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垛里的一根针

1

门铃响。我凑到猫眼前望出去，先是吓了一跳，两个从上到下裹着白色塑料防护服的家伙立在那儿！再仔细看一顶棒球帽一顶渔夫帽下的脸，才认出是史蒂夫和凯文两位探险家朋友。

“我们刚才去附近的山上看一处岩画，打你这儿经过，就过来讨杯茶喝。今天真冷，雨一直没停，不过是好事，洛杉矶太需要雨水……”史蒂夫生怕失礼，一见到我开门立即解释。旁边的凯文听我夸他气色好，还没进门就摘下帽子，让我看他新长出来的黑亮的头发。

二人都把鞋脱在门口，把身上的防护服也像剥蒜似的剥下来，说是为了防那山上无处不在的毒栎，上次有人蹭到，皮肤上起满疱疹，疼痛难忍。

我沏了茶与他们坐在桌前看他们雨中的收获。刀削似的岩壁上刻有一群牛，三大三小，碳黑和暗棕色的线条，原始又生动，让人想起那著名的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

“我凿了点石头样本，准备拿到实验室去测一下年代。估计没有一万五千年的拉斯科岩画那么古老，可即使只有一千年历史也很说明问题。”史蒂夫兴奋地说，他一直想找到美洲大地上史前人类文明存在的证据，虽然他也知道概率极低，像从草垛里找根针一样难。

凯文则面色冷静，泼冷水说他怀疑那不过是现代人恶作剧的模仿，“最多不过五十年！”我上次见他是三个月前，我们一起去爬了那三千多米高的秃头山（Mount Baldy），几天后他就去了尼泊尔，说要待上四周，去徒步珠峰南坡的萨加玛塔国家公园。我当时就为他捏把汗，那里虽说美得要命，可海拔从两千八百至八千八百米，要知道他可是在一年前就被确诊为淋巴癌晚期了！“趁还活着还能自由行走，我要走遍这个世界我想去的地方。”他已经把开了多年的公司无偿交给了合伙人。六十三岁的凯文，从没结过婚，更没儿女，剩下的日子就靠过去的投资回报和一些积蓄。

“那一趟真是太背运了。我先是被蚊子咬染上了登革热，爬到一半，鼻子就血流不止。在山脚下找到一个小村庄，当地的土大夫非要给我输血。在那地方我哪儿敢，花钱雇飞机辗转到了一家大点的医院，才算慢慢稳定下来。正打算回美国，又染上了新冠！”凯文个头小小的瘦瘦的，单眼皮，一笑起来带着顽皮很孩子气，露出一对小虎牙，丝毫不像年过六十的人。

他说一周前又做了一次化疗，感觉现在元气满满了，过两个月去巴西游历两周，他喜欢在那里潜水。

史蒂夫当年介绍我认识凯文，就是因为他是水下摄影师，而我正给国内一家刊物做境外摄影家访谈。二十年前他不过偶尔跟朋友潜了次水，发现镜头中的水下世界精彩异常，便欲罢不能。两千多小时的水下拍摄让他成了拍海蛞蝓专家。全世界海域他都潜遍了，为许多海洋生物学家拍摄和采集这色彩斑澜的软体动物。有一个从未被人发现的新种类还以他的名字命名。

我拿出葵花籽请他们嗑，打趣说，“别小看这瓜子，会嗑与否可看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在中国，连小孩子都嗑得娴熟，在美国，没有一个人不是用门牙咬一下，再靠手去剥开的。”史蒂夫先认输道，“怪不得你过生日指名让我去中国超市买这东西呢。我可以带皮嚼吗？”凯文也没能幸免，好不容易剥了一粒还掉在了茶水里。我笑他是长着亚洲面孔的美国鬼子。

“你刚说你的生日是这个月二号？我是五号。属猪。”凯文的单眼皮眨了眨，犹豫了一下说，“当然，这都是别人给我编的，我从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他是那种在人群中极容易被忽略的人，不仅因为身型瘦小，还因为他脸上总带着飘忽的神态。不同于多数人都下意识地给自己一个符号或角色定位，然后围绕那个定位有相应的言谈举止和装扮，凯文像一团没有活成形的泥，随时准备着成为这个或那个，可总差点意思，最终无法归类。

我之前听史蒂夫提过一句，说出生在韩国的凯文是被美国人收养来的美国。

看我有些不解的表情，凯文问史蒂夫，“我的故事，你没告诉过她？”

“我想还是由你自己讲出来比较好。”犹太大叔史蒂夫瓮声瓮气地说。他比我们两位都年长，虽然不时也开些玩笑，可在许多时候还是很有长者之风的。

凯文捏了几粒瓜子，在手里揉捻着。他并没接口说下去，反倒是望向我问：“你寻过人吗？”

我想都没想就说当然寻过啊。在两人有兴趣的目光中，我颇有些兴奋地回忆了当年的寻人经历。

2

我第一次寻人是十五年前。当时我在北京某报当编辑，某天忽然来了个实习生，居然跟我是大学校友。她皮肤光洁微黑，体态饱满健美，仿佛一枚多汁的水蜜桃。懂得扮美之道的她总把眉毛描得浓而有形，像奥黛丽·赫本，眼影时而暗蓝时而灰紫，让那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率真又神秘。她心无城府，嫉恶如仇，见不惯报社一些蝇营狗苟，不时私下跟我讥讽几句。我们很快成了铁姐儿们。我接到采访线索也总是派她去，她从无废话，干活利索周到，一次也没塌过方。她的房东临时用房退租，她搬去我的公寓住了一段，晚上睡前闲聊，她脸皮很厚地透露她的择偶三要素：长得帅，有足够的钱，性能力要棒。被我大笑恶俗也不恼。后来报社版面缩减，正式记者发稿的阵地都少了，实习生更没了用武之地，于是她离开去了另一家报社。戏剧性的是，她某天在街上遇到一位有魅力的大叔，两人一见倾心，她不久便离开北京跟去了上海发展。先还偶有信息往来，不久就没了音信。再打她手机仍有人接听，却已是陌生人，说根本不认识她。很惦念她，茫茫人海无处寻，我便写了一篇散文《那个叫林赛的唐山妞》，发表在《北京文学》，可大海捞针一般，我再也没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

“中国人不用‘脸书’吗？有‘脸书’的话，这种情况相对容易找到。”凯文幽幽地说。

“即使找不到，这个人已经经过你的记述留存在了文学里。你们的友情也经由这篇文章得到了纪念。结局也不坏。”史蒂夫喜欢用发展的历史观看问题，“遗憾总是有的，cest la vie（法语，这就是生活）。”

“我的第二个寻人故事却完美得让我意外。”说到这儿，我也卖了个关子，“你们听说过在中国的南方有个泸沽湖吗？没有加州的太浩湖辽阔，却湛蓝如宝石，像远离尘嚣的圣物。”他们二人都曾去过中国，都安静地摇摇头。

正是为了去看那美丽的湖，我偶遇了一对七八岁的兄妹。“在那个偏远小镇的汽车站不远处，我等车等得无聊，走着走着，迈进了一个简陋的售卖水产和禽类的院落。冬日阳光下，这对穿着厚敦敦棉服的兄妹，趴在露天的水泥台上写作业。看到我给他们拍照，他们有些兴奋和害羞。着小红花棉袄的妹妹，几次笑着跑开，被哥哥懂事地追回来配合。然后他坐在阳光下专注地读语文课本，穿着旧球鞋的脚大咧咧地伸在干硬的泥地上。妹妹跑跳着继续撒欢儿，偶尔扭头害羞又好奇地看看我。我实在是喜欢这小树苗般的生命。他们没有都市孩子的骄娇二气，没有祖辈父辈坚实的物质后盾，可是他们皮实、结实，他们的生命蕴含着煤球一般的密度与无尽的热量。中国的乡镇和村庄，这样的孩子有着千千万。无论生活和命运如何对待他们，他们，如小草小树一般，贴近命运的本质，努力接地气地成长着。汽车要开了，我却不想离开，拍着他们，看着他们。”

“后来呢？”两位不约而同追问道。

“后来我与他们的父母——一对同样淳朴厚道的中年夫妻，也闲聊了一会儿。两腮有着高原红的母亲好客地有问必答，一边蹲在地上手脚麻利地褪鸡毛。书生模样的父亲寡言安静，坐在一张木凳上，埋头写了地址给我，他愿意收到我给孩子们拍的照片。

“我回北京当日就找到一个照片打印店。几天后，这照片已经在奔赴泸沽湖的路上。怕寄丢，还特意寄了挂号。可是，数天后，这小小信封又回到了我手里，上面多了一块膏药似的小纸片：查无此人，退回原址。”

那个紫砂壶里的茶已经淡得没有茶味，我打住叙述，去厨房换茶续水。

“一晃，已过了十几个寒暑。某天我整理书架，忽然发现在一本书中夹着的那个鼓鼓的信封。世间许多沧桑辗转，他们的笑脸依旧纯朴如山楂果。那腼腆可爱的笑脸让我有一种冲动，我要找到他们！尽管明知毫无线索可循。当时不过七八岁的儿童，如今也应当是经风沐雨闯荡人世的青年了。他们在读大学吗？还是已经分担生活压力打工谋生？街头，与我擦肩而过的快递小伙，可曾就是那个懂事的小哥哥？那微笑着帮我把行李举到行李架上的文静空姐，是否就是当年顽皮的小妹？感谢日渐发达的网络，我把照片扫描后，配上结识他们的来龙去脉发在了网站上——‘淡巴菰之味道’是我在今日头条的个人主页。说实话，真没抱什么希望。”

“我相信你找到他们了。”凯文急切地说，像猜对了谜底。

“没想到两天后，就有人留言给我，说那俩孩子是他的堂兄妹，他们如今都在读大学了。再过了两天，这两个孩子就都与我加了微信，感谢我十几年过去了还惦念着他们。他们甚至跟我诉说对未来的困惑和迷茫，好像我们真是久违的老朋友。”

我说罢，以为他们两位会兴奋地感叹一番，没想到，有好一会儿他俩都低头喝茶没接话。

“凯文的寻人故事可比这伤感得多……我没有寻过人，却被寻过。”史蒂夫说着，试探地望了一眼凯文，然后悠悠地道，“我哥哥已经去世七年了。某天我忽然接到‘脸书’上一个好友请求，说她可能是我的亲戚。我接受了那个陌生的名字，没想到自己被吓了一跳，她不仅是我亲戚，还是很近的血缘，她是我哥年轻时风流的后果——她妈曾和我哥有过一夜情，也就是说她是我侄女！四十多年前，她妈在酒吧当侍者，被我那长相很帅、喝了几杯酒的哥哥迷上了，虽然彼此完全是陌生人。不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而我哥早消失得不知下落。后来那女人生下这女婴后嫁了人，生活还算顺利。在这女孩十岁时父母吵架，她才从那男人嘴里知道他不是亲爹。她花了几十年四处打听，都没找到亲爹下落。不久前她母亲也去世了，她更渴望找到父亲，唯一的线索是我哥的姓氏。她终于在‘脸书’上联系到了我，问我是否愿意做个DNA鉴定。要说这科技真是太发达了，只需要提供一点唾液就可以找到血缘相近的人。结果出来了，我们家又多了个亲人。她生父虽然已经死了，可仍和我侄子、我嫂子相见了，每个人都意外又开心。”

说话间，史蒂夫电话响，是他太太打来的，让他回家去置办晚饭，说她上午去给阿富汗难民送了些衣物，回家就发烧咽痛，也许感染了病毒。

于是就剩下凯文与我隔桌而坐，继续就着茶水吃着坚果和几枚晒干的无花果。

3

凯文慢慢开始了他的讲述，语调平缓，甚至有点干巴巴的。

“我不知道那时我究竟几岁。我只知道，那时的我已经有了记忆。我记得我们住在一个很穷的韩国农舍，泥巴墙，上面是草顶。你看过美国经典的电视剧MASH吗？剧中那个美军野战医院所在地就是我们的小村庄Uijeongbu，在首尔北边，离朝鲜不远。那是个夏天，我妈要去地里干活，把我自己留在家里，叮嘱我不要外出。我隐约记得我有哥哥姐姐，记得他们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样子。不一会儿，一个邻居家的小男孩来找我。我们玩着玩着就离家越来越远，直到了村庄集市上。我看见轰隆隆的机器在挖土，兴奋得看呆了，东瞅西望着，再扭头看，邻居家的小孩不见了。我就哭了。有人把我送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那房子和我家的一点也不一样。我不知道那是警察局，很好奇地用手摸着那平整的砖墙和那玻璃门。我进了屋，看到一个穿得很好的男人在跟人说话，可他面前除了我，根本没有别人。他的手握着一个黑柄，贴到耳朵边，他就大声对着它说话。我不知道那东西叫电话。这时来了一个人，给我一块甜饼，让我吃着跟他上了车。我很高兴，以为要回家了，没想到，等着我的是一个地狱般的地方。”

凯文脸色平淡如纸，似乎反复的回忆让痛苦失效了，他讲述的只是一段与他有关又无关的往事。

“那是孤儿院，没父母的孩子才该去的地方。我有家却没人送我回去。后来我才知道，孤儿院是政府救济机构，多一个孩子就可以跟政府多领一个人头费。警察和院长早有勾结，警察带去一个孩子，院长就分他一份钱。没人知道那院长克扣了多少钱，我只记得我们从未吃饱过，个个面黄肌瘦，成天被赶出去捡野果、讨饭、掏鸟蛋。我哭闹着要回家，得到的是棍棒殴打和责骂。我吓得尿床，他们把床单扔到外面。晚上，我就盖着那冻了冰的布单发抖。后来我病了发高烧，奄奄一息。怕我死掉坏孤儿院的名声，他们把我送到另一个孤儿院。在那里我幸运地能吃饱肚子，也没再被打。一年后的某天，来了一个穿着军装的大鼻子蓝眼睛的人。他看到我，拿着手里的照片对照了一下说：就是你，给我当儿子去美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