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思想工作

一、读书等于公益

此片上半部，展示上级做思想工作的技巧。

男主李侠是位作战部队的政委，上级要派他去日军占据的上海做地下工作，李侠的同事反对，说李侠一心想去前方打仗。上级说：“其实去上海，不就是去前方吗？”

如果“前方”以能见到日军为标准，那么上海确实能见到日军——同事面显难色，觉得逻辑不通，不好转达。上级说：“你叫他来，我跟他说。”

李侠来了，去了上海。

女主何兰芬一心想做发传单、组织工友等行动力度大的事，她的上级给她布置任务——跟李侠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家庭，装得要像真的一样。

兰芬当即拒绝：“这个工作，我做不来。”

上级做思想工作：“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你去吗？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将跟一位陌生男人朝夕相处的实际尴尬，置换为“非常艰巨的任务”，激发出兰芬的斗志，兰芬同意。

兰芬原是纱厂女工，已受“劳动最光荣”的精神洗礼，却要扮作小资产阶级，看到家里的时髦家具，不愿进门，一脸嫌弃。李侠劝导：“住这样的房子，就得有这样的家具，这是为了工作。”

兰芬抗拒：“工作？工作还需要这些东西呀！我是说不应该浪费！”

她是工人，习惯早起干活，天一亮就要出去买菜，遭李侠拦阻，说只能十点钟后出门，不睡懒觉，会被敌人看出来。

兰芬可以忍受睡懒觉，忍受不了混入阔太太群里打麻将，终于爆发：“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我讨厌这种生活，一点也不喜欢。”

作为她的上级，李侠做思想工作：“搞这一套，对我们说是困难的，可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就要学会在任何条件下作战。”

将打麻将置换为“作战”，兰芬接受，从上午练到深夜十二点，兴奋喊出“和啦——”

上级做思想工作，只有转换概念这一招。下级也不是小孩，是有思辨能力的大人，怎么会信？

一定不是被说服的，是自己说服了自己。

当李侠面对“其实去上海，不就是去前方吗”的脑筋急转弯时，凝望窗外的延安宝塔，表态：“只要我的工作对组织有利，调我去哪儿，我都没意见。”

说服他的，不是上级的口才，是宝塔象征的民族未来、大众利益。私心重，便不会答应上级的安排。

民众原有无私奉献的传统，在此土壤上，嫁接上革命理论，方能成活。无私奉献的好处，是自然形成“人人平等”的意识。

我无私奉献了，那我就不低于任何人，赢得了平等。一九五○年的《武训传》，表现乞丐可以成为“圣人”，他用乞讨来的钱，给穷孩子办免费学校。无财无势无权无文化，都没关系，只要无私奉献，就可以等同圣贤。

没有“人人平等”的土壤，也会发生革命，但难成功，比如日本。一九八○年的日本电影《动乱》，揭示一九三六年的“二·二六不祥事件”，是为农民利益反抗政府的政变。一伙出身农民的军人，已经占领首相官邸、包围皇宫、杀了海军大臣和财政大臣，却被轻易劝降，接受死刑。

因为没有平等意识，行为上已经叛逆到顶，精神上还觉得低人一等，希望军政高层理解自己“真诚的心”。高层也没想到他们幼稚到这个程度，试探：“请用死，来证明你们的真诚吧（大意）。”

果然幼稚，为了证明，他们放下武器，死了。

作为“内部参考”，此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大陆放映。观感不佳，看怒了观众：“干吗要证明这个？”

觉得主演高仓健空有硬汉外壳，精神弱小，不是“最好的高仓健”。还是一九七八年公映的《追捕》里，跟司法机关硬抗到底、不争取到平等权力绝不就范的高仓健，更得国人之心。

国人在电影上，见不得“低人一等”的事。见了，会不舒服。

鲁迅先生笔下的少年闰土的故事，讲穷孩子和富孩子原是朋友，穷孩子长大后，自觉低人一等，富孩子觉得穷孩子受了社会风气污染，丧失真诚，遗憾两人从此做不得朋友。

小学时，《少年闰土》是重点课文，老师解释为，闰土是旧社会的受害者，闰土没错，错在社会。

社会永远是势利的，幸好除了社会，还有文化。

文化，就是为超越势利用的。江湖人是“关老爷像前，人人平等”，突破江湖地位，就事论事地讲理;祠堂里是“为对得起祖宗”，小辈人可以批评长辈。

读书人里，是“孔夫子像前，人人平等”，在孔庙，民可以批评官，整理好言论，再递交官府。抗议书来自孔庙，当地官员已无权处理，上级官员必须过问。在司法流程上，孔庙等同越级申诉的单位。

书院，是打破师徒、学派、禁忌、政令而讨论学问的地方，学生可以批评老师，新手可以批评名宿，布衣可以批评朝臣。高中时教我国画的老师，在我过了四十岁后，就不再以老师自称，改口自称“兄”，师生变兄弟——是书院遗风。

八卦掌的程廷华基本把优秀的徒弟都变成了师弟，吴昌硕不再提齐白石曾给自己递过拜师帖的往事，黄金荣将杜月笙的拜师帖退还，门生变同辈——我们这代人的老师夸学生，常用语是“不是我教他，是他在教我。得了这个学生，我才把我老师教我的搞明白了呀。”

看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电文，上级对前线打仗的下级称为“兄”，自称为“弟”。读书人之间求帮忙，办事期间，长辈对晚辈也是自称为“弟”，办完事了，恢复原本辈分称谓。现代人求帮忙，张口叫“大哥”，是此遗风吧？

打仗时，也这么称呼，是表态：“你为国家拼命，就是给我帮忙，老天不报答你，我必报答。”

书院在清末被西式学校取代，书院式的人际关系，却潜移默化，被各阶层继承。人到中年，发现错在闰土，鲁迅没有高人一等地待你，你为何低人一等地待他？

民间“由无私奉献走向人人平等”的状况，在明清两代，是制度运作，由家规和科举塑造。

国人的“家”，基本是五世同堂，甚至六世同堂、七世同堂，因为同代人的生育时间差距，会出现年龄与辈分不相符的情况，一个小孩往往是爷爷辈。这种家至少四十人，七十多人还行，二三百人不多，七八百人常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一九七九年的美国电影《克莱默夫妇》以录像带方式传入，看到这对夫妻的痛苦，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没亲戚帮忙吗？”

《克》片是父、母、孩子的单一家庭，跟活在复合式大家庭里的我们，完全是两套心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传来，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坏了，没这种心理呀！我们还算是人吗？”

当年落后，报纸舆论总担心我们被开除地球球籍。跟外国心理不一样，一定是我们有问题。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以奥地利的单一家庭为研究对象，美国工薪阶层也是单一家庭，他们有共鸣。跟我们有共鸣的是意大利人，也是大家族聚居，一九九九年好莱坞喜剧片《老大靠边站》，一位意大利黑帮老大找心理医生求救，却一再表示弗洛伊德说的人类普遍心理，自己一点没有。

我们当年不太敢说这话，还是黑帮耿直。

多则七八百、少则几十人——在这种高密度的家庭构成里，鼓励自私，必引发崩溃。大家庭的教育，人之初，从“孔融让梨”开始，好东西要分给弟妹。

家族里，“因果报应”取代了“等价交换”。什么事都是对等交换，必将矛盾重重，一旦养成斤斤计较的风气，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吃亏，人人恨人人，那就得分家了。

因果报应的理论，突破了“就事论事”，比如，你借给二叔钱，帮他度过危机，不料二叔赖账不还，但是你儿子考上了清华，那就是你的回报，等于二叔加倍还你钱了。

如果二叔的生意亏了，那就是他赖账的结果——既然老天把一切都算得好好的，人跟人之间，就可以放松，不在一事一物上较真。

天，是人际关系的一环。无私奉献，天必报答——大家族的生活，自然会形成这种思维。

科举，产生大量脱离生产的社会闲散人员。“耕读之家”是虚假说法，一边种地一边做学问是少数情况，不名誉的事。明清两代习俗，读了“四书五经”，就不能务农经商了。

通过科举当官的人是极少数，多数书生谋生是开私塾、行医、卖字画三条大路，还有当讼师、师爷的小路——拿黑钱、颠倒是非，人格亏欠，书生们不太干。

私塾的报酬低廉，一户人家聘老师，结果左右邻居的小孩、亲戚家小孩都来学，老师只拿一份钱，额外来的孩子算公益。

明末四大名医，三位是自学成才，自己看医书看懂的。当医生容易，是读书的福利。医生遇上贫困户，不但免诊费还送药费，一月必有几天为“义诊”，看病不要钱。

鲁迅的名文《藤野先生》，记述年轻时在日本医学院的老师藤野，后来两人失去联系。日本的鲁迅文学爱好者探访藤野下落，果然高风亮节，没辜负鲁迅的好印象，从医学院辞职，回到乡村开诊所，一周有一日义诊。

藤野是西医，按中医理念生活。一九六五年，黑泽明导演的《红胡子》，便是讲中医诊所特有的公益行为，令一位来实习的西医学子彻底服气，放弃去大医院就职，甘居底层，觉得找到了人生价值。

“男人卖字，等于女人卖身”，读书人卖字画，等于经商。经商可耻，好在可以置换概念，他人付钱，不是买字画，是买你的洗笔水，称为润笔、润格、润资。面子保住了，挣不到什么钱，能要出高价的书法家、画家毕竟一代人里没几位。

大部分卖字，是给官府、行会抄公文告示，或帮私人写信，将将养家糊口。上世纪二十年代，增加了写武侠小说，挣大钱的只有出名的六七位，大部分得钱少，或被出版社报社赖账，挣得多，拿不到。

读书，逼得人离开土地、脱离家族利益，服务于社会。书生以授课、卖字、中医求得廉价温饱后，开始做公益的一生。邻里纠纷，必找你当证人、担保人、调解人，民众向官府抗议，也必找你当出头鸟，由你出面交涉。

明清制度，只要有最低档次的科举功名（考试过关），进衙门便不下跪了，官员对你行读书人之间的礼节，谈事给方便，差吏、衙役不能向你收好处费，所以民众为省钱，是事事都要你代为出面。

虽然有“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民谚，但接洽当地驻军、过路逃兵、土匪，民众还是要你去。因为军匪对读书人客气。

梅兰芳的编剧齐如山，遇上一九一二年京津兵变，非要上街见证历史，家人拦阻，他自信凭自己读书人的样子，不会出事。果然暴乱士兵看见他，像没看见，只有一个士兵上前，口称先生，请他掌眼，看刚抢的东西值不值钱。

齐如山赞叹国人天性实在淳良，施暴时刻都这么讲礼貌。那只是对他，士兵们对商人可都是下狠手，殴打烧房。

读书人得各阶层尊重，不是因为读书多，是因为一代代读书人无偿为大众做公益，军人土匪的祖辈必受过恩惠，所以客气。

齐如山占的是这便宜。

躲不开的公益，都因为你读了“四书五经”。

放弃建功立业之心，才会踏实做公益。《论语·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朱熹解释为，忠心古代文化，只是传承，不做添加、再创造的事。也有玩笑说法，是只讲课，不写书，书由弟子写。

可能“不作”指的不是不作文，是不做官。《论语·阳货篇》，对于当官，孔子能躲就躲。鲁国的主政者阳货批评孔子不仁不智，个人才华留着自己玩，明明有治国的办法，却不说出来，任凭时机错过，国家混乱。

孔子大窘，答应做官。答应得好，阳货主政期间，他还是没做。

孔子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杜甫简化成“富贵于我如浮云”，富贵指当官。春秋时代，官与富是一体的，当官便有俸禄，比挣什么钱都快。

孔子对挣钱没耐心。《论语·述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如果不费事就能成富豪，让我赶马车，我也愿干，不怕丢面子，只怕费事。如果不行，我就还是干我喜欢的吧。

他的时代，国君普遍被卿架空。孔子周游列国，基本模式是，每到一国，均号称是来帮助国君打压卿的。国君对他，只有给钱请宴的能力，卿被激怒，将他驱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