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心日常生活里的漩涡和浪花

舒晋瑜：有关自己童年记忆的小说，在您的创作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您觉得作家和童年的关系是怎样的？

石舒清：确实，我的相当一部分小说都写到了我的童年，或者是从我的童年生活里来。有的小说名字就显现出这一点来，比如《童年纪事》。现在回想童年，远隔了许多岁月的缘故吧，就觉得特别文学化，具有某种根性的感觉，好像岁月中的情感部分和美好一面都沉淀在了那里，觉得童年和天堂是可以搁在一起的。其实我的童年是很苦的，但那时候大家都苦。时间竟然可以把一个苦的童年酿成美酒一样的印象和感觉，只能说是拜时间之所赐了。

我觉得就我的感觉而言，童年生活好像给我定了一个调子，使我的写作只能成为现在的这种面貌而难以成为别的。从写作的角度说，我感激我有这样一个童年，感激我生在这样一个村子里，有这样的父母和亲邻。

舒晋瑜：写作是受到谁的影响？有没有某位作家或某部作品启发您，让您立志成为一名作家？

石舒清：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毫不犹豫说出给自己命运般影响的一个作家来。我说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是犹豫的。这个答案并不是那么分明和具体。比如莫言，就说到多个作家对自己的影响，其中有蒲松龄、鲁迅、川端康成、马尔克斯、福克纳等等，谁的影响更大更直接，大概莫言自己也是说不清楚的。我感到最乐意受其影响的作家就是鲁迅，很多人都说到过鲁迅对自己写作的影响，就搞得后来者不好说了，说出来给人一种鹦鹉学舌的感觉。但我确实喜欢鲁迅文字里的那种特有的质感和气息，觉得那是离我最近的营养和源泉。《呐喊》《仿徨》《故事新编》《野草》几本书，好像整个旧中国及其百姓都存身其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王国或富矿，给我一种随取随用、用之不竭的感觉。

舒晋瑜：在您的小说里处处流淌着西海固的气息，感觉只有这方土地，才能生长出您笔下的那些人物。地域文化对您的小说是很重要的补充？

石舒清：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被认定为一个乡土文学写作者，我也很乐意被这样认定。我好像是一个和城市生活无关的写作者，而且自己也并不因此觉得遗憾。我能写好我那块土地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已经足够我来写了。我觉得一个写作者的故乡意识似乎要更浓烈一些。很多离开了故土的作家的笔并没有离开故土，感情更是无法离开故土。反而好像是随着身体的离开，促成了精神对故土的急迫回归和深度融入。我觉得我的老家西海固，本身就是一件大作品，像一大块糖，我们这些西海固的写作者，每个人每一次都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和运气，撬下一小块来品尝而已。总之有自己自留地的写作者是幸运的，我庆幸自己有着这样一小块自留地。我可以凭着在自留地里的用心经营，把自己和别的写作者区别开来，从而体现出自己作为写作者的一点点必要性和价值。

说到故土，我还想起我的一个感受来，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写作者，他对自己故土的写作，经由我们的反复阅读从而熟悉后，好像他的故土成为了我们大家共有的故土，像鲁迅的鲁镇、萧红的呼兰河、莫言的高密、史铁生的地坛，甚至像肖洛霍夫的顿河等，都给了我们某种家乡和故土的感觉。因为特别喜欢鲁迅先生作品的缘故，我就觉得鲁镇那样的地方，我也生活过似的，好像我的童年部分在鲁镇也有所寄存。杰出作家把自己的故土变作共有故土的神奇能力，说来真是让人神往不已。

舒晋瑜：在您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正是先锋文学流行的年代。您那时和西方文学的接触多吗？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

石舒清：我是师专英语系毕业的，大学课程里就有“精读”，所选篇目都是大家名作，而且我的授课老师周玉忠先生也很厉害，后来担任了宁夏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所以我对外国文学是不陌生的。但真正有意识读外国文学，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经朋友左侧统推荐，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极受触动，觉得和我所见的写群体的小说相比，这种小说是写个体的，而且把个体写到好像具有原子弹那样的能量和感染力，于我而言，可谓是一次耳目一新的阅读。

您说的是先锋文学，而我先说到外国文学，好像我们的先锋文学主要是从外国文学得到了启发和借鉴。但其实看过《聊斋》和《十二楼》等小说后，就觉得中国古典小说里也饱含着先锋意识和先锋表达。至于其中有什么异同，是需要做比较文学方面的研究的。

虽然读了不少外国文学，但我的写作趣味主要还是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更多些。一直是不管不顾地埋头写，也不想那么多。而且信奉内容决定形式，对在形式上过于着力的写作不以为然、敬而远之。但近年来的想法有大变化，一再感觉到了形式的重要性。如果先锋性主要体现在形式这一块，那么现在我对这样的先锋性是有兴趣的。以前对内容决定形式的说法信之不渝，视同铁律，现在则觉得如果找不到好的形式，则应该表现的内容也无法出来。从创作来说，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存在的，充分的内容就在恰当的形式之中，从这个角度讲，极而言之，几乎可以说形式就是一切。听起来好像是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实质却是对同一个对象的再认识、再理解和再努力。如果需要举例子的话，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鲁迅的《在酒楼上》《孔乙己》、马尔克斯的《礼拜二午睡时刻》《有人弄乱了玖瑰花》、莫言的《大风》《白狗秋千架》等等，就是我心目中最具先锋感的作品。

舒晋瑜：您说喜欢科克的《两个半犹太人的命运》，小说只有十二万字，正是自己所喜欢的长篇小说的篇幅。为什么喜欢小长篇？

石舒清：喜欢小长篇的主要原因可能和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精力有关，身体不是太好，精力难以长时间集中，于是就选择看体量比较小的作品。就算是诗，我也习惯从短诗看起。老实说，长篇小说，至今我没有看完过一部。这肯定是一个大的损失，我自己不是不清楚。但从我的接受心理来说，确实更喜欢十万字左右的作品，除了您说到的这部外，像辛格的《卢布林的魔术师》、马拉默德的《伙计》、井上靖的《孔子》《敦煌》《杨贵妃》等，仅仅因为篇幅的原因，就会成为我阅读的优先选择。而且我觉得如果确实善于表达，那么十万字左右的书也是能够表达足够多的东西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文学作品从来没有把体量的大小作为衡量的重要标准，张若虚只有一首《春江花月夜》，但没有谁因为他写得不够多而敢轻看他。

舒晋瑜：您曾提到“希望从三个人身上得到精神的力量和安慰，除了鲁迅先生，另外两人是托尔斯泰和爱因斯坦”，为什么是这三个人？

石舒清：各样生命里，如果机缘和合，也许只有人才会成为人的资源和营养。不能想像一头想不通的牛会找另一头牛去给它答疑释惑，带它走出困境，但人是可以这样子的。人是需要导师和模范的。我更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白日梦想，在街上走着，忽然一个人从前因后果认出我来，于是伸出手来，要给我牵拉与引领，我走得糊里糊涂不清不楚时，是愿意把手交到从神秘中伸出来的一只手中的。这当然是妄想了。除了骗子，这样的人终了一生是不见一个的。所以白日梦里应有的清醒也是有的。但漫漫人生路，关键时候，能给你一些起码的助力，能给你些许启发和精神感召力的人，总是有的。

细加盘点，鲁迅、爱因斯坦、托尔斯泰，在我这里就属于这样的人。鲁迅在各种处境里的那份生的倔强和坚强，托尔斯泰在难以索解的困惑中的那份真挚叩问和因叩问而达到的超乎庸常的博大幽深，爱因斯坦在自述中对自己的定位及对各种基本关系指点迷津一样的梳理，等等等等，都给我一种从根本上认知和学习的感觉。他们和众生一样，也都是在无边际的黑暗里摸索行路的人，并非解脱者，并非了无挂碍者，他们是和众生一样的人，不同在于，他们是身上有光的人，这份光亮，有益于他们自身，但也可以分享。主动靠近者就得到了光亮的照拂和引领。这样的人如果还可以加添一个，我会及时补上弘一法师的名字。

舒晋瑜：一九九四年，您的第一部小说集《苦土》入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引起文坛关注。这套书发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家作品，您对于入选这套丛书，有何感想？

石舒清：说起《苦土》要感激很多人。《苦土》是我的第一本书，其中一半的篇幅来自于我在《朔方》发的一个小辑。当时我还在一所乡下中学教书，《朔方》的几位编辑老师已经注意到我了，《朔方》的副主编虞期湘老师约我写小说，说要给我出一个小说辑。当时我二十三岁，虞老师一个月内会给我写好几封信，有期待，当然也有鞭策，后来我终于写出了一个中篇小说，两个短篇小说，在《朔方》一九九四年四期发了出来。《朔方》竟然真给我出了小说辑，还配发了责编吴善珍老师的评论《这是一个圣洁的世界》，当时《朔方》全本是六十四页，我一个人就占了三十六页。正是凭着这组小说，我入选了“首届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记得在北京要召开首发式时，我已经从乡下中学调到了县一中，不但带着两个班的英语课，还是一个班的班主任，去参加首发式不好请假。从上海支边的张克庭副校长对我说，你放心去，有谁说什么我帮你顶着。我还记得我在校门口的鞋摊上补鞋时，张校长坐在一边陪我补鞋的情景。

“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让我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本书，当我在北京的宾馆里见到书时，好在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方便我释放情绪，老实说，对着这本装帧清雅的书，我禁不住几乎要跪下来。当时我的工资可能不到三百元，但我得到了三千七百多元的稿费，万元户的感觉我也能体会到一些了。

舒晋瑜：从《农事诗》《果院》《颜色》《长虫的故事》……您在小说中耐心地讲述乡村故事，而且通常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人事，有评论认为“石舒清是一个始终关注着乡土日常生活的有心人，他的许多小说自在的价值和意义大都是对于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的品味和感悟”。您如何看待自己小说中日常叙事中的变化？

石舒清：看到您提到的《农事诗》《果院》《颜色》《长虫的故事》等小说，我有些感慨。一个人的写作应该是有阶段性状态的，写这几篇小说的时候，算是我写作状态不错的时候，说老实话，我最愿意写的小说，最能体现我的小说理想和情感寄托的小说，也正是这类小说。我很留心在日常生活中去捕捉蛛丝马迹。我对“日常生活”这几个字，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好像我的一切努力和梦想，都离不开这几个字，都在这几个字里。正像渔夫对给他提供一切的海的感觉。如果我的写作离开了日常而追求奇异，离开了芸芸众生而去捧大人物的脚，就算是舍本逐末走向歧路了。留心日常生活里的那些漩涡和浪花，这既是我对自己的提醒和棒喝，也会是我一以贯之的写作遵循。

舒晋瑜：似乎有评论对您的小说《风过林》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可以与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媲美。有人则认为在叙述上有些失败？您自己怎么看？

石舒清：《风过林》提到的人并不多，其实就这篇小说我是有话说的，但又感到不知怎么说才好。

这篇小说或多或少写到了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思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因为我爷爷的不幸去世，给了我相当大的影响，算是自己的人生中遇到了一个坎，生活变了一个样子，感受也是前所未有。当时我在大学只读了一学期，有休学的打算，但在父亲的鼓励下，还是磨过去了。这成了我人生中一个痕迹深重又不愿提及的经历。

时过境迁，就有所回顾，因此有了《风过林》《暗处的力量》等小说，这些文字应该说不是作为小说写的，是对自己经历的躲躲闪闪隐隐约约的一点记录。我还记得写《风过林》时那种特别的写作感觉，像是悄悄揭开了伤口，让伤口在冬天里晒日头的感觉。也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不过像《风过林》这样的东西，作者自己知道的要远多过读者所知道的。有些文字是作者写给自己的，《风过林》就属于这样的文字。

和《我与地坛》中的那种深静阔大相比，《风过林》是有些太毛躁了，像野火急急地烧着野草，没有任何目的和意义似的，就是一通乱烧。所以当有人说《风过林》写得失败时，我就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从一篇小说的角度来要求，它肯定是不如人意的。

舒晋瑜：《底片》是您唯一一部长篇？张贤亮评价您擅长写细微的东西，您觉得他说得准确吗？类似的评价或评论对您的创作有帮助吗？您如何看待评论？

石舒清：除了《底片》，还有《地动》我也是作为长篇小说来写的。我的长篇小说在形式上和惯见的长篇不同，我也不管那么多，先写出来再说。

张贤亮先生说我善于写细微的东西，我把这看作对我的鼓励，也愿意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我常记得三岛由纪夫对川端康成的一个评价，说川端是“写微小事物的巨匠”，说明从细微处写，写小事物，也可以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