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书札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钱锺书、陈子展、郑朝宗等著名学者写给我的大学老师张俊才先生的书札。彼时，张老师正师从薛绥之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并在薛先生的指导下编选《林纾研究资料》。上述几位学者都对林纾有过研究或有较多的了解，因此，张老师便不时向他们请教，有时也将自己编写的资料乃至后来完成的学术专著呈请他们指正，于是就有了这些学者给张老师的书札。捧读这些浸染着岁月风尘的书札，我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我首先被这几位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谦逊的处事准则与高卓的品德风范所感动。他们都是誉满华夏的一流学者，而张老师当时还仅是一位在读的研究生。但他们对张老师提出的疑问和要求却都一一解答，态度是那么认真负责，作风是那么平易亲切，想来张老师当年读着这些来信时，一定有如沐春风之感。同时，我又为当下我国源远流长的尺牍文化的零落而感到悲伤。过去人们异地之间的交往，最主要的渠道就是尺牍亦即书札。尺牍不仅融应用性与文学性于一体，而且由于是手写因而必然以其独有的方式呈现出书写者的学养、情趣、个性乃至音容笑貌。唯其如此，传统尺牍的问候语中常常有“见字如晤”一语。然而，在当下资讯极为发达的“现代”，传统的手写纸质书信几近绝迹，传统的尺牍文化也随之黯然地落下帷幕。这或许是历史进步必须做出的牺牲？然而这毕竟太令人伤感了。于是，捧读张老师保存的这些前辈学者的书札，我忽然感到自己是在出席一种仪式，一个凭吊即将逝去的尺牍文化的仪式。

征得张老师的同意，我将这些前辈学者的书札介绍如下，以便大家都能对这些曾经的学界泰斗作一次“见字如晤”式的拜访。

钱锺书先生书信两封

张老师保存的钱锺书先生书信共两封，分别写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和七月十七日。

一九八○年九月，时年三十五岁的张老师从塞北张家口来到地处鲁西的山东师院聊城分院，师从薛绥之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入学不到两个月，薛先生在参加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的编选会议之后，便将自己承接的林纾研究资料的编选任务交由张老师完成。林纾是清末民初中国最负盛名的文学翻译家，胡适曾称他是“中国引进西洋文学之第一人”。林纾一生翻译的外国作品多达一百八十余种，其中有近五十种都是世界名著，因此林纾又有“译界之王”的美誉。但是，由于林纾不通西文，他的翻译方式是请他人口译，自己则“耳受手追”。这样，林纾的翻译对外国作品就有了两层迻译的过程：一层是口译者将西文迻译成中文口语，另一层是林纾再把中文口语迻译成文言文。加之与林纾合作的口译者外文水平也有高有低，因此林纾的翻译确有不少缺陷，最主要的是对原著时有删节，有的地方译得不够准确。但是，由于林纾本人是文学家，他能以文学家对文学独有的敏觉去感悟西方的文学作品，这又使得林纾的翻译从总体上看有较高的文学水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林纾曾挺身而出，反对新文化阵营全盘否定文言文和儒家文化的主张，遭到了新文化阵营的严厉批判。此后，常有人随意夸大林译的缺点，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钱锺书先生发表了一篇广有影响的论文《林纾的翻译》。钱先生这篇论文从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翻译能起的作用是“媒”、翻译难以完全避免的弊病是“讹”、林译的“讹”既源于对原文的删节也包含有对原文的增补、林译的文体并不是狭义的古文而是富有弹性的文言等不同角度对林纾的翻译进行了全面精辟的论述。他特意指出：“林译除迭更斯、欧文以外，前期的那几种哈葛德的小说也颇有它们的特色。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读了钱先生的这篇论文后，张老师十分欣喜。他不仅决定要将钱先生此文收入他正在编选的《林纾研究资料》之中，而且给先生写信，汇报自己目前所进行的工作，期望得到先生的指点。不久，张老师编成了《林纾研究资料目录索引》，这也是必须收入《林纾研究资料》之中的一个材料。为了使自己编写的《索引》尽可能完备，张老师特意把它油印出来，发给全国包括钱锺书先生在内的诸多学者请求审阅补正。于是，这就引来了钱先生的如下两封来信。钱先生第一封信写在《文学评论》的信纸上，从右至左，竖写，内容如下：

俊才同志：

所内转到来信和资料，方知你以前曾写信给我，我没有收到。有关林纾的问题，我已十多年未接触。我当时写那篇文章，就感觉到一切写林译的文章，都有两个缺点：（一）对于西文原著缺乏认识（更谈不上研究）；（二）对于中国的文言文缺乏认识（也谈不上研究）。希望这几年来在（这）两点上有所改进。我那篇文章收在七九年出版的《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比在刊物上发表的原稿充实一些，八九年前有美国人的译本，我已扔掉，也忘记那刊物的名号了。此外，无可奉告。匆复，即致敬礼。

钱锺书，五月卅一日

在信纸上方的空白处钱先生补写了如下几行小字：

《林纾的翻译》不是《林琴南的翻译》。对原文不懂或不很懂而评论翻译，似乎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爱情风趣”等，是原作者的东西，论翻译者时该指出他对原作能达出多少。

此信仅三百余字，却意义重大。它不仅补充说明了《林纾的翻译》一文在后来的增订和出版情况，而且对长期以来林译小说研究中存在的两大“缺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坦白地说，钱先生所批评的两大“缺点”对许多研究者来说，恐怕是终身都无法“改进”的，因为一个人既要对西文原著又要对中国的文言文都有较深入的认识和研究，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学养高度。问题是，“五四”以降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一些人的学术研究越来越降格为政治的附庸：只要研究对象是所谓的正面人物，他就一味地唱赞歌；只要研究对象是所谓负面人物，他就肆意地泼脏水。如前所述，林纾由于反对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他在政治上早就被定性为“封建复古派”，因此，许多人对林译小说的评论基本上都属于简单粗暴的丑化和否定。正因为这样，钱先生对林译小说研究中久已存在的两个“缺点”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把学术研究降格为政治附庸的极左路线的一种批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个各行各业都在拨乱反正的年代里，这无疑是相当重要的。钱先生对上述两个“缺点”的批评可谓直来直去、毫不隐晦。钱先生对从事林译小说研究必备的学养的强调，也隐含着他对某些研究者资质的鄙视。在这里，钱先生直率、认真、自信乃至不无狂狷的个性风采也跃然纸上。

在上封信的“补白”中钱先生有“《林纾的翻译》不是《林琴南的翻译》”一语，这需要稍作说明。张老师在打印《林纾研究资料目录索引》这个材料时，他们学校打印机的字盘上没有“纾”这个字，而“纾”字出现的频次又很高，倘一律用手写添改，会影响油印件的美观。当时若要买到“纾”这个字，还须专门到济南的铅字厂走一遭。为了争取时间，张老师遂决定先将“林纾”二字一律改为“林琴南”打印。因此，收到钱先生的来信后，张老师给钱先生寄去一信，对上述情况作了说明。稍后，张老师又给钱先生寄去一信，报告了自己新发现的一些林纾资料，这样就收到了钱先生的第二封来信。这封信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信纸上，同样是从右至左，竖写，内容如下：

俊才同志：

上次信收到后，因事忙又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遂未复，歉甚！我在第一次信里就告诉你我的情况：对于林纾的东西已十七八年未接触。我手边既没有书，也没有功夫出去查问。只因你有新发现而为你高兴，并致祝贺。匆复，即致敬礼！

钱锺书，十七日

在钱先生第二封来信的左下角，张老师有如下附注：“八一年七月二十日收到钱锺书先生信。”一九八一年，钱先生已七十一岁高龄。这两封信，钱先生均用毛笔书写。落款他的名字“钱锺书”三字合体，是他书信的惯例。毛笔是柔软的，钱先生的心也是柔软的，可他写下的每一个字却在柔软中透出温和的坚韧。我仿佛看到一位不卑不亢、安静内敛、孤直从容的学者，俯身在夕阳斜照的书桌上，开诚布公地书写着自己心中的话语。又过去四十年，张老师依然完好地保存着包括钱先生在内的诸位前辈的信札。如此深情的保护使得前辈学者的风骨，如同一支人性与文化的炬火，在下一代学人身上得到艰难的庚续。唯其艰难，弥足珍贵。

陈子展先生书信三封

张老师保存的陈子展先生书信共三封，其中前两封是由陈子展先生亲笔书写的，分别写于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和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三封是由陈子展先生的助手代写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

陈子展先生生于清末戊戌变法运动发生的一八九八年，迨一九八一年和张老师有书信往还时，已是八十三岁的学界耆宿了。陈先生早年是以他的杂文写作享誉文坛。他以湖南人特有的辛辣与犀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杂文界为自己赢得了与鲁迅享有同等稿酬的待遇。他同时是一位较早关注近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学者。一九二九年他即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书。到一九三○年他又以陈炳堃之名在太平洋书店出版了《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一书。在这两部著作中，陈先生对林纾及近代中国翻译文学都有较多论述。后来陈先生受聘为复旦大学教授，虽然他的主要精力已用在《诗经》《楚辞》研究上，著有《诗经直解》《楚辞直解》两部大书，但他执教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却在一九六○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稿》。这是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高校出版的唯一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著作，其中亦有较多篇幅论及林纾的翻译与创作。正因如此，张老师在编选《林纾研究资料》的过程中便主动致函陈先生，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指导。于是，就有了陈先生对张老师的如下复信。这信也是用毛笔从右至左竖写的：

俊才同志：

来示敬悉。你从薛绥之先生从事于现代文学研究，目前所选专题是林琴南这位桐城派最后一个古文家。他又是介绍西洋文学小说部分最早最多的一个译作家。因为他在“五四”运动时期反对过胡适之钱玄同提倡白话文，至为中青年新文学所忽视。其实他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先驱者，林译小说在今后还是有存在价值的。但看他每一种译作自序，对于西洋文学之了解，对于文学上之见地，就知道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确是一个不可埋没的人。我于他无甚深切之研究，于你的专题研究自愧不能有纤芥之帮助，有负厚望，奈何奈何！匆复不具。敬颂著祺。弟陈子展手上，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

这封短信仅有二百六十八字。信中有几处信息值得梳理，不容忽视。关于林纾，陈先生观点有四：一、林是桐城派最后一位古文家；二、林虽为新文学所忽视，但他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先驱者；三、林是介绍西洋文学小说部分最早最多的译作家，林译小说在今后仍有存在价值；四，因其对西洋文学之了解及对文学上之见地，林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确是一个不可埋没的人物。陈先生的上述观点中，除第一条林纾是否派归桐城目前学界尚有争议外（但这不影响争论双方都认同林纾为“古文殿军”），其他几点都已是今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界的共识了。再进一步说，这些观点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国文学研究界也已有人陆续提出了，其中就包括陈先生。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始的那个特定时空中，人们思想上的禁忌依然很多，当时新出版的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依然认定林纾是顽固的“封建复古派”。在此背景下即使是重申上述这些观点依然是需要学术勇气和定力的。我想，张老师的导师薛绥之先生之所以在当时那种背景下毅然决定指导张老师研究林纾，他对林纾的看法应该与陈先生是一致的。而张老师也明显地受到了这些前辈的影响，在大约五年后开始撰写的《林纾评传》中特辟一章“译业贡献”，专论林纾翻译事业的历史意义，并借用他人之语将林纾评价为中国新文学的“不祧之祖”。而这一评价，目前也已成为林纾研究界的共识了。

从陈先生给张老师的第一封复信中，我们不难看出陈先生确是一位难得的博学、谦和、热情、风趣的老人。他要年长张老师几近半百，可他复信的落款竟然是“弟陈子展手上”，真可谓古风犹存！他满腹经纶，可他竟自谦自己对林纾“无甚深切之研究”，对张老师的课题亦“不能有纤芥之帮助”，并连声感叹“奈何奈何”。其实，陈先生对张老师的课题是一直记挂在心的，因此，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间，当陈先生了解到香港某刊物有研究林纾的论文后，便主动给张老师去信予以介绍。这就是陈先生写给张老师的第二封信，内容如下：

张俊才先生：

先后示件敬悉。尊处正在编选《林纾研究资料》，采访之广，不吝勤劳。询于刍荛，愚实惶愧！三十年代以后，已不复留意晚近中国文学，孤陋寡闻，无可贡献者，非故意作态而不为也。顷见一九七九年短命之香港《开卷月刊》三号（主编李文健，社址香港轩尼诗道四八一号五楼B四八一·四/F·B），有林泽介绍刘季伯于《译余漫谈》之外又一新作《新译余漫谈》中有三篇介绍启蒙时代的中国翻译界前辈《包天笑与中国翻译小说》《不识外文的翻译家林琴南》《林纾与现代中国翻译小说》，颇有资料性，特别值得一读的。不知尊处搜集到否？林泽、刘季伯、李文健，愚皆不知其为何许人也，但知刘书系香港大光出版社出版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