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候百夫长犹自带铜声

我们的新兵连，由三个新兵排组成，分别是防化连新兵排、警卫连新兵排、侦察连新兵排。三个排各住各连，一些科目甚至都不在一起训练。新兵连长姓郭，是防化连的副连长。后来，我和他关系非常好。不过，那都是我借调到机关以后的事了。他是我们师我所认识的干部中，最没有“派头”的一个。我几次跟他说：“你还是我新兵连长呢！”他似乎总是忘了这回事，以不太相信的茫然表情反问我：“是吗？”还有一回，他说：“那不算，那是各连训练各连的新兵，我就是个挂名的。”

“你是觉得我给新兵连丢人吗？”我开玩笑。

“那哪能。我是觉得你太优秀了。”他也是开玩笑的。

我们的关系一直都是这么融洽。

我在新兵连的时候，确实很少见郭连长，更不可能与他单独打交道。倒是常见我们侦察连的李连长。说见也不准确，应该说是听见。小型练兵时，我们几乎都是在李连长的歌声伴奏下进行的。《北国之春》是他唱得最多的，第二多的是《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有其他一些抒情歌曲，我现在能记住的是《小白杨》《两地书母子情》《我把太阳迎进祖国》。他的歌声优美，略带南方口音。《我把太阳迎进祖国》稍稍豪迈一些，但他唱得还是很抒情。虽然那时候我才十几岁，但还是能从他的歌声里听出一点忧郁，特别是他唱“家兄酷似老父亲，一样沉默寡言人”时，觉得他就是那位家兄，不仅是字面上的不爱说话，更是默默承担一切的内心强大。

李连长的音色很好，优美清澈。周末我们洗衣服，手都尽量搓得轻一些，想更清晰地听到他的声音。当时大家都称赞他说：与阎维文比不了，跟郁钧剑还是不相上下的。也许有些夸张，可对于“唱歌是靠吼的”我们来说，能在身边听到那样专业的演唱，也确实是很难得的享受。

我第一次出公差，就是替李连长干活。周末中午，别人都在室内，我上肢力量不行，一个人在外面搞小型练兵。拉单杠，拉不动，大多时候就那么双手抓杠吊在那里。器械场挨着路。我吊在杠上，远远地看到通信员赵明利推着三轮车，连长扶着三轮车里一个立着的大纸盒子，朝连队这边来。我胳膊酸疼，就下了杠，想回去，走了两步，又回头看连长和通信员，突然发现连长对我伸出手，用手掌往下示意了两下。我不知道是啥意思，犹豫了一会儿，想继续走，刚走一步，赵明利大喊：“别走哇，连长不是让你等着吗？”赵明利也是新兵，我是二班的，他是三班的，都刚到连部不久。

原来是一套音响，宣传科配发的。推车到连部门口，我和赵明利把大箱子抬到连长的宿舍。不是很沉，但一个人抱着倒也吃力。另外还附有两个不是很大的音箱，装在一个小纸盒子里，连长自己搬着。拆开纸箱子，是一个一米多高的机器，记得最深的是机器上有很多按键，上方快到顶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显示器，而不是过去收音机、录音机的调旋钮，但是顶端仍有可以放唱片的圆托盘以及唱臂。插上电、连好音箱后，连长照着说明书不时地按一下某个按键，那个小小的显示器就会显示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调试了片刻之后，连长拿起话筒“喂”了一下，音箱就响了。我很好奇，一直在旁边看，连长也不管我，既不轰我出去，也不喊我看新鲜。赵明利收拾好纸盒子，开始咳嗽，给我使眼色，我只好跟他一起走了出来。关上连长的门，走了两步，赵明利说：“你真是没眼色，有活干活，没活傻待在那里看啥呀。”这时候，连长宿舍里已经传出了音乐声。从此之后，连长的歌就带有伴奏了。而那个机器，除了重要节日会搬到连队俱乐部外，一直都在连长宿舍。后来，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我发现别的连队都没有配发那么一种机器。我还问过赵明利。赵明利说，就是配发的，宣传科打电话到连队，还是他接的，他跟连长汇报后，要自己一个人去，是连长非要和他一起去的。那之后，又过了两年吧，就开始流行VCD、DVD机，连队也配发了，而且是各连都有。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太明白，李连长为什么喜欢唱那些歌。很多人都说他是想家。但歌词内容不对啊。比如《北国之春》《我爱你，塞北的雪》，都是说北方风光好的呀。许多年以后，我想，年轻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把歌词当作一种情感的寄托，但更多的时候，词不词的并不重要，曲调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某种反复重复的事情里，找到了某种熟悉的、适宜的节奏，它能帮你面对一些什么或者摆脱一些什么，那就足够了。

我们整个新兵期间，李连长应该从来都没有到过新兵排，虽然新兵排和连部同住一趟房。偶尔我们早晨洗漱的时候，因为用的是连部的水龙头，会碰到他。有的时候，按照要求，早晨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要给他敬军礼。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授衔，他倒是认认真真回礼，后来下了老兵班有了军衔，他大多时候却只是点点头，不再举手行礼。他个头不高，应该是全连最白净的人，衣服非常整洁。当时他是上尉，还没有发马裤呢，但就是那种草绿色（稍旧一点，就变成了枯黄色）的常服，他也能穿出别样的利落，不像一般干部那样没有棱角，更不像我们这些新兵，里面常常塞上棉服，窝窝囊囊的。当时他应该有三十五六岁，下巴刮得光光的，但胡茬子的铁青色却无法掩盖。几乎听不到他说什么话，但是老兵们似乎都很怕他。举个例子：两个人正在闹呢，如果是指导员路过，他们可能只会停下来，等指导员走后，继续闹。但如果是连长路过，他们就会立马严肃起来，该干啥的立即干啥，啥事没有的，也会彻底把之前的打闹终结。

下到老兵连之后，我注意到李连长甚至很少到训练场。就是到训练场，也只是在边上看着。我没有一点他训练的印象，甚至没有他整队喊呼号的印象。我的印象里，他只是晚点名的时候，在连部门口灯光的遥遥映照下，在连值班员整队后，走到队列面前讲评，或者是有的时候，指导员说完，问连长还有没有事，他说没有，或者就那么站着，也不到队列前，直接再说几句。他说话的南方口音要比唱歌时严重得多，音色绵软，偶尔也会夹杂一些常用的东北话，特别是能有效增强情感色彩的糙话。不过，这些糙话让他说起来，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滑稽感。许多年后，那些用港台腔唱东北调或者说东北土话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找到了某种搞笑方式，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李连长，早就先知先觉地试验了这种南北语言的结合。

李连长的形象，与他的传说相距太远。据说他的家乡在西南边陲，也有人因此说，他爱唱歌且有一副好嗓子，就是因为在他的家乡人人都爱唱山歌。这当然是没有办法考证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战争打响时，他作为一个勇敢的少年，主动为部队当向导，枪林弹雨里穿行。之后，部队觉得他的作用很大，就让他入伍了。入伍当兵不久，这支部队撤了，轮换新的部队继续作战。新轮换的部队也需要向导，于是他继续担负向导的责任，穿行在火线。我们军区组织侦察兵到前线轮战时，他已经是副连职干部，又被调到我们军的侦察大队，主要还是负责地形方面的事务。等我们连作战结束，整场战争几乎算是落下了帷幕，他就跟着侦察大队来到东北。我们连作战时的刘连长得到提升，到团上去了，他接任当连长。

当时，我们有些人爱把他和侦察科的吕参谋相比。吕参谋那时候已经是少校。有一回连队在沙坑训捕俘技术，吕参谋到连部有事，从连部出来时，到沙坑边看了一会儿。一看，就觉得动作细节毛病多，就那么穿着马裤呢和擦得锃亮的皮鞋，给大家作示范，不但自己充当捕俘手，把假设敌扑倒，还自己充当假设敌，让捕俘手来扑他，以更好地体会动作要领。马裤呢当时只有校官才配发，无论在师部大院还是营房以外的整个驻地，都绝对是身份的象征。所以，吕参谋对训练的热爱，对战斗力的热爱，给两三茬甚至更多茬的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吕参谋在前线的故事，也被广泛传说，除了各种侦察细节，最容易记住的，就是他被敌人悬赏过。悬赏的金额虽然各个版本不同，但大家都会觉得那只是数据上的出入，口口相传时有所损益在所难免，但悬赏本身必定是存在的。我当然不愿意和人辩论，不过总有一点怀疑，觉得敌人的侦察也不至于好到这种程度，连我们一个侦察参谋的能力都了如指掌，何况他满打满算在那里也就一年多的时间。相比之下，也有李连长被敌人悬赏的传言，可很多人不信。而我呢，偏偏又觉得他被悬赏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毕竟在同一作战方向深耕了差不多十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暴露自己的重要性，这是可以理解的。

至少我入伍之后，从未见李连长的家属到部队探亲过。但是关于李连长的家属，或者说是他的爱情，也有着很美好的传说：他第一次受到表彰的时候，省城的女大学生去看望部队，其中一个被他的事迹感动。他呢，则抓住了这个机会，两人书信往来，最终修成正果。他给我们当连长的时候，他老婆已经是一个省机关或者省会市机关的小领导了。

李连长虽然与我们近在咫尺，但他是一个活在我们身边的传奇。每当我们聊到他家属是个比他更有实权的官时，我们就会转变话题：早期作战行动频繁，当时他在别的部队肯定表现突出，不然不可能披红戴花受表彰，还被女大学生相中。于是，意见开始变得统一和明朗，那就是：李连长这个人不爱显，也就是现在常说的低调。有了这个定调之后，就会议论新的问题：李连长的家属其实一直要求他转业回老家，为此他好几次放弃了提拔的机会，就等着在正连级上尽快达到服役年限，然后回老家夫妻团圆。大家这么猜测，也有自己的道理，因为我当兵的时候，他的上一任刘连长，大概已经是团参谋长或者副团长了；他呢，还是连长。当然，也有人宁可相信他得不到提拔，问题出在他的口音上，他在我们师孤身一人、一个老乡也没有，或者是因为他的倔强。不过，我还是相信跟他家属有关。

每个人都要面对日常生活。军人可能稍有不同，但也必须要面对。军人家属也一样。特别是经历过战争，迎来和平之后的那拨军人。李连长家属也许真的喜欢英雄，当战争进行之时，她没有给丈夫任何羁绊。但是，当战争结束之后，她当然有理由让丈夫回到自己身边。解放战争，包括朝鲜战争之后，无数浴血战场的老英雄都选择了回到家乡，有的甚至职务很高了，还是直接回到庄稼地里。百战归来再读书，我觉得这很符合一个热爱英雄的女大学生，或者女性知识分子的想象。更重要的是，我借调到机关后，真的曾经打听过李连长转业的事：他的确主动拒绝过提拔，只不过他给的理由是自己不愿离开侦察连。师里侦察科只负责师侦察连，及团下特务连的侦察排。所以，应该是要把他提拔到侦察科以外的单位或者科室，他没有同意。为什么不提拔他到侦察科呢？我个人觉得很好理解，因为侦察科是个小科，只有一个参谋编制，而当时吕参谋还在那里。

时间久远，很多细节都忘记了，甚至记不住李连长是在我当兵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转业的，只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冬天穿便装的样子。也不是对衣服有印象，而是对他脸上的皱纹有印象。应该是我从厕所回来，或者去上厕所的路上，看见一个人，站在连部前的砖铺甬道上发呆，看着前面不远的沙坑、更远的攀登铁架子以及架子上垂下来的攀登绳，也许他看向更远处，比如师俱乐部和师机关楼。在营房看到穿便装的人是极少的，总要多看一眼，我偷瞄了两三回，才确认是李连长。他也看到了我，笑着对我点点头。我突然意识到，他还是他，只是脸上的皱纹一下子多了起来。过去，他脸上固然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淡淡忧郁或者忧愁，但始终保持着严肃、凌厉，甚至是骄傲。可那一刻，他没有了忧愁，也没有了骄傲，只有皱纹。他的笑不再像过去那样亲切和蔼，转而是一种羞涩，而那种羞涩于我来说是极不适应的。虽然来不及思考，当时我面对他的皱纹和那种极不可能出现的羞涩，只感觉到淡淡的苦涩。后来，我想，过去并不见他有多少皱纹，也许是他的骄傲将皮肤撑平了，而脱下军装之后，他的骄傲也被剥离，就像皮球里的气被放掉，他开始干瘪，皱纹开始出现。

那次应该是他在家联系好工作以后回来办手续。听说他的工作的确安排得很好。

李连长转业之后，张连长从某团调来接任。他也参加过作战，以鲁莽和凶悍出名。从前线回来，他荣立二等功，并于当年复员回乡。但是，在地方上参加工作以后，他似乎很不如意，于是二次入伍，后来又提了干。

张连长的身高应该是一米七六以上，虽然不是特别高，但体型彪悍，有肌肉，有络腮胡子，也有胸毛。虽然纪律要求他必须把胡子刮干净，但是那连及耳垂的铁青色，像是一个青灰色的口罩，仍然让人望而生畏。他与李连长不同，常常在训练场上走来走去，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特别是以班为单位组织训练时，他总能发现自己不顺眼的，嘴里嘟嘟囔囔，先是喊停，然后就开始拍人。动作哪里出了问题，就拍哪个部位，比如你踢正步时膝盖打弯，他就拍你的膝盖；你的脚尖绷不直，他就拍你的鞋。他只做局部的示范，比如给你示范绷脚尖，他就会一条腿站立，一条腿伸出去，脚尖不停地点，然后嘴里说：“这样，看到没有，这样你都整不明白？”大多数时候，会夹杂着糙话，表情介乎于恨铁不成钢和轻蔑之间。有的时候，他也会发火，对体会不了他讲解精髓的人说：“站一边儿去好好体会。”过了一会儿，他在其他班转了一圈，还会再过来，继续对这个人讲解，如果仍讲不明白，他就会把班长喊过来：“这个你得好好教啊，你得给他开个小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