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链

二○○三年七月十七日午后，我托隔壁邻居老赵叫来一位姓余的工头。我的院子里要做四只花坛，围两方种蔬菜的地，还要给三棵大树砌上围栏。老赵去年在他的院子里搭了一个木头花棚，也做了几只花坛。

按惯例我称呼工头余老板。余老板今年五十岁，身材壮硕，大中午就喝得醉醺醺的，浑身上下呈现出嗜酒者特有的轻松快乐。他脸上白净的皮肤泛出酒后的粉红，让人印象深刻，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有户外工作了。我问他：“今天是小暑，小暑要吃藕，难道你们这里还喝酒吗？”他说：“今天一早就吃了藕。至于酒么，几位老兄弟知道我有活干了，中午请我吃饭，喝了几杯酒。”我说：“那辛苦你了。”他说：“东家，没关系的，有钱赚就不辛苦。前几年搞得我没活干，吃老本还不够，谢谢你给我活干。”

我吃了一惊。东家？我有生之年没有听人用过这个称呼，只有在书本里，我看到以前富贵人家的仆人这么称呼主人。

做花坛比较简单，按花坛的造型开一条宽约二十多公分的浅沟，在沟里铺上一层砖，然后朝上码砖，一层水泥一层砖，码到想要的高度封顶，再把花坛的墙体贴上面板。面板的材质是文化石、瓷砖或天然石板。当然。做这些事之前要把地面上原本的水泥和地砖撬掉。

我指点着院子说：“一棵蜡梅、一棵白松、一棵枇杷树，都要砌圆形围栏。四只花坛，东南西北各一只。南北两只花坛靠墙做成半个梅花形。南边的花坛我要种牡丹，坛高四十公分。牡丹花怕涝，填土要高，所以花坛也要高。南北两个花坛直径一样，北边的花坛我要种竹子，高三十公分就够了。东边和西边两只花坛种月季，做成长方形，高二十公分，宽五十公分。做完花坛，南边的院子里给我开出两块菜地。你们包工，我来买水泥、粘合剂、砖头、石板。”余老板说：“你一个人把话都说完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那就照你的意思办。五百块钱一个人工。十天给你做好。”我说：“五百块钱一个人工有点贵了。我打听过了，你们这种小工最多三百元一天。”

“一个人工”就是一位工人一天干六小时的活，“大工”五百元，“小工”三百元。做建筑一类的叫“大工”。

余老板还是笑眯眯地，语速却放得极慢，说：“你和你男的两个人住着这么大的房子，又没有孩子，也没有老人拖累，比我们的日子不知道好上多少。就这点钱你都要和我们计较？”

他愤愤不平，让我心中很不是滋味。我这个房子是我妈生前居住的，她去世后就留给了我。而我和我先生只是普通的退休教师，我教中学，他教大学。我先生最近在澳大利亚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加上探亲访友，要在澳大利亚待上半个月。他最不喜欢看到家中乱糟糟，正好我趁他在外时把院子整修一下。

余老板对我说：“东家，你刚搬到我们这个地方，可能还不懂这里的风土人情。我们这里就是这个价钱。不信的话你再去找几家对比看看。”

他说的“这里”是一座江南水乡小镇，镇上有一点历史文化遗存，不多。一座北宋末年的道观，镇子北面的山上有两座寺庙。节假日也有一些游客过来。镇上的经济不发达，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这几家银行都没有。像家政、建筑一类的公司也没有，想找这方面的人，只能通过别人私下介绍。一个星期内我通过别人找到了三位包工头，他们的工价奇高。所以我最终还是决定让余老板承包我院子里的活。

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天贶节，晒书的日子。前几天一直在下雨，今天难得一大早就是晴天，天空高而蓝，白云朵朵游弋其中。我把书架上的书拿了三十几本放在石桌上晒，因为地上还是有点潮的。晒书的行为就有点唯心主义了，可我每年的这天都这么干的，除了下雨。我一边搬书一边和余老板通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很有意思。

他说：“你看，你还是要找我吧，你这是在耽搁时间。”我说：“那你们马上过来吧。我有个事搞不明白，别人为什么比你开价高许多？”他说：“好多事你不明白的。你在课堂上教书可以，到了现实生活，特别是我们这里的现实生活，你的知识就不够用了。读书多也没用。”虽然他是在电话里说话，但一副得意洋洋的腔调仿佛就在我眼前。我说：“我向你请教。”他说：“那我就说了啊。你要是不用我，这里任谁也不会给你去做的。所以他们给你开高价，让你知难而退。”

我再次向他请教：“为什么？”

“不为啥，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不这样的话，那会乱了套。”

我不明白他的乱了套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他说的“套”是谁设置的，但他的得意我是明白的。他的得意之中还隐藏着强大的气场，气场背后是颠扑不破的生存铁律——属于他与他的乡里乡亲的铁律。这和一个星期前他称我为“东家”时完全不同。

我不再请教，感到再请教下去有点危险。

余老板来了，脸上泛着酒后红。他解释今天是大暑，是个很好的节气，所以他早上一起床就喝了点。

他请的另外两位工人也到了。他们都住得不远，骑着电动车十来分钟就到我家。我现在不叫他余老板了，而是叫他老余。他也不再叫我东家，叫我邢老师。这样大家相处就舒服多了。

两位工人一位五十二岁，姓钟，他们叫他钟五毛，家中排行第五；另一位四十七岁，姓高，他们叫他竹竿，看来是外号，就是个子高的意思，他的身高目测有一米九左右。

“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温度才二十九度。”我说。老余明白我的意思，反驳道：“真正的温度，要在天气预报上加三度。”五毛马上附和：“有时候加三度还不止呢，要加四度。”我说：“好吧。那我去店里买只西瓜给你们吃了消暑。”老高说：“带包香烟。我忘了带香烟。”

我买好西瓜和香烟，往回走的路上，碰到一位向我问路的中年妇女。她骑着电动车，电动车的脚踏板上搁着一只煤气瓶。这位中年妇女身体矮而壮实，肤色黑糙。一阵风吹过来，把她的短发吹掩了半边脸，显出一份妩媚。但她压根没把风赠送的妩媚放在心上，只管慌慌张张地问我：“有位城里刚搬过来的邢老师就住在附近，你晓得她家住哪里吗？”

我朝边上的小区里一指：“她就住这里面。你找她有什么事？”

她不回答我的话，骑着电动车走了。

我回到家，看见她的电动车停在我家的枇杷树荫底下。三位工人在清理施工的地方，她站在边上看。老余对她说：“邢老师回来了。你有什么话对她说吧。”

她看了看我，动了一下嘴唇，没发出声音。我也不问她什么，放下香烟，拎着西瓜进了屋。

她跟着我进屋子，规规矩矩地站在我身边。她站着不动的时候我看出她年纪还不太大，四十五岁左右。问她，果然是的，四十六岁。看我切好西瓜，她就把西瓜端出去给工人吃。我听见老余在训斥她：“我现在肚子里有早茶，还有早饭。现在就把西瓜端过来，谁吃得下去？我们又不是猪。你看你倒是猪脑子。”

我走出去对她说：“你把西瓜端回来放冰箱吧。天气热，冰两个小时再吃。”

她嘴里答应了一声：“好呀。”

她这一声“好呀”让我吃了一惊，又尖又细，柔得打弯，就像风里的丝绸，显然是逼紧了喉咙发出来的。

果然五毛的脸上笑出了皱纹，说：“哟，兰花的声音就是好听。当年在宣传队里，她是唱得最好听的。”

三个男人找到了话题，浑身活络起来，围绕着当年的宣传队开始聊。她端着盘子，眼巴巴地瞅着三个男人，想搭讪，插不进话。我叫她：“兰花，把西瓜端进来。”

她老老实实地进屋，把西瓜放进冰箱，讨好地说：“你过的这日子，我就是光了脚追，一辈子也赶不上。”我问她：“你姓什么？”她说：“我姓秦，和竹竿是一个村的。”我又问她：“秦兰花，你找我干什么？”她说：“我给人换煤气，换一瓶煤气赚十块钱劳务费。我想问问你家要不要我换煤气。”

我刚搬来一个月，煤气是我丈夫开着车去煤气站换的，正好煤气快用完了。我打开煤气放上一壶水，刚烧了几分钟，煤气就燃尽了。秦兰花高高兴兴地替我卸下煤气瓶子，一把就提到她的助动车踏板上。踏板上两只空煤气罐挤得满满的，她两条腿张开来，悬在两边，仰着脸骑走了。

老高说：“兰花的头发长得好看，风一吹，像一只手在招。”

他们哈哈大笑。

五毛说：“我的头发四十岁那年就全白了，她四十六岁了，头发还是黑得发亮。”

他们又哈哈大笑。

他们的笑里还有别的意思，只是我无法揣摩出来。老余好像明白我的心思，说：“秦兰花今天是来找你的。”

“她没别的事，就是来问我要不要让她换煤气。”

三个人互相递个眼色，老余说：“你不要让她换煤气，她和煤气站的人有勾当，换的煤气分量不足，气又不好，烧出来的火头哔哔啪啪地跳。你用了她的煤气就知道了，我们都不让她换，她现在生意都没有，充一瓶煤气只赚五块钱都没人要，她只好一家一家上门央求……”

一个小时后，兰花就把换好的煤气罐送来了。我打开煤气开关，一烧，火头哔哔啪啪地跳，很痛苦很狂乱的样子，好多次就要跳入虚空消失无踪。

我不好意思说什么，走出去收书。那些书被阳光晒得滚烫，书里的字都要晒残废了。我看到兰花拿了一只小塑料凳子，坐在三位工人的边上。三位工人都埋头干活，不搭理她。她坐在他们旁边，一脸的热切。三位工人的冷淡加深了她的热切，她的热切此刻非常危险，稍不留神就会把她的自尊心伤到无可挽回。据我对她目前状况的判断，她的自尊心不多了。至于丧失自尊的原因，我还不知道。

但我看得出来她在期待着什么。

我和她加了微信，从微信上转了一百五十块钱给她。她就和我拉家常，说闲话。我好奇地问她：“秦兰花，你没事干吗？坐在我这里问东问西。”

她说：“我有事干啊。我现在就是在干事。”

“煤气不是已经换好了？”

“是啊。煤气换好了，我在做第二件事了。”

她向三位工人投去讨好的一瞥。

老余朝她挥挥手说：“兰花，你到别的地方去吧。你也知道，这几年大家都不好过。我打麻将，以前是一块钱一只花，现在降到一毛钱一只花了。”

兰花站起来就走。看来她是有自尊的，而且她懂得什么时候捍卫自尊。

五毛有点舍不得她，说：“兰花，你说点什么呢？不要这么不懂事。”

兰花说：“我没啥好说的，人跟人之间该有的距离都是老天爷定好的。”

五毛对着她的背影说：“你看，夹紧了身体走路。没有油水捞，走路都难看。一有油水捞，头动屁股摇。”

他们说的话都像打哑谜。

开工的第二天还是睛天，温度高了上去。天气预报是三十四度，按老余的说法，要加三度，就是三十七度。好在还有一阵一阵的风，时不时天上有云随风而来，云盖当头，还能阴凉一会儿。工人刚到，兰花也来了，车把上挂着一只红塑料袋，迎风乱动。她停下助动车，从塑料袋里掏出四根红色的小蜡烛，四小把黄色的小短香。

老余厉声说道：“不要拿下来，你在什么地方拿的，还到什么地方去。这里用不着。”

五毛也冷着脸说：“你的相好开的纸烛店，所以你随便拿。不值钱的东西。”

五毛说的“不值钱的东西”是什么意思？蜡烛和香不值钱？还是她不值钱？

我以为兰花会还嘴，但她没有。她恍若未闻，顾自拿了香和烛过来，还在老高的口袋里掏打火机。她在他裤兜里摸啊摸的，我以为老高会笑，但他一声不吭，让她摸来摸去，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一副对她的用意了然于胸又无动于衷的样子。

她什么时候捍卫自己，什么时候屈服，我完全判不准。

老余说：“不要摸了，摸也没用。打火机就在石凳子上，你没看见吗？是眼瞎了吧？”

兰花低下眼睛，慢慢地走到屋后。她的姿态表明她是受到伤害了，但她不反抗。我有点不忍，跟着她去了后院，看她把香烛放在院子的两只角落，点燃，嘴里念念有词。这种风俗可能是乡间独有的，我在吴郭城里没有见过。

她把剩下的两把香和两根红烛递给我，说：“你到前面去放在院子两个角上，点上，念几句菩萨保佑，土地公公保佑。我不敢到前面去，那三个人又要欺负我了。”我说：“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我不大相信……”她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说：“你怎会不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好多事都是灵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