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波澜中的上海文化记忆

一九八二年春天，我在大学的邮箱里收到了来自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封信，是文坛前辈周扬先生的来信。在信中他深情地写道：“收到来信和《以群文艺论文集》目次，我很庆幸您父亲的遗著能及时问世。我回顾早年和他共事的艰苦岁月，想到他最后竟含恨以终，真是感慨万千，不胜痛惜。但真理和正义是永在的，他一生为革命文艺事业辛勤劳动的功绩也将永远被后人所记忆。”

上海如同父亲以群的第二故乡，那里有太多的记忆。他在那里结识了冯雪峰、周扬、夏衍、于伶和楼适夷；他在那里加入刚刚起步的“左联”；他也在革命遭遇挫折时去过鲁迅先生的家向他求救……所有这些记忆中的每一件事都是刻骨铭心的，不管走到天涯海角，那些经历都永远伴随着他。

抗战胜利以后，聚集在重庆的许多进步文人纷纷回到上海，茅盾、胡风、叶以群、冯亦代等都先后回来了。以群离开上海七年重新回来，上海已经今非昔比了。他对上海非常熟悉，抗战前他就是从上海前往西安、武汉，然后前往重庆。抗战结束，国民政府从日本人手里收回了上海，包括各国租界。可是当时的城市里人口暴增，以一年五十万的速度迅速充斥这个无序的城市，上海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肮脏嘈杂，充满了犯罪。市面上交通混乱，高级轿车、吉普、人力车、脚踏车、大货车把闹市区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劳工矛盾十分尖锐，大大小小的罢工层出不穷。消防员、电车司机、工厂工人都在罢工。市长疲于奔命，按下葫芦浮起瓢，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市民中还有十万烟鬼大军，为了吸鸦片什么事都做得出，甚至是把亲生孩子卖了。加上政局不安定，国共和谈已到了最后阶段，矛盾越来越激烈，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加大了追剿的力度。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要重新打开局面，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以群自觉工作非常艰难。那两年他晚上时常夜不能寐，听到街上警车和其他奇怪的动静，便即刻起床去观察，如同惊弓之鸟，时时在紧张中过日子。以群自一九四五年十月回到上海，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又离开去香港，不过两年时间，却是他生活最忙碌、工作最繁杂的一段时光。

往事并不如烟

以群自从一九三八年离开上海，已经过去整整八年了。放下行装，未及涮洗，以群就到街上溜达，熟悉的街道，却又陌生的变化，使他浮想联翩。对于上海，他实在是太熟悉了，他一生中几个重要的事件都是在上海发生的。

他没有去外滩，去观赏上海华丽的门面。走过浙江路南京路的大三元酒家门口，他停了下来。正是午餐的时候，大三元依旧人流不息，食客盈门。他也曾有一次做过它的座上客，是在二楼的一个包间里，可那次没有美酒，没有佳肴。一张圆桌围着六个人，四位神情激动的年轻人：田汉、丁玲、叶以群、刘风斯正在度过他们神圣庄严的时刻。在那一天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面一位戴着金边圆眼镜的是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前来祝贺的瞿秋白，还有一位是文委负责人潘梓年。介绍以群入党的是冯雪峰和楼适夷，当天都没有到现场。那是一九三二年三月，以群时年才二十一岁。已经十四年过去了。十四年的沧桑，十四年的坎坷，以群无悔无怨。

他走到虹口多伦路“左联”旧址附近，边走边俯拾着他参加“左联”的记忆。“左联”成立不久，他由楼适夷介绍加入。他难以忘怀当时自己如痴如醉的工作状态，从那时开始真正投入了国内的革命文艺运动。认准了这条路，他没有想过退却、改行。十多年后“左联”的成员中，有的人退却了，或者颓废了；有的人弃文从政，弃文从商，各有各的荣辱；有无数人沦落，也有些已成高官。以群是实心眼，他准备一杆子到底，把文艺当成自己毕生的事业。以群在《从〈十字街头〉想起的》一文中回忆起刚入“左联”时参与编辑的这份刊物，写道：“而像《十字街头》这样的刊物，书店不能公开发行，因此，印刷费就必须自筹。我记得这刊物的经费是由捐募得来的，鲁迅先生（他当时是‘左联’的常务之一）就是主要的捐款人之一。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鲁迅先生和秋白同志，他们几乎每期都有稿子送来。例如后来收集在《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拾遗》里的《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等，以及收集在《瞿秋白文集》第二卷《乱弹》里的《满洲的毁灭》《〈铁流〉在巴黎》等，就都是在《十字街头》发表的。”

以群与夏衍在上海“左联”时期就非常熟悉。在朋友的眼中，年轻时的夏衍很机敏，“左翼”搞飞行集会，参加时他不和别人站在一起，看到有巡捕来了，就站在橱窗前作欣赏状。他思维敏捷异常，心思很细密。一九八四年六月我在电影金鸡奖、百花奖于济南举行时对夏衍进行了独家专访，那天在他下榻的酒店里我见到了这位前辈，他穿着一双高帮皮鞋，其中有一只的鞋底特别厚，以弥补伤残的脚。那一幕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还有就是他思维的敏捷，我的每一个问题提出后，他都可以滔滔不绝地说出精彩的回答。他的脸瘦削得两颊凹陷进去，可是眼睛仍然闪烁着锐利的光芒。

夏衍在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记述道：“（《文艺新闻》）这份刊物出版于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六日。（创办人）袁殊是湖北人，留日时间不长，但日语讲得不错。他在上海有一些特殊的社会关系，表面上又没有什么左派色彩，所以这张以‘客观报道’为标榜的四开小报（周刊），居然能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在上海出版，并很快地就成了“左翼”的外围刊物。我认识袁殊是冯雪峰介绍的……和我一起到《文艺新闻》去工作的还有楼适夷、叶以群等。”

当年《文艺新闻》的战时特刊《烽火》还刊登过鲁迅、瞿秋白以笔名发表的文章。这份共出了六十期的小型文艺周刊成为当时唯一能够公开出版的进步文学刊物。冯雪峰、楼适夷、夏衍、叶以群、林焕平等参加过《文艺新闻》编辑工作。由于始终坚持服务读者联系读者的办刊方针，且自办发行网络，曾经风行一时，销数竟达八千份。那时在编辑室里，常常去的除了发行人袁殊，就是夏衍、楼适夷和叶以群。袁殊也不是平凡之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活跃于上海文界、政界，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五重身份；以特工身份活动期间，曾提供德苏开战部署及日军二战期间的准确战略情报。以群和袁殊的关系也就是编辑和老板的关系吧。不过那时袁殊翻译出版过日本“左翼”剧作家村山知义的一个剧本，还是以群为他写的序言。

以群又往距离不远的大陆新邨方向去，走过北四川路时，他放慢了脚步，他熟悉这里的一街一巷。在《忆鲁迅先生》中他回忆道：曾经多次在“内山书店”和大陆新邨拜访过鲁迅先生。有一次遇到意外，生活陷入绝境，就去向鲁迅先生寻求帮助。

鲁迅先生似乎见多了孤独中求救的青年，听了以群的叙述，鲁迅先生即刻说：“我这里只有十块钱，你先拿去用一下，我现在也刚刚弄得没有钱，迟两天，可以再想些办法。”

“十块钱已经很够了。”其实以群最多也只希望借到十块钱，可是一听鲁迅自己的窘迫状况，以群又迟疑道，“先生，您自己呢？”

“我不要紧，我会有办法的。”鲁迅坚决地说。

以群拿了钱就要走，鲁迅又叫住他说道：“送本书给你，虽不能当饭吃，但很可以看看。”他说着，一面解开一个包袱，拿出一本用日本式的黄色硬纸套装帧的书，封面上印着几行俄文，三个直排的中文字写着《引玉集》。那是鲁迅选编的第一本苏联版画集。

以群接过书，打开翻了一翻就想走。鲁迅又急忙把书拿过去，在扉页上写上：元灿兄留念。然后整整齐齐地包好，套上橡皮筋才重新交给以群。元灿就是以群当年的名字。

我在网上偶然看到了鲁迅先生当年送给以群的《引玉集》的照片。那本书历经岁月，流落人间，最近出现在拍卖行的网站上，一组文物标价数十万元。扉页上有鲁迅的字迹：元灿兄留念。鲁迅在后记的尾部签了名。当时这部书由三闲书店印制了三百册，其中五十册是精装本非卖品。鲁迅送给以群的就是精装本。

以群曾经多次拜访鲁迅先生。他还记得有一次先生坐在书房里半旧的圆椅上，一面吸着烟，一面不停地讲着和他关涉的一些文人的故事。说到自己常常被人骂的事，鲁迅说：“被骂，我是不怕的；只要骂得有道理，我一定心服。然而，总以骂得无道理的居多，譬如现在常常有人骂我是‘讽刺家’，其实我说的并不是什么‘讽刺’，倒都是老老实实的真话。平常应酬场中，问到别人的姓名籍贯，总是‘贵姓大名’‘府上哪里’ ；你说了姓名，别人不管有没有听见过，总是‘久仰久仰’，你的出生地不管是怎样冷僻的乡村角落，人家总是‘大地方大地方’，大家都认为是老实话，其实这明明是：‘讽刺’。真的‘讽刺’，不称‘讽刺’，于是老实话反变成‘讽刺’了！”鲁迅毫无倦意地滔滔说着，每一段话都像一篇经过深思的文章，但在他说来，却又是毫不费思索的。

以群在文章中还记述了一九三二年底陪同鲁迅去“美联”阵地野风画会演讲的一次公开活动，“因为那画会是我熟悉的，所以约定由我陪鲁迅先生去。到那画会要经过一条冷僻的路，那里没有电车，也没有公共汽车。陪他走出门之后，我很感到一点踌躇，难道让他走去吗？我只好说：乘人力车去吧。可是先生却反问，你走不动吗？”随后他们就步行前往，没想到先生的脚步还是挺轻捷的。

在夏衍的回忆中特别提到身为“左联”行政书记的徐懋庸一九三六年八月给鲁迅的公开信，在信中骂了黄源和胡风，并批评了鲁迅。夏衍回忆道：于是“我去找沙汀、以群，后来又找周扬、章汉夫，大家都有和我同样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种不顾大局的、莽撞的行动。周扬告诉我‘左联’已经开过一次扩大会，批评了徐懋庸，但他不仅不听，还坚决要写公开信答复鲁迅，这使我更生气了，决定单独找他谈话。”夏衍记得与徐懋庸的谈话不欢而散，因为徐懋庸非常坚持自己的意见。

其实徐懋庸当年才二十五岁，与鲁迅先生相熟，善于写杂文，因风格酷似鲁迅而以“杂文家”出名。鲁迅起初对他也非常赏识，一九三五年徐懋庸出版《打杂集》，鲁迅为之作序。显然，徐懋庸的信激怒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这时已经病重，可是这封信却不得不回复，后来署名鲁迅的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鲁迅授意，冯雪峰拟稿，经鲁迅修改补写而成的。而据以群的回忆，鲁迅在文中所举两例：“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个青年，不是被指为‘内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离，终于在街上流浪，无处可归，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么？又有一个青年，也同样的被诬为‘内奸’，然而不是因为参加了英勇的战斗，现在坐在苏州狱中，死活不知么？ ……”其中所说的后者就是以群的经历。

支持凤子出版《人世间》

记得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我去北京组稿，专程拜访了凤子女士（著名的话剧艺术家，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月刊主编）。凤子的家在胡同巷子里，七绕八拐地才找到。门脸不大，走进里面却是一方书香天地。凤子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她曾担任了曹禺四大名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的女主角的首位扮演者，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她素以美丽知性著称。那天还见到她的先生沙博理，是一位外文出版局的翻译家，是建国后第一批加入中国国籍的美国人。我前去访问凤子是因为读到她在《新文学史料》里写的两篇文章《〈海天〉的天地在哪里？——回忆叶以群同志片段之一》《〈人世间〉的前前后后——回忆叶以群同志片段之二》。文章回顾的正是当时在上海时，以群要她把两个旧刊物的刊号拿过来为我所用的往事。

凤子说：“这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当时我们党就需要以群这样的同志，他在文艺界的接触很广泛，方方面面的都有接触，为了进步作家的作品和刊物，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社交能力，为大家解决了很多问题。许多人有解决不了的困难，都愿意找他，他都会设法帮助你解决。”

“难怪到了和平时期，他还是始终养成了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习惯。他平时应该也不多言辞吧？”我问。

“不多说话，但是说话就是要点。他在大家眼中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

一九四六年凤子才三十四岁，这位当年话剧舞台上的四凤、陈白露、金子的首位扮演者正是风姿绰约时。郭沫若一九四〇年在观看凤子饰演主角的电影《白云故乡》拍摄现场时，曾作诗曰：“作后诗成不值钱，被人抛却灯台边。看来颜色真无价，毕竟文人太可怜。”这位温柔似水的女主角的美貌和演技，让大诗人叹为观止，自愧弗如。

凤子原来的主要工作都在戏剧表演方面，也跨界编辑刊物。她与以群相熟却从来没有合作的机会。当时大家都刚刚从重庆来到上海，忙着安定下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办杂志、搞出版社、组剧团演出。可是那时上海的政治经济情况越来越糟，做事非常不容易。凤子提到了两本杂志，第一个是《海天》，这是国民党的报纸《和平日报》的一个三日刊。原报社的副总编辑找她去编，她一口就拒绝了。可是一九四六年冬天刚到上海的以群带着夏衍的一封信去找她，要她答应邀约，理由是我们需要阵地。为了减轻她的负担，以群承诺内容由他主持的文联社提供。凤子回忆说：“我理解叶以群是代表组织给我这个任务的。在重庆，文联社的成立，以群是请示过周恩来的。”后来以群信守诺言，他主持的文联社成了副刊稿件的主要来源，发表的还有郭沫若和丁玲的文章。后来，报社当局也嗅出了不同的味道，随意撤换凤子发排的稿件。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不明真相的朋友质疑凤子为什么要给反共报纸做嫁衣裳。有些内幕又不能对外说，她受不了这口气，编了几个月就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