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乡土题材小说

十年前，我在北京开一个小会，邀请过一位日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教授。会间闲聊时问她，“日本有没有乡土题材作家？”听者忽然笑了起来，说日本没有多少农民，所以也没有乡土小说。这个例子触动我的，是“乡土”“乡土题材”和“小说”可能仍然是一个中国的问题。今天，就来系统谈谈“乡土小说”。

一、文学史回顾

因现代中国国情所致，乡土小说是文学部门中人数较多、成绩较大的一个题材领域，它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

现代文学中的乡土小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鲁迅、沈从文，四五十年代有赵树理、孙犁。鲁迅应该是这一领域的主要代表，这一点，在文学界和读者中不会有争议。鲁迅、沈从文出身于乡村附近的小城镇，并非农家子弟，可远亲近邻中有农民，所以他们对乡村不会有隔膜，他们听大人说起的乡间故事，后来成为其写小说的素材资源。他们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动荡之际，亲历了许多巨变，经受过一些挫折，这种情况下，“乡土”很自然成为他们关注中国社会的“问题”，虽然二者的关注点和角度颇有一些不同。鲁迅在《祝福》《阿Q正传》《故乡》等乡土小说名篇中，生发出了许多事关农民命运的悲剧，是至今都在影响着人们的“社会问题”。立志做一个“精神上的医生”的他（夏志清语），在如《孔乙己》《狂人日记》《药》《在酒楼上》等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也都与上述命题多少有一些关系。

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乡土题材小说在赵树理、孙犁这里有不同方向的发展，侧重点与鲁迅有所差异，不过，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里，还是殊途同归的，这就是对农民“命运”的担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柳青的《创业史》所力图表现的，依然是农村农民发展的道路问题，但他最终没有完成原先的设想。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赵树理、柳青令人尊敬的地方，可能不是他们的“成功”，反而是他们“不成功”的地方。他们都对农村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即使在当时环境中，也不愿意走马观花式地写农村农民。正由于这份坚持和固执，才在他们的文学世界中留下了“不成功”的缺陷和遗憾。

我个人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即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不是对这一题材的“推倒重来”，而是接着赵树理、柳青所忧虑的问题在继续发酵和调整，“政策”依然是新时期乡土作家考虑问题的重点，这是当代文学乡土小说的一个优良的“传统”。政策的累积效应，在当时还看不出来，到后来，社会矛盾才发展到它的临界点，在贾平凹、莫言这一代作家成长的过程中，都受到过它的某种伤害。这种人生经历，使他们理解这一问题时，必然会与赵树理、柳青等迥然不同。新时期初期的高晓声、周克芹，稍后的路遥、贾平凹、莫言等作家的作品，集中反映了这一明显变化。我打算把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放到后面集中来谈，这里暂略。依照我的文学观念，我比较喜欢贾平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乡土小说。它们在艺术手法上较多受到沈从文、孙犁的影响，作品以家乡商州山地为背景，有浓厚的“还乡”的叙述笔调，也注入了农村改革的鲜活内容。在这批作品中，《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天狗》《黑氏》和《远山野情》等属于短篇佳作，人物形象的塑造比较成功。在当时评论界，莫言被看作是寻根或先锋作家，但他其实仍然是乡土小说作家。莫言作品的现代派小说技巧，奇异的感观，以及变化多端的形式，确实符合寻根、先锋的某些特点。不过在今天，艺术技巧已经不能作为评价一个作家创作成就的标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的成功之处，反倒是作者从自叙传角度，写出了他人生遭遇的深层次的悲切情怀。

二、阅读

在文学史回顾之后，谈一谈作品阅读的问题很有必要。

关于阅读问题，对于从事小说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人来说，情形差不多，一般都是泛读和精读相结合，先撒网，后收鱼。但从事创作的朋友，跟我的阅读期待和习惯也许不太一样。你们是按照自己创作的需要来选择作家作品，属于“作家阅读”的方面，我因为教书和研究的缘故，不愿意被某种审美趣味所束缚和限制。在大学的本科生课堂，或面对自己的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口头禅经常是：我们是专业读者，跟一般读者相比，不能轻易地说出“我喜欢”或者“不喜欢”什么作家作品这样的话，尤其是不能拿自己的喜好来做选择。因为文学史课堂、文学史研究，强调的是比较和差异性，强调客观和学理性。我的意思是，你们的阅读，比较多地带着个人的审美趣味。不过，假如还年轻，时间相对充裕，可以先从泛读开始，就是把中外跟此有关的作家作品翻一遍，有一个较为宽广的视野。因为，没有“视野”，就不能有“比较”。阅读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性的工作，这个国别的小说跟那个国别的小说比较，这个作家跟那个作家的作品比较，没有较为广泛的比较，你实际是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类型的作家和作品的。

到泛读的数量比较大了之后，眼光就挑剔了，选择也严格一些了，范围就开始收缩，对象开始集中，最后有可能只剩下不多的作家和作品。如果稍微关心一下近年来当代作家的研究文章，会发现研究者比较注意从作家的“阅读史”来理解、分析他们后来文学的道路。以此可见，一个作家的“阅读”，对他们后来创作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知名到知名的过程的影响之大。我举两个人的例子。一个是贾平凹。我前面说过，他刚走上创作道路的时候，受沈从文和孙犁的影响很大。他曾说：“我记得大学快毕业了，突然有一天在书店见到一本书，是综合性的小说选本，里面有沈从文的一篇，我读了觉得是我那些年看到的最好的小说，就买了。”“后来，我一个同学从西北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是沈从文的一本选集，才知道沈从文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他对章学锋说：“接触了沈从文的作品以后，才知道沈从文写了那么多好东西！”（《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我给出版社写信——这辈子给出版社就写过这么一封信，为沈从文这书，我跟他们说，以后再有这人的书咱能不能多给搜集点儿来？其实当时沈从文还在被专政，又过了几年，沈从文才给解放出来，我才知道怎么回事”（贾平凹：《文学是光明磊落的隐私》）。他这样评论《沈从文文集》道：“信手来写，放得开，收得合，而开合间的圆润之处，沈氏大知。此等文法，必得天资好的人用之，必得文笔补救，其没骨写意法。文章作得随意如水，沈氏是大天才也”（贾平凹：《读书札记摘抄》）。大家知道，在当代小说家之中，贾平凹应该是读书数量最多的人之一。中外古今文学作品，天文、地理、相书、风水、兵书、宗教无不涉猎。可他读沈从文却很精细，如“信手来写，放得开，收得合”“没骨写意法”“随意如水”，反复品悟，仔细观摩，用心体会，渐渐化作了自己的东西。另一个例子是余华。他起初迷信卡夫卡、川端康成、博尔赫斯等西方作家，成名后偶尔发现鲁迅，不由得感叹：如果早几年读他的作品，自己可能会走另一条路了。但鲁迅风骨，却渗透到他作品深处去了，如《许三观卖血记》里，小城群众观看许玉兰被示众的描写、许三观的“卖血”、《兄弟》里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等等。上述两位作家都在精读里，找到了小说创作中最根本的着力点，精神归宿，并将其化作自己作品的灵魂。他们的异于他人之处，正是在这个地方，是可以用既深又透来概括的。如果对我的表述还有疑问，我建议大家把王安忆《心灵世界》《小说课堂》这两部读书心得全部读一遍，这也是一个作家如何深入钻研其他经典作家的典型例子。

三、创作

我没有写小说的经验，但我知道，天下文章大同小异，写小说、诗歌和文学批评包括做学问，其实是一个道理，即，你为什么写作？你想怎样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另外，以个人的审美旨趣、思想情怀为中心，施行“拿来主义”“一切为我所用”。因为，凡写作，就是在“塑造自己”。这个道理，应该可以适用于大多数人。

如果具体点说，我觉得大约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

其一，你选择什么题材，塑造什么人物，表现什么主题，刚开始是比较盲目的，跟风随众的情况较为普遍。久而久之，写作经验增加了，看的作品多了，尤其是渐渐看到一些同行在这方面的不足、缺陷之后，便会悟到一些道理。写作，在根本意义上，其实是与创作者的人生经历、社会观念有直接关系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是如此。我认为从中又可以区分出两个小问题：一个是早期的作品有作者自己比较多的“自叙传”色彩，切身的隐痛，人生的挫折，亲眼看到的悲喜剧，这种丰富的生活积累，一旦找到合适的喷发口，就会创作出自己相对得意的作品。在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了一个规律，“五〇后”的几位优秀作家，比较能够吸引打动我、产生极深印象的，大多是他们早期和中期的作品，如莫言的《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米尼》《妙妙》《“文革”轶事》《文工团》，贾平凹的《天狗》《黑氏》《远山野情》和《废都》等。但一个文学时期过去，一代作家先后谢幕以后，一个人怎么会一直处在不可理喻的“高潮状态”呢？这既不符合人生的规律，也违背了文学史的基本规律。我再说一下另一个小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发现当一个作者自叙传的记忆转弱，他们的作品对读者的吸引力，也在随之下降。他们在图书市场，对于读者产生吸引力的，有可能不是其作品，而是他们的名字或名声。当然，一个成熟的作家，不可能一辈子都靠着过去的一点记忆去创作。到一定时候，他必然会摆脱对记忆的依赖，而借助间接的材料、甚至艺术想象力去进行创作，这种情况是比较正常的现象。但奇怪在于，我对“五〇后”作家后来创作的，虚构成分较多、艺术技巧更为成熟的长篇，反倒不怎么喜欢，尽管批评界不断在宣布这是他们“新的”“代表作”，我也不太认可。对这个问题，我没有进行过研究，目前不知道这究竟是作家的创作出现了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阅读出现了问题。对于我个人来说，有可能过于看重作者与一个“大时代”的关系。因为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当我自己，还有作家不再与“大时代”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不过你们会发现，经过时代和个人“大患难”的这代作家，当记忆资源用完、挖尽之后，当在漫长的承平时代，历史和精神压力陡然消失了之后，尽管他们在小说艺术上，已经步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真正的“好作品”反倒越来越少，这跟书商、评论界对他们新作的“一致看法”恰好相反。

这种现象，也曾经发生在鲁迅作品的评价过程中。今天，人们仍旧认为鲁迅《呐喊》《彷徨》里的小说，要好过杂文、散文，更是好过他后期的杂文和历史题材小说。因为，这些早期小说，所反映的是辛亥革命的问题，那么尖锐、深刻和激动人心，当这种特殊状态不再存在以后，他后来的写作状态，也明显不如早期。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提出的问题，其实也并非都毫无道理。不过，现在的资深作家写得实在太过频繁，作品也太多了，重复率很高，人们为此产生审美疲劳症，不一定都得责怪读者和研究者。有一次，我曾对一位著名作家说，希望他写写自己的文学回忆录，没被理睬。可能在不少人看来，他们还远没有到写回忆录的年龄和状态吧。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看法，跟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跟鲁迅相比，当代的小说家们的“历史概括”能力，可能本来就相对弱。“当事人”“亲历者”的分量比重，在他们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中，明显地占据着引人注意的独特位置。造成这个的原因，究竟跟这几十年文学思潮、作家更替、图书市场的变化过于频繁，文学之外的因素过多干扰作家长期沉浸在自己心灵世界之中，从而形成了某种破坏有关，还是现实主义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过气”得太快，寻根、先锋、新写实等等西方二十世纪现代派小说思潮，过早改变了当代文学发展方向的总体风气有关，我没有经过认真思考，所以缺少发言权，但总觉得这几十年的当代文学走向有点问题。这方面，路遥和张承志比较执著、固执的性格和创作路子，可以作为一面反观的镜子，虽然一个英年早逝，一个过早结束了小说写作生涯。我总觉得，现在比较缺少跟读者的心灵真正产生对话的作家作品。

其二，对一个作家来说，准确敏感地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潮流，对文坛有独立的观察、了解，在其中选中一个自己的位置和发展方向，是他能否写出自己较为满意作品的前提之一。我不知道你们注意、研究过孙犁没有。他可以说是一个乡土题材作家、知识分子题材作家、革命文学作家，但是经过那么多的风风雨雨、文学史对作家的筛选、淘汰之后，很多他同时代的作家好像都不再被关注，然而，他仍然能获得人们的尊敬。不仅早期作品被看作“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其实就是个人特色），而且晚期作品，也被人津津乐道。二〇〇二年他故世后，文学界还涌现了一阵“孙犁热”，不少当红资深作家都写文章怀念他，对他的人格和文章风骨表示了极高的敬意。这些文章都不是“仪式性”的，很多还很感动人，这是人们对一位老作家的怀念，很大程度上也是大家对“一个逝去的文学传统”的追忆和感慨。孙犁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的时候，他就在战争非常残酷的冀中一带教书，一些熟悉的朋友纷纷投笔从戎，参加革命队伍，他还去八路军司令部看过他们。后来，就跟着投入了抗战，在冀中、阜平一带做部队教员、报刊编辑。一方面他精研鲁迅的文章，另一方面又投入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洪流之中；一方面，他九死一生，为民族的命运而奋斗，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着一般性的风气走；一方面残酷的战斗就发生在他的身边，另一方面，他又不正面写战争场面，反而写出了战斗间隙的“诗情画意”（《荷花淀》《芦花荡》）；一方面，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他进城在天津主持日报副刊，培养了不少青年作家，没有像不少人去当领导，另一方面，当一些人渐渐“忘记”了“过去”，他却对战争岁月里人与人关系的朴素、友情念念不忘（《山地回忆》）……我的意思是，孙犁对天下大势是很清楚的，看得十分深透，有敏感准确的把握，有自己独立的观察和坚持。他既“从众”，又不“从众”；既有“大我”，又不失去“自我”。我们说到这一点，其实，具体放到一个具体人的身上，真正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就是孙犁至今令人佩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