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匠

少年与豪杰

一九0八年，十八岁的胡适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的中国公学读书，写诗、写小说，主编一份革命党人背景的小报《竞业旬报》，在校内已有“少年诗人”之名。一个人编一份报纸，稿源接济不上，有时难免夹带私货。好在他武库充备，政论、时评、诗词、译文、小品样样玩得转，“希疆”、“铁儿”等笔名轮换着用，初生牛犊不畏虎，竟也不露怯。

他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短处，于文学一途，自己恐怕是“提倡有心而创作无力”。既然诗和小说，宋儒都说过，关乎“别材”“别趣”，读再多的书、懂再多的理也不一定管用，明智如胡适，决意后撤了。他停掉了连载中的白话章回体小说《真如岛》，也不再写五言、七言律诗，专心去炮制新式武器去了。

“竞业学会”的会员第一时间读到了他用白话文写的两篇人物小传，一篇《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写泥刀起家的营造匠人，一篇《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写汉元帝时与匈奴和亲的王昭君。文章都是浅近俚语，通篇说书人口吻，又是“列位”又是“看官”，但这都是前任几位主编为了切近底层社会定的办报思路，也怪不到他头上去，让人惊异的，是这两篇传文的立意，都是十八岁的少年人所难得。

被少年胡适盛赞为“大豪杰”的杨斯盛，这年五月刚刚去世于位于浦东六里桥他独力创办的浦东中学校舍内，据说生前曾立下遗嘱：“杨氏子孙不得干涉校产校务”。联想到杨斯盛为这所学校先后投入三十余万两银子，他这么做是真的希望通过教育达致救国的目的。受杨氏“发愿为国家造人材”的义举感召，胡适写下了他十三岁流落上海，“睁开了眼睛料事，立定了脚跟吃苦，驼起了肩头做工”，辛辛苦苦几十年，积攒了数十万家财，到了老来又一一把家私散了大半，热心公益、毁家兴学的事迹，赞赏其对待财富的态度，“来得艰难，去得慷慨”，表彰其“可敬可爱，可师可法”。

胡适并揄扬这个营造大匠的禀性：“杨斯盛先生有几种本事：第一样天资极高，他原是没有读过书的，后来不但能读中国书，并且能说英国话了。第二样见识甚好，办事极有决断。有了这二种本事，办事自然容易，再加以一种坚忍的气概，独立的精神，自然天下无难事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四十自述》，开卷第一篇即《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平心而论，文虽老成，毕竟少年心性，见识和笔力都有未逮处，于他后来所主张的传记文学三大功，“写生传神的大手笔”、“绣花针的细密的考证工夫”、“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相去更是不可以道里计。到处劝朋友写自传的适之先生把自己在传记文学园地里的初试啼声之作放在卷首，也是不悔少作的意思吧。这其中，或许包含着两层意思：

第一层，他认为出身底层的杨斯盛当得起“豪杰”之名，尽管他已经去世十五年;第二层，在中国公学采编《竞业旬报》一年多，于他是拿白话文作工具的开始，有了这一年多的训练和尝试，终使他“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收录此文，于自己，也是一个纪念。

“圬者”

杨斯盛去世后，清廷给予隆遇，江苏巡抚程德全奏奖，授“花翎同衔、盐运使衔”，国史馆立传，将其列入“孝义”，与山东武训等人并传。从《清史稿》《川沙县志·杨斯盛传》等文献记载来看，杨斯盛，字锦春，小名阿毛，生于一八五一年，江苏川沙厅（今上海浦东新区）蔡路青墩人，自幼父母双亡，家境分寒，“无一石之储，一瓦之覆”，由叔叔一家抚养长大。十三岁，“为圬者至上海”。圬，抹墙，圬者，从唐朝开始就是泥瓦匠的代称。“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韩愈在一篇文章里说，这是一种很卑贱、很辛苦的职业。

杨斯盛来到上海的一八六○年代初，帝国在经历了一场内乱后开始进入回光返照的三十年中兴期，上海因战时涌入大量避乱的南方各省士绅，他们带来的大量游资带动了这个开埠城市第一波的繁荣。“圬者”，这个带有侮辱性质的称呼已经退场，这批最早的建筑师和建筑学家们，正在成为城市梦的构建者。

十三岁的泥瓦匠阿毛，活计应该干得不错，懂得砌墙造屋的一些手段，还会砌灶。那时候的泥瓦匠，大多在茶馆店承揽活计，阿毛为常去的这家茶馆砌的灶，式样新，发火旺，老板使用后很是满意。正好茶客里有一位海关的厨师，就把阿毛请到海关去砌灶，灶砌好了，人也被留在海关做房屋修理工。这应该是他接触、熟悉西方近代建筑之始。阿毛手艺好，人也活络，在同洋人交往中，学会了英文口语，还结识了不少洋人朋友，其中包括对他的事业有着极大帮助的英商公平洋行大班阿摩尔思。

几乎所有中国近代商贾的财富叙述，说到外国朋友对他们的扶持，都会虚构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上海滩第一个华人巨富、专营五金业的叶澄衷，据说是在黄浦江上的一条小舢板上捡到外国人失落的皮包，将之归还，获得信任，终于开出了自己的五金洋货店。在类似的一个故事版本里，杨阿毛是在金陵东路外滩的电线杆边，拾到了那个改变他命运的皮夹。如果不论叶、杨传说中故事的真假，这些淳朴的年轻人以勤劳、好学、诚信赢得外国商人的友谊，应该不是小概率的事件。在阿摩尔思的帮助下，阿毛顺利接到了为缫丝厂建造厂房和砌灶的业务，有了自己的施工队;也是在阿摩尔思的支持下，光绪六年，他开设了杨端泰营造厂。这是上海建筑史上第一家由中国人开设的营造厂，以西方“公司”的方式承包业主工程。杨阿毛也自此改名杨斯盛。

杨斯盛以颖敏巧思著称于同业。当时市场上有一批国外进口的窗户玻璃，因尺寸比一般窗框设计缩小一圈，无人肯要，杨用廉价全部买下，在玻璃四周镶一圈木边，全部用到住宅工程上，大受业主欢迎。杨还颇有古侠士之风，热心帮助同业，为同业所敬重。王发记营造厂承建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为上海首幢安装电梯的砖木结构房屋，建筑难度高，杨毅然为王发记担保，并帮其解决了地基倾斜的技术难题。这使得他为同业所推重，成为水木工业公所的领袖人物。

泥刀起家

承建外滩海关大楼，是这个建筑商人最得意的一笔。“新关”在小刀会起义时遭焚毁后，在汉口路曾另起新屋，建筑采用中国传统的歇山屋顶，随着外滩出现不少洋楼，让清廷那幢庙宇式的江海关旧楼相形见绌，据说李鸿章到十六铺招商局视察时就很不满意，提出要建新的海关大楼。一八九○年，上海道台与江海关税务司禀准重建江海关关署北楼，由英国人设计后，向中外建筑商招标。由于新楼款式新颖，建筑标准高，再加上楼址近距黄浦江，土质松软，地下水位高，工程复杂，众多营造商望而却步。《川沙县志·杨斯盛传》载，“群匠愕却，无人敢承担，斯盛独应之。”

杨决定承接此项工程，每日从浦东南码头摆渡到浦西实地勘察，一些外国朋友也发来国外著名建筑的彩图供他参考，一番设计测算后，杨端泰营造厂投了标。但中标的却是一个意大利建筑商人。大楼开工没数日就卡了壳，原因是地下水位过高，打下去的底桩一夜之后会自动冒上来。这个意大利建筑商以招标时没有公布地基土质情况为由，提出迁址、延长工期、提高造价等要求，杨斯盛接手后，每日督率工匠，精心构筑，据说他对每块砖都要敲击听声，如有空心声，即弃之不用。

两年后，气势非凡的海关大楼北楼落成，由古庙式改为西洋式，据记载“长约十三丈，广八丈余”，平面为门形，主屋三层，一楼为总写字房，可容纳百人，进出口货物在此报税，二楼为税务司及海关署员办公用房，三楼办理册籍处，沿螺旋形盘梯而上，即是高达五层的方形钟楼，钟系伦敦特制，每礼拜开一次。沿外滩马路，围以铁柱栏杆，入门经广场，沿石梯而上，梯旁仿衙门式样，设石狮，大楼内设软百页窗和避雷针，又设蒸汽锅炉，装热水汀，用铁管通达上下。一时震惊沪上，不唯同行赞誉，称其为“营造巨擘”、“工界伟人”，外人也折服，英商爱尔德洋行即在海关北楼落成后，慕名聘其为打样间负责人。

从杨瑞泰营造厂建筑海关大楼发端，日后再有顾兰记承建的英商怡和洋行大楼，协盛厂承建的东方汇理银行、大清银行等建筑，中国的建筑商人开始在外滩有了一席之地。

开埠以后，江浙匠人大量涌入上海，尤以宁波、绍兴、苏州三地为多，为调和上海本帮和外地匠人，杨斯盛召集同业，重修了城隍庙硝皮弄内的“鲁班殿”。他担任上海水木工业公所领袖董事时重修公所宗旨，“订同业之规则而和解其诉讼”，据说演说时情动于中，当场都吐了血。他还计划在公所下面设立学校，培养建筑人才，但在他的家乡川沙，已经有一批底层人家的孩子准备泥刀起家了，其中佼佼者如顾兰洲、赵增涛、张来堂等，在杨斯盛带教下，后来各自开出了顾兰记营造厂、赵新记营造厂、张兰记营造厂，他们的同乡和徒弟又开出了陶桂记、李顺记、新升记及创新、新泰等。浦东川沙一时成为营造人才荟萃之地。

勤与朴

杨斯盛毁家办学的义举，胡适传文述之甚详，杨是因为自己少时没有读过多少书，所以他很想造就一班少年人才出来。先是在宗祠设义塾，将上海一所别墅改为广明小学，翌年，增设师范。并在浦东六里桥购地六十四亩，捐款十万两银，兴建私立浦东中学，同时增设附属小学，捐银六万两以为基本金。合其一生积银，约四十万两，用于浦东中学三十万两;对于造桥、筑路、建医院等公益事业五六万两，留给家人十不足一。

他便捐了十万金，开了一所广明小学，并附设一个师范传习所，后来逐渐扩充，便改为浦东中学，附设两等小学。筑校舍于上海对面之浦东，那学堂中如今已有了二三百人。其中规模之宏大，办法之整严，就是上海开办了多少年的学校也还不及……他未死之前，便把家产分为数份，把所有家产的三分之二捐入那学校，此外的产捐助南市医院，改筑桥梁，捐助旁的学堂……余下的给子孙仅十分之一耳。

杨在《捐产兴学启》中说，他这么做，只是尽“国民一份子”之义务：“值此国步维艰，不可终日，听名人言论，必以兴教育为救国第一义。私念仆亦国民也，以区区家产，与其传给子孙，使贤者损志，愚者益过，何如移作兴学，完成我国民一份子之义务，且使子孙与被泽焉。”“名人”云云，估计就是平时结交的黄炎培、蔡元培等一众好友。他也坦白，此举遭压力极大，“内之家人，外之戚友、族党，都说我发了狂，中了蛊。如我意不坚，事就不成。”

校成，聘一生挚友黄炎培为校长，又以“勤朴”二字为校训。蔡元培到校演讲时说，此二字实为杨一生得力处：“杨锦春先生创此校时，邀上海学界人士与议，当时弟亦在场，即钦佩之。因富豪不肯捐资兴学，而杨先生独能之。校成，又提出勤朴二字，以诏职员学生，弟又甚钦佩之。盖勤朴二字，即彼自己所经历也。彼无资本，何以能创此校乎？彼何以有资本乎？以其勤于工业，故收入甚丰也。然收入甚丰，苟徒逞一身之快乐，则资本又将消耗矣，安有余钱创此校乎？吾故曰，勤朴二字，实为校主一生得力之处。”

黑板

说到杨、黄交情，最传奇的一节，是杨斯盛曾于刀下救之。一九○三年，黄和朋友张伯初等人在南汇新场镇发表演说，遭无赖痞棍诬告为革命党人，被南汇知县拘捕入狱，江苏巡抚电令就地正法。杨斯盛闻讯，星夜雇汽轮赶往南汇县，甘冒株连的风险，支银五百两上下疏通，并请基督教上海总牧师美国人步惠廉赶赴南汇作保，将黄等四青年营救出狱，接到自己家，怕他们还有危险，又慨赠旅费，资助东渡日本避难。

黄出任私立浦东中学监督后，又有人密告两江总督，说杨包庇纵容前番在南汇新场演说革命的黄某，此人潜回国内又到处宣讲排满革命。总督饬学使彻查此案。学使约见杨斯盛，一见面就查黄在校情况，问：“有没有革命嫌疑？”

杨答：“无。”

又问：“你能担保么？”

答：“杨某愿以身家担保。”

杨斯盛弥留之际，黄炎培陪侍。黄说他，“临死没有一言及私”，只是以一种歉疚的语气反复说，给学校留下的基本金太少，“我很惭愧，我志向大而力不足”。

“余固知我校基本金六万两未足支也，冀天假余年，俾力少纾，将有所大拓，今已矣！余死，君复安从募金者？现勉凑增倍，冀余死后，支此校者苦少些耳！君偕诸校董，勉力吧！”

他说，如果天假时日，让他再多挣一些钱，把诸生的学费全免去，此生就不留遗憾了。临殁，犹喃喃自语，“校中黑板，宜改良也”。原来，学校用的黑板是上了墨的木板，学生认字吃力，他一直希望用上玻璃制的新式黑板。

十六枚小钱

杨斯盛在世时，提携过一个人，叫张继光。

宁波一地，人稠田稀，尤其沿海一带，土质偏咸碱，不利耕种，重商重利，乃成一地民风，开埠以来，外出讨生活者不知凡几，尤以到上海者为多。一八九八年，十六岁的宁波少年张继光提着竹箧，乘坐招商局的新江天轮，登上十六铺码头，开始了他的上海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