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珑与战栗与诗的不自由
作者： 木叶1
这是我写给世界的信
世界不曾写给我
艾米莉·狄金森生前只有几首诗发表，而她存世的诗歌达一千八百首。她曾写信给托马斯·希金森，对方并没有洞察其天赋，暗示她似乎在寻找发表机会，她回信称，发表于自己而言很是陌生，就像“苍穹之于鱼鳍”。海伦·文德勒注意到这一细节，并进一步从她的信和寄赠大量诗歌判断，狄金森“也渴求读者”。渴求自是渴求，不过她还曾说“发表是拍卖/人的心灵”。就是这样，她的姿态毅然，她的信和诗在另一方向上毅然而动人。
索德格朗生前有四本诗集面世，但只有少量的读者喜欢，得到的更多是“嘲笑和冷遇”，三十一岁便在疾患中离世。
玛丽安·摩尔起初与诗坛比较疏离，三十几岁才出版诗集，但她先后得到了日晷奖、普利策奖等荣誉，有生之年拥有了响亮的声名。就是这样的一个诗人也向《巴黎评论》透露，“曾经一稿投了三十五次。当然不是同一时间”。
相较而言，玛丽安·摩尔虽有延宕波转，但收到了世界的来信，而且洋溢着热情，除了奖项加身，还得到T.S.艾略特和庞德等的称许。索德格朗也收到了世界的来信，只不过与其诗的革新性和品质不成正比。狄金森几乎完全没有收到，这也与她的自我选择有关。不过，以上是从短时段历史来看，即局限于诗人的生前，从长时段来看，狄金森也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索德格朗同样如此，对她们的注目是迟到的却也是巨大的、持久的，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时间终将给予才华以奖赏。
汉语新诗女诗人相对较少，有的人很有才华，但作品的质与量与其声名并不匹配。这样的情况在民国时期突出，一九八○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至今已有不小的改观。
本文要谈论的几位中国女诗人，均及时收到了世界的来信，至少是在一个时期一定范围内收到了。不过，正如W.S.默温所言：“写诗从来就不是一项你能够完全控制的行为。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写作是各种力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些力你甚至完全不了解。”我想这可以指具体一首诗的诞生，也可指诗人毕生创作的不确定和不可捉摸。
诗歌是一种持续，一种否定和新的肯定。这几位中国女诗人各有各的声誉，似乎又都并未发挥得十分充分。林徽因整体上最具光环，但是如果仅就诗歌的创造性和复杂性而言，她也是有不小遗憾的；徐芳的诗可能是四人中最弱的一个，不过，她的起点、她的所遇，甚至她的决然封笔，都像是诗，她还年纪轻轻就完成了一部中国新诗史；陈敬容于一九七九年写有“老去的/是时间，不是我们”，生活不断被覆盖，但一个生命总有自己的花，抑或枝条，悄悄生长并经由冬日伸入未来；郑敏享年一百零二岁，经历了中国诗歌在“五四”之后的诸多时期，翻越了世纪，不过在最后的四十年并没有抵达理想的高度，尽管新作不断，并于解构主义等思潮有研究和洞察。
像这样的女诗人还有，散发着魅力和光，却又未能完全燃烧、不羁飞扬，她们的诗歌生命是不完满的完满，未被穷尽的穷尽。
2
莲灯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
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
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
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
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
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
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
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秘奥。
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
像一叶轻舸驶出了江河——
宛转它漂随命运的波涌
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
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
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
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
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比较早就喜欢这首诗，但一直感觉许多话在大脑里蹦蹦跳跳，又似乎不知从何谈起。前几年读到杰克·吉尔伯特的《野地冬夜》，忽然感到了什么。他说，“醉心于/那些中国诗人/和他们无瑕的痛苦”，他可能更多是指中国古典诗人诗歌，不过在汉语的时间之流中确乎存在一种“无瑕的痛苦”，林徽因其人其诗正是其中一脉。她自己也写过“剖取一个无瑕的透明，/看一次你，纯美，/你的裸露的庄严”（《激昂》），爱与美遭逢艰辛，如何做到无暇？生命是裸露的，是否存在裸露的庄严？
《莲灯》写于一九三二年农历七月十五（公历八月十六）。上一年，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遇难，他此行的一个目的正是赴京参加林徽因的演讲。因了写作时间和语境等缘故，此诗常被认为是关于徐志摩，这可能是情愫之一，而诗歌往往有更复杂更潜在的意蕴，或溢出。譬如我们应该注意到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正是生于一九三二年八月初，《莲灯》于十几天后写成，当然再往前还有值得注意的：一九三〇年下半年、最迟一九三一年初林确诊患有肺病，所以，我愿意相信此诗可能关乎那死神的突然造访，但或许更多是致那些“忠实于生的灵魂”，以及魅惑的“知识友谊”，终究又超拔于这一切，真实于存在与时间。
卞之琳认为林徽因才气过人，小说《九十九度中》“放异彩”，“她的诗不像新月诗人那样的方块格律诗，而是将口语融入古典的和外国的词语，创造出独特的形象和意境”。《莲灯》的“形象和意境”确实独特，只不过它也比较讲究格律，而又自然。
七月半，中元节，盂兰盆节，道教和佛教各有说法与做法，但又有近似的一面。莲灯正是承负起死与生、未知与未来的一种仪式，一种运行。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
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
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
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
诗共十六行，每两句一韵，接续变换。前四行是写实，或者说有现实的基础，点明诗题，并动感地描摹莲灯的构成，有意味的是这种开门见山起笔于假定性的“如果”：莲花为心，自是净洁，光亮虽小，却要理直气壮地照亮切近的四方——“骄傲的捧出辉煌”。
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
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
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
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秘奥。
浮沉与明暗，这是灯的生命，对应着人的生命。“秘奥”，常见的说法是奥秘，逆写可能是为了与“波涛”押韵，但并不显得突兀，倒有几分警醒。这诗句提示我们，意象和人生确实可以相互擦亮，隐约间守住一份秘密。
接下去的九至十二行，尤其是“像一叶轻舸驶出了江河——/宛转它漂随命运的波涌”，令人想起苏东坡的诗“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不过，林诗偏于轻盈与清雅，不同于豪放歌者慨然旷达中难以挥去的愁思。
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
宇宙是新的“江海”。“在宇宙里”的后置有些欧化，其实古诗词中也不乏类似处理，好比“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若改作“天外七八个星，山前两三点雨”，顺则顺矣却失了韵味。民国视野豁然敞开，诗人喜言“宇宙”，冯至的话堪称代表，“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陈敬容说“我们亲爱的宇宙，/你不就是一座/无边际的实验室么！”（《宫墙柳》），徐芳说“春天的雨到了宇宙”（《春雨》）。小小的莲灯及其折射的人生似乎在参与宇宙的“重建”（佩索阿语），林徽因此句突如其来，而又自然而然。
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
认识自己，认识生死。林徽因深知莫名的力推动着万物，于是她会大声说起轻灵美好的生，“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她也能认清“造物更是摧毁的工匠”（《秋天，这秋天》），在《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一文里她还有统摄性的言说，“死是悲剧的一章，生则更是一场悲剧的主干”。
这一句是全诗的眼与魂，以目前的科技，死是终极，但是人有自己的主动性，可通透，可升腾，可从容。玲珑和从容，这两个词的声音和形象、能指和所指，均宛如乐音相和。
有论者（如莫云）联想到泰戈尔名句：“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从句式和意蕴来看，林诗这一句可能受其影响，毕竟她二十岁时曾近距离接触泰戈尔，而郑振铎的译本当时亦风行。不过，许是泰戈尔这诗句被过度引用，我更喜欢林诗那种幽微的陌生感。我想，这种偏爱可能还与玲珑二字在汉语诗文中的流转有关。
我们甚至无需求助于词典，只要看看这两个字共同的偏旁（王-玉）即可感知一二，还有那灵逸的音韵，以及所引申出的剔透伶俐之形制和心性，鲍照说“玲珑绮罗中”，方干认为“心路玲珑格调高”，李清照写有“故教明月玲珑地”，李白的诗句最是动人，“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这玲珑一望真是如在眼前而又难以分说。这些诗句均和他人、内心以及世界甚至宇宙是一种呼应，又包含着轻盈相击。
郑敏说“像不动的花给出万动的生命”（《濯足》），这也是一种生的玲珑，她还表示“‘死’也就是最高潮的‘生’”（《时代与死》）。陈敬容也曾说，“只要是广阔的世界，/就有丰满的生命——和爱”（《只要是广阔的世界》）。是的，《莲灯》就是从爱开始又不断穿越爱的。莲灯的运行，又确乎有如不动的花引向万动的生命。有死之人，到底也是有生之人，而死亡的存在，给了人和生命一个加速度，以及玲珑相望的动能。
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
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叠词叠句，也近似一种对玲珑的模拟，使得全诗呈现一种轻盈，尽管其间可能也会经历如辛波斯卡所言的庄严，以及有形无形的障碍。看透人生，也许并不是那么难，难的是如何面对世界的千疮百孔，生命之灯——洁来复洁去，却也点亮了夜色。此诗虚幻、实有、净洁、飘忽、渺远。人生如梦，而再短暂的人生或浮沉的莲灯也是一封写给世界的信，“一样也把永恒经历”（艾略特语）。
玲珑有着女性特殊的一面，是一种几乎难以翻译的存在状态，是晶莹巧妙灵敏聪慧而又不仅如此。可贵在于，玲珑是女性的一种质素，又是生命本身的一种可能，亦即：阴阳男女都会面临的问题，诗歌的问题，甚至世界的问题。
就是在这首诗所诞生的一九三二年，二十八岁的林徽因发表了第一篇建筑学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一出手便显露了才思，被认为是我国现代建筑理论的开辟性文本；年底，她和梁思成提出了充满诗性和张力的“建筑意”一说。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还是她诗歌起飞之时，量多，好评亦多，特别是《“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笑》和《别丢掉》等。
接下去，写诗，写散文、小说和剧本，做广阔的实地考察，写建筑论文，教学，参与设计国徽等，当然还可以加上生病、治病、养病。汉学家费慰梅的赞誉颇为动人：“她的神经犹如一架大钢琴的复杂的琴弦”（《回忆林徽因》）。至于写作的态度，“朋友们不向她索稿，她是轻易不发表的”，这种“副业”心态得到一些人的赞赏，我想这于其诗自是有好的一面，可能也带来了遗憾。她对诗歌本体少了些更有意识的探勘，也少了些对更广阔之诗的尝试。
时间来到一九五五年，林徽因病情越来越重，而全国范围内开始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企图完成一部中国建筑史”也成了一种罪状（曹汛《林徽音先生年谱》）。病痛中的林徽因也感受着这样的氛围。梁从诫回忆：“三月三十一日深夜，母亲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父亲。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年仅五十一岁的母亲已经没有力气等待了，就在第二天黎明到来之前，悄然地离开了人间。那最后的几句话，竟没有机会说出。”
墓碑上“建筑师林徽因”这几个字有时代的因素，而今看来仿佛在提示：她的建筑学实绩尚未得到充分认知。回望她的一生，那么好的家世，然而毫无习气，花开多枝，坚韧迎风。
她在致沈从文的一封信里说：“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在能体验情感。能体验情感还得有智慧有思想来分别了解那情感。”后来她又说：“我相信我已是一整个的失败，再用不着自己过分的操心。”也正是这样一个通透的人会以一种追问的方式而生、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