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与鹅

一

刘国志很孤单，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人亲近他。原因很简单：他是上海人。

陈志到江洲的第一天，就注意到刘志国的特别。

从各自的城市被招工来江洲的人在县城集中上驳船，到农场码头上岸，翻过堤坝，又集中在场部的场子上，各分场生产队长照已经拿到的名单，喊名字领人。

“刘志国。”一分场二队的队长吴毛俚喊。

“到！”

只听答应不见人，吴毛俚四下张望，看到一个小胖子提着一只老旧的大皮箱，正往坝脚下自己赶来的那驾牛车走去。

“你是刘志国？”吴毛俚把名单上的其他几个领过来，问。

“是。”刘志国已经把皮箱放在牛车上，很笃定地坐好了。

“你怎么知道是这驾车？”

“我刚在坝上看见您站在车边上。”

“哦。”吴毛俚眨了眨疤瘌眼，一侧身上了牛背。

宿舍四个人一间，门跟后墙的窗子对着，两边各两张床：床脚是钉在地上的木桩，床面是竹片，离地半人高。地上铺了石灰，可以放箱子、面盆之类。

刘志国跟陈志在一边，另一边是晏德成和聂宏亮。刘志国的床跟聂宏亮相对，在窗子那头，挂了个帐子，大皮箱提手朝上，立在靠墙的床头，床上剩下的位置，足够放平他的身子。除了上下床，帐子从不打开。陈志他们都是省城来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都斯文，互不打扰，只聂宏亮瘪嘴说：别看在帐子外面像只刚下的蛋，帐子里面就是个鸡窝。

县政府跟专署在一个城市，县名跟专区名相同，这给户口属专区市的人造成了一点麻烦，一定要声明自己是市里来的，免得别人误以为是县里人——县里人比市里人低一等，再下面就是乡下人。刘志国是市里来的，但他从不声明。因为他既不是“市里人”也不是“县里人”，他老家在上海。几天后，分在其他分场的几个熟人来看他，“阿拉阿拉”的，都说上海话。晏德成和聂宏亮班上好几个同学的父母是从上海来建“大三线”的，都听懂了——这几个上海人把他们都叫“阿乡”。

“上海有什么了不起？”

几个人出门后，聂宏亮愤然说：“百分百的暴发户，冒险家乐园，十里洋场，买办佣人市场，尽是帮会妓院、地痞流氓。往上几代，还不都是他们自己瞧不起的阿乡！茅盾小说《子夜》里‘马路上的小瘪三，饭可以不吃，香烟屁股一定要抽’，说的就是这种上海人。”

陈志被派去江对面的县城给食堂加餐采买，这是他到农场后第一次出差，郑重其事地把压在箱底的中山装翻了出来。省城有位邻居在机关当科长，去上海出差，母亲特地请他带的，说是儿子从小穿的都是大改小的旧衣服，现在参加工作了，总要像个样子。陈志一直舍不得穿，忽然穿出来，的确良面料，挺刮，发亮，大家都说像个新郎官。恰好刘志国走过，有人喊住：喂，小瘪三，这是你们老家的产品，怎么样？刘志国毫无准备，脱口说：这种衣服上海人是不要穿的。

要不是坝头上一同被派工的人在催上船，陈志差点就照他面门给一拳。

气归气，陈志心里明白，大家看不上上海人，不是因为自己了不起，而是因为比不过他，跟刘志国站在一块，立刻就真是他说的“阿乡”。

因为就这一个异类，大家觉得好欺负，个个要刘志国好好向本省人看齐，不要酸溜溜地摆小瘪三崇洋媚外的派头。他从不回嘴，也不看大家，心里明显固执着，一点没有驯顺的样子，更别说幡然悔悟了。

跟着外婆在庐山长大的白毛儿，卷头发，花格衬衫，大裤脚，处处模仿上海人，却用力一推刘志国的肩膀：说话呀，哑了？不服是不是？不承认自己小瘪三是不是？

刘志国被推得一个趔趄，站直了，还是不吭声。

几乎在一切方面，刘志国都表现出自己事实上的优异。

一年半载，食堂加餐，每人一大碗红烧肉，其他人大呼小叫，风卷残云，恨不得连碗一块吞下去。刘志国至少分成十次享用，每次一两块肉，一小勺汤汁，加到平时难见油星的水煮菜里，餐餐都吃得有味。

农场柴油发电晚上九点就停了，之后照明就点煤油灯。各个宿舍每次分摊油费，总是吵得不可开交：油怎么就烧完了？这才买了几天？我中间回去了一个礼拜，或者我每天停电前就睡了，凭什么一样分摊？

只有刘志国那间宿舍从来没有这种争吵。这全仗他的细心：他每天都睡得最晚，床头有一只小闹钟，同屋的人谁几点睡的，他都有记录。分摊油费的时候，上次买了多少油，烧了多少小时，每小时的用油是多少，各人用了多少小时，一清二楚。陈志真是替他可惜。这样的聪明过度，完全是一种浪费。像他这样的人，应该去管农场，管国家大事，去造卫星、登月球！又觉得他有几分可怜，他也许是用这种芝麻绿豆的计较，保护自己的聪明不受攻击。

农场吃的是定销粮，比城市的定量高一倍，但正在长身体的年纪，许多人还是不够，每个月总有几天饿得脚酸手软。刘志国总有饭菜票富余，跟人换现金，买烟。他老爸从前是洋行舞厅的琴师，后来在市里下码头的西门口摆了个烟摊，没事时就端张报纸，是自费订的上海的一种晚报。刘志国很小就学会了抽烟，到了农场，有了工资，抽烟可以随便了。但他并不随便：口袋里放两包烟，一包是上海老牌子“飞马”，一包是本省最便宜的“海鸟”，当着人面抽“飞马”，一个人的时候抽“海鸟”。每天几支，定量。

刘志国对自己似乎有一种悲剧性的执迷。他的聪明像装满的水桶，随时会晃出来。大家为一件事争得不可开交，他冷不丁插一句，没人在意。等争完了，才发现，他插的那句，就是大家争到最后的结果；每个月，记工员给各人结算定额包工的工分：铲了几条沟，锄了几垄草，拢共多少分，慢吞吞地拨着算盘珠子，他在旁边已经报出了得数，跟算盘珠子拨出的分毫不差。快速的推断和计算，像是跟人比赛敏捷。谁的脑子跟不上，“拎勿清”，他就会冷冷瞟一眼。就这一眼，暴露出他骨子里让人厌恶的自负，让注意到的人很受伤。

也有绝对的禁区。

新职工宿舍几十号人，每天叽叽喳喳，吵吵闹闹。只要纠纷不牵涉自己，刘志国从不介入，更别说寻衅挑事。不管发生什么，哪怕塌了天，他都没有态度。问他有没有看法，有什么看法，他都回答：这是我自己的事——不是说那件事是他自己的事，是“有没有看法、有什么看法”是他自己的事，没有必要告诉你，你也没有必要知道。他从不指教别人，也不听别人指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各管各就好了。但他不管别人，不等于别人不管他。受到别人的嘲笑，他最多嘟哝一句：“关依啥事体？”别人挑剔他的小胡子，他的吸烟非吸到烟屁股不可，他的表情都是：“关依啥事体？”

除了上工、吃饭、睡觉，刘志国跟大家也没有多少交道好打。他的大皮箱里有一只琴盒，每天晚上不管干部念文件、开会、夜校多晚结束，他都抱着琴盒去坝外的柳林练琴。场部渔业队的木船上桐油，反扣在江滩的木架上，下雨天，他就钻进去，坐在地上。

场武装部的李部长下来蹲点，每天晚上把大家集中在一间屋里念文件，不论男女，都恨不得跟他连体。刘志国坐得既不近，也不远，从不发言，也不迟到早退，从头到尾眯着眼，左手掌朝上，拇指外的四个指头蜷着，不停地起伏移动。比国家干部还负责的陆国汉走到他面前，拍拍他的肩膀，让他认真听讲，他睁开眼，看看，又眯上。以至李部长来了半个月都喊不出他的名字。后来李部长被省城来的女职工甘新华害得撤职、离婚，接替李部长蹲点的黄场长也是一个长篇大论专家，刘志国照样是边听边动指头。凡是跟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他都不用心，觉得不划算。

这样的油盐不沾，一样让人恼火。

队上的新职工没人讲刘志国的好话：虚假，滑头，对谁都客客气气，其实谁也看不上；自顾自，会盘算，跟他打交道要多几个心眼，要不把你卖了你还谢谢他；琐琐碎碎，小里小气，兜里跟大家一样翻不出几文钱，还穷讲究，死要面子活受罪……

恼火归恼火，许多人又离不开刘志国，暗里跟他套近乎，请他让上海的亲友买上海货：香皂、雪花膏、格子衬衫、胸罩、丝光袜子、回力鞋……五花八门；说话、穿着、举止，处处模仿他。他抽烟，牙齿还雪白。有人发现是因为他除了一早一晚刷牙，每餐饭后都要漱口，也就跟着在饭后舀一碗清水，仰着脖子，“咕噜咕噜”地一通猛喷；抽烟的甚至学刘志国用中指和拇指掐着烟蒂，把烟蒂抽到实在不能再抽为止；白毛儿原来以为上海时髦男人都是一头卷毛，见到刘志国以后，一遍一遍地洗头，努力把自己的一头卷毛捋直，梳成刘志国那样的发型：偏分，小波浪，大鬓角。

但是菩萨哪里是一天修成的！大家怎么学也学不像，就只好骂他“假洋鬼子”“外国狗”。因为骂人比较容易。

人真是怪，越是得了一个人的好处，就越是恨这个人。越是知道一个人比自己高，就越是要贬低他。

倒是在老职工里，刘志国有人缘。他矮矮胖胖，平脚板，走路一摇一摆，肉嘟嘟的脸、胸脯和屁股直晃动，像只笨鹅，老职工觉得特别喜兴。队长吴毛俚最看好他，说莫看这帮城里伢儿一天到晚呜呜噪噪，疯疯癫癫，日后最有出息的就这伢儿。

刘志国在老职工面前，也的确是活络，男女老少都兜得转。他抽他们的黄烟，一定回敬自己的香烟；见了小媳妇带到棉花地的细伢儿，不知从哪里就摸出一粒“大白兔”。吴毛俚的小舅子在场部渔业队驾船，知道了刘志国天天晚上在江边练琴，拜托所有船工夜里值班记得留块跳板，好让刘志国上船，天气再坏也不怕了。

二

聪明的人往往胆小，刘志国就属于这种。他谁也不敢得罪，夜里去江边练琴，就是怕吵了大家，惹骂。但大家并不领情，觉得是应该的：谁让他是上海人！

同屋的几个，晏德成整天咬着老职工送的竹烟筒，夜里去江湾游完泳就上床睡觉，从来不多话；聂宏亮喜欢朗诵诗歌，得到黄场长的高度表扬，说是思想教育的好方法，一有空就把宿舍的走廊当舞台，挥动双手，慷慨激昂；陈志一回屋就慌慌张张找纸找笔，趴在床上爬他的格子，眼巴巴指望那些字变成钞票。那次刘志国轻蔑他的中山装，他一直记恨在心，视如仇人。

聪明跟青春期的躁动一样，不释放会堵得发慌。但洲上需要的是干活的体力，太用脑力的事情不多。刘志国智力过剩，成了他的一个累赘，总要找个方式发泄。做不了大事，做点芝麻绿豆小事，也算一种消遣。小事常常是麻烦事，但再麻烦的事，到他手上，都会拎得清清爽爽。聪明好像是他特有的一种玩物，什么事只要他玩了，都能玩出花样。

下农场的第二年，开春，大坝上来了挑箩担卖鸡仔鸭仔的人。刘志国下早工时刚好碰上，买了一群。

宿舍与大坝之间的空场上，去年收棉花后拔出的棉花槁子，打成捆，运到食堂当柴火，堆了一个大柴堆，跟宿舍一样高。天晓得什么时候，刘志国在柴垛底下抽出了一个洞，洞口挡了一个柴捆，做了鸡鸭的窝。每天上工前把柴捆移开，放出鸡鸭；晚上收工回来，鸡鸭已经自己进了窝。

有一天，刘志国忽然发现，有一只鸭仔，小小的，黄黄的，茸茸的，傻傻的，一摇一摆，有点像他自己。又过了些时候，在那群鸡鸭中高出一头，原来竟是只鹅！

刘志国惊喜得不得了，一弯腰抱在怀里，又是亲，又是摸。以后每天见到，都要在怀里抱一会儿，摸一会儿，梳理一会儿羽毛。

鹅闷声不响，只要见到刘志国，就会伸长脖子，加快步子，很厉害地摇晃着，扑过来，在刘志国脚前脚后扑打翅膀撒欢，像是一对亲兄弟。新职工里的刻薄鬼干脆就用刘志国的名字给它命了名：“刘志国”。刘志国不生气，也一样“刘志国”“刘志国”地喊它。

刘志国其实并不小肚鸡肠孤芳自赏，反而天生懂得化解和协调。别人疏远他，他不计较，别人一有好意，他马上就欣然接受。

仅仅这一点，陈志对刘志国就是认可的。上海人的见识就是不一样。他们好像什么都见过，不把名头太当回事，对各种无法抗拒的要求表面服从但心里未必诚恳，都是自己远远不及的。

蹲点的黄场长有一天开会，清了好久喉咙，神秘兮兮地宣布：场部通知，有一帮外国记者要来参观，可能会到队上来，到时大家既要热情，又要警惕，既要大大方方，又要小小心心……话刚开头，会场就炸了锅，大家又兴奋又紧张：不晓得是哪国人？有没有敌特？

刘志国不以为然。他不觉得外国人除了亚非拉，就没一个好东西；也不觉得一说外国人，自己就矮了三分，装着鄙视，其实畏缩。有什么神秘的？不管哪国人，终归是人，他轻飘飘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