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共仰谪仙姿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我是在即将匆匆出门赶赴浦东机场之前从新闻播报中得知施蛰存先生驾鹤仙逝的。当收音机中传来施老于十一月十九日上午在华东医院安然离去的讣告，我浑身一震，仿佛血液凝固了几秒钟。随后我悲哀地感到，一个属于二十世纪的“现代”文学的时代，真正结束了。尽管施老生前曾经自言“我是二十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却从不这样认为，或者是我从来也不愿相信，像施老这样一生同时开启四扇窗户：现代派小说创作的“东窗”、西方文学翻译的“西窗”、古典文学研究的“南窗”、金石碑版考据的“北窗”的学界泰斗与文学大师，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会随着二十世纪的过去而过去。我总是觉得，施老不但属于二十世纪，也属于二十一世纪。

一九七九，施先生亲自给我们授课

施老是我们的老师，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老”师。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刚刚结束“十年动乱”恢复高考，我便幸运地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了高考恢复后的首届大学生中的一员。不久，施老即以七十五岁高龄重登讲台，亲自给我们七七级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后来才知道，这是中文系主任徐中玉先生请他“出山”的。现在想来我和我的同窗真是幸运：我们是施老重登讲台之后亲自授课的唯一一届本科生。年逾七旬的他站在讲台上，逐字逐句地讲解《项羽本纪》，分析《陈涉世家》，告诉我们司马迁写《史记》的选择标准，为什么项羽是“本纪”，而陈涉却是“世家”，司马相如则是“列传”等等。一学期下来，这位年龄与我们整整相差半个多世纪的老教授，在我们那级“小”学生中人缘颇佳，我们既钦佩他的知识渊博、学贯中西，更喜欢他的平易近人、幽默风趣，丝毫没有一丁点儿著名教授的脾气和架子。从他的音容笑貌中，你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位曾经长期遭受过人生种种磨难和不公的老人。

我们当时颇感新鲜的是，他倡导一种“答疑”式教学法，即同学下课后可以把上课时没听明白或者想进一步厘清的问题写在纸条上交给他，他回家整理之后，下堂课再作详细解释，或者与提问者个别答疑。同窗中有几位老三届高中生，古代文学基础深厚，希望得到施先生的面授，他就写下愚园路的住址，欢迎他们上门交流。那时的大学生不少人经历过“上山下乡”，求知欲旺盛，这几位学养丰厚的同窗中有人真的去了他家。施老的家位于愚园路一家邮电局的楼上。“十年动乱”中他家两间向阳的朝南房间均被“造反派”强行占据，他全家三代人住在终年晒不到太阳的朝北斗室之中，其居住的窘迫之状可想而知。粉碎“四人帮”后，施先生的教授身份得以恢复，但被强占的住房却仍未归还。同窗去登门求教时，施老就在难以转身的斗室中为之释疑。说是斗室，其实更是“陋室”。同窗回来感慨万分地说：若非亲眼所见，说出来也许难以置信，施先生家权充书房的竟是逼仄的卫生间改的：已被封闭、铺了坐垫的马桶上悬空搁了一块木板，就成了“写字台”。施老就坐在这间“陋室”里坦然地接待来客，答疑解惑，丝毫没有任何不自在的神情。施老是集作家、学者、编辑和翻译家于一身的文学大家，他生性豁达，为人宽厚，历经磨难而初心不改，提携后进而不遗余力。在与学生的交谈中，施先生引经据典，许多文献史料似乎都刻印在他的脑海里，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令登门求教者啧啧称奇。我们七七级中有些同学正是在施老的影响下，开始专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施先生后来出版了《唐诗百话》《外国独幕剧选》《花间新集》等那么多开启古今中外四扇“窗口”的著作，正是酝酿、编撰于这间“陋室”。我的同窗回到学校后每每谈起在施老家的所见所闻，总是嗟叹不已。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同窗说的关于施先生当年身处“陋室”的窘迫之状，仍止不住鼻子发酸，眼眶濡湿。

此后，不知给有关方面的领导写了多少封“人民来信”，要求归还被强占之屋，长达数年之久，竟仍未得到解决。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党中央胡耀邦总书记亲自在人民来信上作了批示，责成有关方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总算把鸠占鹊巢中的一间向阳的朝南房间还给施老，而另一间却不知为什么始终无法物归原主。数年后，我终于有机会去施先生家登门拜访，施老就是在家中这间唯一向阳的朝南房间里接待客人的，哪怕是远道而来的国外贵宾。

“想开了人也就活得自在了”

一九八九年四月，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杜国清教授来沪出席学术会议。他来华东师范大学做了一个学术报告，是我接待和主持的。他提出会后希望能见见当年《现代》杂志的主编、硕果仅存的“新感觉派”小说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施蛰存先生。他说他仰慕施先生很多年了，国外汉学界中有不少施先生的仰慕者和研究者。不过施老于一九八四年查出罹患直肠癌后施行了大手术，此后已基本上不出门，也不指导研究生了。我虽然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文系，成了施老的同事，但与他不在同一教研室。我找出本系教师通讯录，不无忐忑地打电话给施老，转达了杜国清教授想拜访他的意思。施老竟一口答应，并与我约定了会晤时间。四月八日下午，我陪同杜教授到了愚园路1018弄。弄堂口朝右拐，就到了施先生家楼下的后门。沿着那架上海石库门房子司空见惯的老式木楼梯，小心翼翼地摸索着上楼。楼道里很暗，楼梯既窄又陡，我想，这对于一位动过大手术、行动不方便的耄耋老人而言，住在这样的老式石库门房子里，真是太受委屈了。上了二楼，穿过堆放着各种杂物的走廊，我在施家门口通报了一声，然后带领杜教授跨进那间集书房、客厅、餐室及卧房于一体的唯一向阳的朝南房间。

这是我第一次踏进施老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教我们那一届时，虽然教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但我知道施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之一，三十年代就尝试以二十世纪“新感觉派”文学技巧来写小说，成为我国心理分析小说的一代宗师。他在二三十年代先后出版过《江干集》《绢子姑娘》《追》《上元灯》《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等小说集，还主编过大型文学刊物《现代》杂志。鲁迅先生那篇著名的纪念惨遭杀害的“左联五烈士”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当年正是经施先生之手发表在他的《现代》上的。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又标点、注释、出版过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即使是一九五七年以后被剥夺了登上讲台、著书立说的权利，他也并没有放弃博览群书。数十年如一日地潜心钻研，施老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界所公认的学贯中西、开启“四扇”窗户的文学“通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华东师范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他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还主编《词学》等学术刊物。面对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学术泰斗，我不免有一丝拘谨。甫一进门，施先生便微笑着站起来迎客。他的笑容，立刻将我的拘谨一扫而空。

环顾四周，只见屋内南窗下放着一张硕大的写字桌，差不多占据了整个房间的四分之一。上面整齐地摞放着一叠叠书籍和文稿。靠西墙放着一只四面玻璃的装饰橱柜，里面放着施老收集来的各种瓷碟。他晚年除了钻研金石碑帖外，还喜欢收藏各种古今瓷碟，一只只竖搁在装饰柜中，既是文物藏品，也颇具观赏价值。进门的两侧分别安放着两张单人小铁床，一张东西向、一张南北向呈九十度直角展开，那是施老与夫人的眠床。两张床的“夹角”处正好嵌入一张方桌和几只靠背凳。我和杜教授进门后，宾主就围坐在这张方桌旁，从“现代主义”到弗洛伊德，从“新感觉派”到现实主义，无拘无束，谈得兴高采烈，毫无陌生与违和感。那天，施先生戴着助听器，穿一件天蓝色的套头羊毛衫，色彩明亮而又雅致时尚。那天我亲耳听见杜教授问他如何做到多年身处逆境而独善其身。他答曰：我年轻时在大学当教授，每月三百多银元，也不见得宽裕；后来我落魄了，薪水减掉很多，甚至每月只发“生活费”，开销自然紧张，所以，钱多或钱少，对于我都是一样不够用，想开了就不会太计较名利得失了，人也就活得自在了。听了这番话，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都说施蛰存先生为人最为潇洒豁达了。告别前，他与我们分别合影留念。

施先生慷慨好客，珍惜友情，乐于助人，以德感人。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主编《现代》杂志始，他对于读者来信、质疑问难甚至是求购书刊都必定一一回复。他曾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辑说过，数十年来他光是回信就写过一万多封。有一位素不相识的浙江农村的中学生喜欢集邮，向施先生索要邮票，施老竟多年如一日地将他收到的海内外来信上的珍贵邮票如数奉寄。作为文学大家，施老文友甚广，但凡故交旧识中有人遇到困难，他只要力所能及，必倾囊相助。如著名诗人、翻译家邵洵美，年轻时曾经一掷千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却因生活无靠而出让藏书，彼时施老虽家累颇重，得知后主动多次无偿资助。还有曾任山东齐鲁大学教授的著名学者谭正璧，五十年代初因病辞职休养，此后一直靠撰文为生，因其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行量小，稿酬偏低，也一直没有一个单位挂靠，生活维艰。复出后的施老为他多方呼吁，热心推荐，终于使他于一九七九年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不久谭先生双目全瞆，然著述不辍，由其女儿谭寻据其口述整理成稿，正因文史馆员有一笔生活津贴可维持基本生活。还有现代诗人、作家兼学者李白凤，才华横溢，性情耿直，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后失业达二十年之久，命运多舛，生活困顿，施先生则与他相濡以沫，从学术研究到生活琐事，多年来曾给予他极大的帮助。谁知一九七八年好不容易盼来纠正冤案予以平反，不料李先生兴奋过度引起脑血管痉挛而不幸离世。都说患难见真情，在他最艰难的时刻，向他伸出援手的人正是自己也被打入另册的施蛰存先生，这已成为文坛佳话。

说到施先生仗义疏财、贵贱无欺的本性，他不仅对文坛故交重情重义，对慕名来访的年轻人也照样热情相待。据说多年前曾有一位自称爱好文学的青年人登门拜访，来过几次后，就以父母患病、生活困难开口借钱，施老信以为真，先后借给他五千多元。此人得钱后竟杳如黄鹤，一去不返。后来施老家人到其自称的工作单位查询，方知上当受骗。五千多元在当时几乎是一笔巨款，相当于施老半年的退休工资。家人颇有怨言，施老却不以为鉴，仍来者不拒接待宾客。有时他也感叹来客太多影响他的写作，但只要有客人登门，他照样会放下手中的笔，贵贱无欺，热情相迎。在他的身上，你很容易联想起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那句名言：“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其实耳聋比眼瞎要好得多”

我第二次登门拜访施老，是在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下旬。这是受了《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先生之嘱托。十月间，我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在港期间，趁隙拜访《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先生。承蒙刘先生慨允，得以补齐手头所缺的《香港文学》数期，甚是高兴。临行前刘先生特意托我返沪后向施先生转达他的问候，并向我约一篇有关近访施先生的文稿。此前不久，《香港文学》七月号刊载了《戴望舒逝世四十周年纪念特辑》，其中有施老亲自撰写的《诗人身后事》等文章。二〇〇四年我在《文学世纪》上读到刘以鬯先生写的《忆施蛰存》，其中首次披露了这两位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相识相交的文坛老友晚年的多封往来书信。

返沪后，我几次想去施老家，却欲行又止。虽然我毕业留校后，施先生已在家指导研究生，住院动大手术后又从系里退休，极少再出门，去他家一般不会扑空，而且我每次见到他，他总是面带微笑。说实话，在我所认识的那些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中，我最喜欢跟施老这位乐观、机敏、充满生命活力和生活情趣的老师用沪语交谈，我特别喜欢听他用一口方言很重的普通话聊天，风趣生动，睿智幽默，谈笑风生，无拘无束，让人如沐春风。我的犹豫主要是听说施老近来耳聋得很厉害，打电话给他约时间他根本听不清是谁。最后，我下决心做一次施老家的不速之客。谁知，此后我竟做了多次他家的不速之客。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我骑着自行车，穿过江苏路，一拐弯就到了愚园路。把车停在弄堂里，抬头看看天，天空有些阴沉，幸好没下雨。施老有个“怪癖”：每逢下雨会影响他的心情，所以下雨天你最好不要来，这是他从前关照我的。我再度走上二楼，在施老家门口通报，他的家人把我迎了进去。我看见施老正坐在那张硕大的书桌前看书。书桌很大，靠窗摆放，他从书桌后面抬起头来，认出是我，念叨我的名字，慢慢站起身，移到方桌旁，招呼我坐下。

话题是从我这位不速之客的道歉开始的。他把手中的助听器对准我，要我大声点说话。他说，最近耳朵越来越坏，戴上这只“进口”的助听器也觉得声音太轻了。他说的“进口”的助听器，是前几年施老在美国的妹妹带给他的。我问他是不是两只耳朵都听不清，他指着右耳笑笑说，这只耳朵早就聋了，是四十年代初在厦门大学教书时，有一次躲日本人的飞机，在防空洞里被震坏的，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因为另一只左耳是好的。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突然觉得听人讲话很吃力，医生一检查，才发现右耳的鼓膜早就震破了。“现在我需要一种强力的并带有扩音器的助听器，能够把人家说话的声音放大，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施老笑着对我说。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这种助听器何处有售，正想对他说要不要托香港的朋友设法打听一下是否有卖，他却又插一句：“其实耳聋比眼瞎要好得多，耳聋不影响看书，我平时看书，特别是写文章时，就把助听器拔掉。什么也听不见，倒也清净得很。”说这话时，施老简直像个顽童般露出不无得意的神情。我也跟着笑了。我真切地见到了“听之不闻”“恬淡虚无”的道家哲学现实版。在施老的身上，你会感受到什么叫“大巧若拙”，什么叫“宁静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