间与“我们”（甚至“他们”）的空间之间，既充满了暧昧的混淆，又出现了深刻的剥离。犹如李敬泽所言，这里呈现出一种空间性的时代精神征候：“这里有一种深邃的自我厌弃，这种厌弃、这种不堪自照的震惊从何而来？正如小说所暗示的：这是空间的丧失，这个人，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忽然意识到，他所能够辨认的世界只有脚下的‘一小片地面’……世界之广大只是一种修辞，可以言说，但走不过去，也难以想象。”（李敬泽：《一句玩笑，换了人间》——甫跃辉：《动物园》序）

二、边界消散的私人空间

李敬泽老师的上述文字，谈论的是甫跃辉早年间的一篇短篇小说《丢失者》。在这篇小说里，现代个体生命的不安与孤独状态，是经由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混淆，进而是私人生活世界自足性的动摇，来表征出来的。《丢失者》讲述的是现代人“丢手机”所导致的慌乱。手机是私人世界边界意识的最具体的物化表征（想想锁屏密码和当下流行的防窥视膜便可明白），但也是私人空间同公共空间联通互渗的直接路径。小说主人公顾零洲的手机丢了，随之丢失的仿佛还有他的身份与一切生活秩序：他害怕别人联系不到他，或者说，害怕自己因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临时“掉线”而被永久性地剔除和替换掉（“五百多个号码啊，现在，那些号码的主人再也联系不上他了。他就像一只狡猾无比的鱼，从五百多根绳索织成的网中溜掉了……一个人要消失，竟然这么容易”（甫跃辉：《丢失者》））。在这里，手机是私人物件，手机背后的生活空间原本也都是私人空间（例如小说中，顾零洲手机的首要功能，便是同女友保持联系）；然而，私人生活的自足，却首先依托于公共世界里的身份。在手机丢失（一种社会公共身份丢失的偶然隐喻）之后，顾零洲开始变得心神不宁，仿佛自己在一切空间里的真实在场竟都是不可证实的、也无法转换出现实的实践性意义。更有意味的是，手机这象征性的私人空间内，时不时会忽然闯入来自公共世界的陌生入侵者：就在顾零洲的手机丢失之前，他莫名接到了陌生女人从郊区打来的求助电话，对方也是手机丢失、迷了路，只好用公共电话随机拨出号码求助，刚好就打到了顾零洲这里。陌生号码的侵入，暗示了手机这手掌见方的小小私人领地之外更大的公共世界，也暗示了任何空间的封闭性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其秩序规则和事件逻辑也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在小说里，私人空间和个体身份提供的安全感是虚幻的——手机会随时丢失，手机的丢失又使得顾零洲感到自己的身份似乎变得可疑，在每天的生活中都有可能被重要和必要的事情错过。直到更换手机，与公共世界重新建立联系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世界竟是可有可无的——手机丢失期间并没有重要的事情发生，甚至女友都没有联系过自己。一种深刻的虚幻感出现了，虚幻感背后是无力感和渺小感。随之被唤起的，还有对公共空间里的无数处境相似的陌生个体的共情：小说最后，顾零洲真的奔赴陌生女人求助的地点，然而他显然无法找到任何人，也无法找到任何有意义的答案。

私人空间里的自我安放是一种幻觉，对公共空间的抵达则又是一种奢望。甫跃辉笔下出现的，是从私人空间一路延伸至公共空间的“空间丧失感”和“孤身一人感”：个体只能以功能因子的符号性存在介入生活，寄生于空间却无法把握空间。而在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里，人物的私人空间则是被公共世界的现实生存逻辑所强行打破，个体与其说是有效抵达了公共世界，不如说是被强制卷入了公共生活。故事中，主人公陈透纳在夜晚将整座家宅想象为一条潜艇，把它“开出去”行驶在浩瀚的太平洋中。这种空间位移、空间逃离，在形式上来自于对现实空间的改装改造。改造前的空间，关联着学习、高考、升学、谋生等极其现实性的逻辑与命题，主人公一再表现出自己对这些命题的厌倦、无兴趣以及无能。改造后的空间，则变成了想象力完全放飞的场域，主人公可以沉溺其中，去做一些全然无功利的事情，例如探索海底。通过想象力，小说的主人公建构出一个个完整真切的悬浮幻想世界，那种强大的想象力量甚至足以凿穿幻想与现实的“次元壁”。那是只属于陈透纳一个人的孤独而自由的空间，其与现实世界的接通方式也是全然个体化的——占支配地位、制定游戏规则的，不是“世界”而是“我”。然而这一空间最终还是被公共化的现实逻辑所捕获和取缔：终于有一天，父母严肃的谈话及其发自内心的担忧，使主人公不得不放弃他的幻想遨游，“高考、就业、结婚、买房，这些概念从来都漂浮在我的宇宙之外，从这时起，才一个接一个地坠落在我眼前，像灼热的陨石。我才意识到这是正常人该操心的事”（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在那一刻，一个人的少年时代结束了。

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失乐园”故事、一场反向的“成人礼”。如果说《丢失者》暗示我们，一种剔除了公共关联性的私人生活往往令人恐慌，那么《夜晚的潜水艇》告诉我们的则是，这种剔除在本质上便是不被允许的——即便其私人空间的疆土已经退却到了一个人的脑袋里面。在今天，一种完全私人化的空间想象与空间隔离，已经很难实现，强大的当代社会秩序对主体的裹挟和改造早已打破了这些所谓的界限。汉娜·阿伦特专门论述过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中的“分界消失”问题，她认为，自城邦时代以来，“与家庭和政治领域相应的私人生活空间和公共生活空间始终是两个截然有别的、独立存在的实体”（＼[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但现代社会的建构和崛起却模糊了二者的分界线，无差别地裹挟和征用了两种空间（及人在其中的行动）：“社会通过施加无数各式各样的规则，使它的成员都‘规范化’，排除任何自发的行动或特立独行的成就”（＼[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在一种现代性的改造中，私人空间的边界正日益消散，随之消散的还有灵魂的个体化锋芒。

三、功能瓦解的公共空间

相比于私人空间的消散和溃败，公共空间有时依然在小说中部分地保留了其经典、甚至古典性的功能：它是个体与他人相逢、共在的场合，也发挥着对共同记忆的凝聚作用。但在当下小说里，这种书写大多带有某种“挽歌”色彩，作品对公共空间古典功能的注视，来自于其对“公共空间（及其集体想象）即将消亡”的意识。

双雪涛笔下的红旗广场便是如此。刘岩曾提到，“红旗广场的毛主席像，我见过，双雪涛的小说，尤其《平原上的摩西》中对这个建筑的叙述是在真实基础上的虚构。很多批评家都注意到了《平原上的摩西》里的毛主席像，而我更感动的是毛主席像的下面。小说里有一个情节，要改造广场，拆掉毛主席像，很多老工人就去保卫毛主席像，连资本家庄德增也忍不住打车去看毛主席像，他把毛主席像体认为‘故乡的一棵大树’。这似乎是一种跨越了阶层的城市空间认同和历史认同”（鲁太光、双雪涛、刘岩：《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文艺理论与批评》，二〇一九年第二期）。庄德增认为人们聚集在此、抗议广场改造，是因为念旧；出租车司机则认为，人们聚集在此，是因为“不如意”（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念旧是情感行为，不如意则关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具体生存处境。无论如何，公共空间在这里都提供了革命年代结束之后、市场经济语境中非常少见的人群（尤其是陌生人）聚集之所：这种聚集，既是肉体意义上的人的聚集，同时也是具有特定功能的话语的聚集——人们聚在这里，说话或不说话，都表明了相似的、共同的意图，即怀念或者不满。这是对革命时代（和有关革命时代的文学书写）里“广场聚集”火热场景的某种追忆，或者也可以说，是对其的戏仿、降格甚至反讽。

在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中，红旗广场作为公共空间，实现了一群人的聚集和同一种话语冲动的聚集（在这个例子中，资本家庄德增的出现，只是作为一种外部异质视角的介入，他并没有下车，也没有共情，也就是说，即便在物理距离已经离得很近，可以算是充分介入的情况下，庄德增依然没有成为人群及其“公共”的一部分），其背后的记忆和情绪都带有鲜明的公共性和可通约性。这类情形在双雪涛的小说中颇为常见，除了红旗广场作为公共地标多次出现，另外一些具有公共意味的空间（如各类厂区，尤其是小说《光明堂》里的教堂）也承担着类似功能。但同时，在双雪涛的笔下，红旗广场这类几乎已经被符号化了的公共空间，又常常显示出（或被有意赋予）极强的个人化想象和私人象征意味。在中篇小说《飞行家》中，白天的红旗广场被切换到了深夜无人的红旗广场，在人群散去之后出现在这里的“不速之客”，将这一公共空间变成了秘密生活和秘密梦想的基地：“我的印象里，红旗广场是有灯的，但是今天没有。不知我的记忆有误，还是这个钟点我没来过，这个钟点没有。四周的老式八角灯都黑着。上面的大理石砖非常平整，比我记忆里的还要光滑。毛主席像立在正中，底下是一圈黑影。我抬头看了看主席像高举的右手，在黑暗中那手显得特别和蔼，平易近人。我哥说，据说广场过去有鸽子。我说，是吗？他说，据说有，后来不知为什么没了，可能是冷。从正面转过去，我看见在主席像的背面，有几个人，正在忙一个什么东西。我又走近前几步，看见了我二姑夫。他手里拿着一个应急灯，正在指挥”（双雪涛：《飞行家》）。二姑夫和朋友们正在红旗广场组装自制的热气球，他们居然打算乘坐这种热气球飞去南美洲——以一种超现实的、几乎是完全荒诞的方式，二姑夫李明奇希望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这是对现实生活的宣言般的叛逆：在一处最熟悉、最能体现不可更改的现实空间秩序的所在，一群人开始密谋对这种秩序和这片空间的彻底离弃。公共空间在此被施以了奇迹般的“私人转换”，公共记忆和社会历史也因此过渡到了个人史的领域：如同社会时代的历史与个人的精神历程在双雪涛笔下是一枚硬币难以被分割的两面，冷僻的广场、荒废的工厂同溃败失望的人也同样构成了相互阐释、相互表征的关系。在此种意义上，当公共空间只有在这种“私人转换”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新的、依然活着的意义，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曾经被公共空间所召唤生成出来的那种（或许是上一代人曾经赖以为生的）集体认同感和普适性话语效力，终于迎来了它的溃败。

在双雪涛的笔下，红旗广场这样的公共空间展示出它“纪念碑性”作用背后的现实性虚弱，也展示了曾经聚拢在广场上的人群是怎样被依次地甩出时代之外、在时空的更新迭代中遭到遗弃。石一枫同样经常写到个体在标志性公共空间面前“游离其外”“格格不入”的感觉。在长篇小说《漂洋过海来送你》中，主人公那豆居于北京，却从没有真正融入那座名叫“北京”的现代化大都市：他是老胡同的原住民，如同他所栖居的空间已经成为类似活化石的存在，他自己的生活也始终在这座都市中现代、繁华、忙碌、高速运转的一面保持着奇怪的距离。那豆喜欢在每天上班之前，远远地（也是冷眼地）眺望这座城市密度极大、运转极快的“公共空间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