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宫殿中找到时间之心

宋明炜：疫情以来有没有读到有趣的书？

张惠雯：疫情以来学校改网课了，所以小孩儿天天在家待着，读书变得比较困难，因为干扰的力量太大。不过这也许是一个借口。我读的新书一直比较少。我现在想到的是扎加耶夫斯基的两本诗集《永恒的敌人》《无形之手》，还有一本散文集《捍卫热情》，我都非常喜欢。他一直是我喜欢的诗人，他的诗一般是短诗，有瞬间的思与感的灵光，有慈悲有忧伤，但给我的感觉都充满某种明净的光线，大约因为他的心地是十分明净的，就像他那首著名的《试着赞美这遭毁损的世界》所传达的，他对人、对生活有极其温柔的爱，他坚持这种爱，尽管他也有怀疑。卡明斯基在写到扎加耶夫斯基时，提到“他喜欢短小的抒情诗，自足的内心生活”，他也喜欢齐奥朗这样的极简主义者，但反对齐的厌世主义。卡明斯基说：“他给予我们的，如果不是一种治愈，那也是一条继续向前的方式，给每个人相互赦免、音乐和温柔。”我觉得这一切和我追求的东西那么相契合。我认为短篇小说这种题材就是小说中的“短小的抒情诗”。这期间我还读了波拉尼奥的短篇小说集《重返暗夜》，他小说里喜欢触及的“激情”主题激起我的兴趣。在《雪》这篇小说里，写到一个黑社会大佬是高级文艺中年，经常找下属去他的住处谈论俄罗斯文学、斯拉夫精神。当两个似乎极不协调的因素（此处是黑社会和文学）结合起来，这感觉很奇妙。读完我也想写个掺杂着文学因素的激情故事。于是，我写了《奇遇》，一个商人爱上了爱情、诗歌这些东西，陷入了一场奇遇。好的文学就是这样，会让你即刻想坐下来写一篇东西。

宋明炜：确实，短篇小说与抒情诗的关系可能更近，那种发自主观但有自律的表达，就像你形容过的那样“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在形式上有一定的限度，却在这个限度之内，反而因为不必对这个世界做出那种整体性的承诺，又有了更为自由的精神。短篇小说和抒情诗都可以将一些看似无关的心情、事物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有丰富联想空间的文本。我最近也在读一些短篇小说。我很喜欢一位年轻的柬埔寨裔美国作家Anthony Veasna So，他才二十八岁就去世了，这段时间我对他的兴趣，接近在二○○八年左右发现波拉尼奥时的兴奋，他的语言有一种非常人性的幽默，又非常伤心，像彗星一般，犹如Z世代的菲茨杰拉德。但同时，我也更喜欢重读一些熟悉的作家，像是蒲宁那篇无以伦比的小尺寸水彩画一般的《轻轻的呼吸》真是百读不厌，纳博科夫的《菲雅尔塔的春天》，辛格的The Yearning Heifer（《渴念的小母牛》）——当然所有的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像哈金老师说的那样，都来自契诃夫。我在疫情期间又买了新译的英文版契诃夫《五十二篇小说》，是当今最了不起的俄语文学翻译家Richard Pevear和 Larissa Volokhonsky夫妇的最新出品，重现了作为幽默作家的契诃夫，我看得捧腹大笑。

张惠雯：我也喜欢重读一些书，我觉得重读很重要。疫情期间，我又重读了福楼拜的《情感教育》。相比我最近偶尔读到的一些期刊公号推出的新小说，那里面的生活真是有趣多了。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看起来瞬息万变的世界，但人类的精神生活、心灵世界就像快要冷却的灰堆一样。是不是？你是研究科幻文学的，你肯定读了不少写未来的小说，基本是这样的：冷色调，荒芜感，越来越萎靡不振、机械化的人类，还有越来越人性化的机器，扭曲的科技，各种迫在眉睫的毁灭和灾难……而那时候的人类精神，则是燃得正旺的火堆。我也重读了契诃夫的戏剧《三姐妹》《樱桃园》，一如既往地让我感动、思索。我还读了以前未读过的他的剧本《没有父亲的人》，真是太好了，那么强烈的现代性，可读性又极强！我进一步确认了之前的想法：他仍然是超前的，比当今的大多作者都更有现代性（尽管他不写机器人和太空旅行）。大家现在都喜欢写AI，写外太空，但并不是你写了先进的技术和陌生领域你就现代了。现代性，那首先是一种人类的精神状态。此外，因为写一篇关于萨拉马戈的随笔，我又重读了他的《盲目》，我是大学刚毕业时读过这本书，它对我影响很大。我发现它如今对我来说有点儿沉重，它离现实太近了，但我依然很喜欢，不过，我现在更喜欢他的《修道院纪事》，过去不是这样。

宋明炜：说起契诃夫的戏剧，我刚好最近读了非常年轻的女作家双翅目将《海鸥》改写成一部科幻小说的《太阳系片场：海鸥》，写得很精彩，这一代作家，也就是中国的Z世代作家，特别是女性，她们有将二项对立拆解的能力，这篇科幻小说的文学实验色彩很强，也就是我说的那种“新浪潮”风格。科幻小说的新浪潮很可能是带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一个主要力量，它既对时代的深刻变化有敏感，同时也会超出传统的一些世界观、审美经验，在这方面，我对文学没有那么悲观，但对世界的悲观，我和你差不多。所以，爱读以前读过的小说，特别是一些经典作品，可能也说明了我们自己的时代乡愁。你说的这几部作品，我也都特别喜爱。记得中学时代会抄写《情感教育》的段落，也是为了阅读福楼拜和纪德，我试图在中学时候跟一个法国留学生学习法语。我最初读契诃夫的剧本，是焦菊隐翻译的，也是中学时代读的。现在发现，这一生许多难忘的阅读，都来自青少年时期。我最近又读普鲁斯特的二十一世纪企鹅版新译本——美国因为版权问题出版滞后，最近才出版了最后几卷。我注意到他写自己在贡布雷的时候，无时无刻不在读书，我特别好奇普鲁斯特读的那些书——当然有学者研究他青少年时期的阅读，那些沉默不语的书也塑造了他，像是我们看不见的充盈在他生命中的光线一样，让他透过层层的阅历、丧失、忧伤，在记忆深处能够重新找回自己生命中的时间之心。

张惠雯：现在很多作家在尝试写科幻小说，包括过去写传统题材的小说家，所以我想我已经感觉到你所说的这种新力量的强大。不过，在别人热衷于写未来、构想美丽新世界的时候，我愿意成为那个固执地写过去、写记忆的人。我是个很怀旧的人，此外，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我对未来世界是悲观的。

让我们谈谈过去吧。海明威曾说过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不愉快的童年”，你同意这个说法吗？我们都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当然，七十年代还是个较笼统的时间段，譬如你出生于七十年代早期，我出生于晚期，也许童年所处的环境还是有些差别。你有个什么样的童年，这样的童年对后来的人生、创作有什么影响？

宋明炜：我虽然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其实算是在八十年代长大，在我成长的年代，整个社会氛围是比较自由的。我跟严锋他们聊过，他们比我年长大约十岁左右，我就和他们不同，在长大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接触过一九四九年后所谓“十七年的文学”。我直到很晚纯粹是为了做研究，才读《青春之歌》那个时期的书。而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阅读基本上就是两种：外国文学和当时正在兴起的中国先锋派。最初读的书大概就是《安徒生童话集》之类，还记得一本老旧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快乐王子集》，巴金翻译的，我很喜欢里面的木刻插图。我记得在小学后期到初中期间，我读完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的狄更斯小说，大部分都是繁体字的旧译本。狄更斯对我影响非常巨大，至今我觉得我的人生观有点受到狄更斯的影响，你也可以说是充满了正能量的一种影响，但更多是透露出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精神和个体自决（self-determination）。我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辅修英国小说，博士论文写成长小说，大概也和喜欢狄更斯有点关系。

大概从小我就是一个非常爱看书的小孩，可能也有点早熟。读完了狄更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个时候刚开放，像是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克尔斯、福克纳都突然进来了。我记得有一年在庐山过暑假，就带着这些超现实主义小说读，一边想象庐山也有一个看不见的隐秘层面。我仿佛刚走出狄更斯笔下十九世纪的昏黄夜晚，就坠入了现代派小说的无限透明的海洋。至今记得在初二那年的寒假里读李文俊翻译的《喧哗与骚动》，痴迷得不行。那整个儿是一个开放的、向外部探寻的时代。与此同时，我和家里的大人一样，期待每一期的《收获》和《上海文学》，当时家里订了这两种文学杂志，打开来看到阿城、史铁生、王安忆、残雪、马原、孙甘露、余华、苏童、格非这些名字，会感到一个文学的“大时代”正在发生中。因为这个文学上的大环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越来越开放，还有家里基本上在走向殷实的过程，我算得上是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和一个自由的少年时代。那时候大人们不太管我读书，因为我反正已经那么爱读书了，而事实上我读的非常杂。有一个时间我热爱纪德的《伪币制造者》，其实正像小说里写的那些文学青年，都失去了自然，或说是人生模仿艺术到了极致。纪德笔下的中学生裴奈尔发现自己是私生子后，立即为自己所有的反叛找到正当理由，好像一切人生的不正义都有了可以指责的发泄口。那种感受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相当有共鸣。但直到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伪币制造者》是一本暗示同性恋的小说。《伪币制造者》和《情感教育》共同构成了我自己在文学上的情感教育。我认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开放环境，给了我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也让我能够后来习惯于过一种四海为家的生活。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希望将来能够有幸死在瑞士，因为那些美丽的人们都死在瑞士——契诃夫、乔伊斯、黑塞、托马斯·曼、纳博科夫……还有我最喜爱的二十世纪大画家巴尔蒂斯。

张惠雯：我太理解你所说的狄更斯的充满正能量的影响了，因为我觉得我至今都受益于这种影响。他的“正能量”和今天宣传的正能量完全是两回事，那是个人自由意志之下的道德抉择，一种怀着幽默感的悲悯和善意。它给予希望。其实我的童年和你的很相似，尤其是我们都有个“敞开的书架”。还有当时整个社会那种较为自由、开放、蒸蒸日上的气氛。我出生在一九七八年，“文革”已经结束，而且很奇怪的是，我周围的人很少谈到它。所以，和五○后、六○后的作家不同，我们的成长时期没有伤痕、贫困和残酷斗争。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们不算富裕也不清贫，属于丰衣足食的小康之家吧。我父母对我比较溺爱，哥哥和姐姐们对我也都很好。所以，我没有海明威所说的不愉快的童年。如果我非要挑一点儿不愉快，那就是孤独，因为哥哥姐姐们年纪都比我大，他们有自己的朋友。家属院里的小孩儿又没有和我同龄的，所以我没有玩伴，往往只能自己玩儿或者和大人在一起。

我们家的书架上都是我哥哥购买、搜集的书。他比我大将近十岁，喜欢文学、哲学，自己也写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典型的文艺青年。所以到我可以阅读的年纪，一个内容丰厚、文体繁杂的书架已经在那儿了。我父母从不限制我的阅读，他们心态很开放，对孩子充分信任。总的来说，我的童年幸福，它给予我一种延续至今的安全感、内在自足。所以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创作中，我都安稳于一种慢步调，外界也比较难影响我。

宋明炜：你在《惘然少年间》中写过自己大学期间阅读的激情，现在还有那种激情吗？最初写作的时候，阅读对你产生过的影响，今天还有吗？如果这一天写不顺，写不下去，你会去读谁的书？

张惠雯：其实我从小就喜欢读文学书，每个时期阅读的兴趣不同。小学和初中，我最喜欢读古诗词。但从初中开始，我开始读翻译文学，我很快被那个和我的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吸引住了。我那时读相当古典的小说，屠格涅夫、司汤达、托尔斯泰（我读的他的第一本书竟然是《复活》）、契诃夫……但我读的诗歌则是比较现代的，像波德莱尔、瓦莱里、叶芝这些，我喜欢上的第一个诗人是波德莱尔。高中时候就没时间读书了，完全是高压考学模式。所以，初中时的阅读激情到了大学才重新接上。一旦接上，就比过去还强烈。阅读的影响一直都在。对我来说，不阅读就无法写作。但现在和过去那种如饥似渴去找书读的状态不太一样了，现在读得慢，也更细，还经常重读。年轻时的阅读就像热恋，现在的阅读有点儿像已经稳定下来的老感情，沉静、舒缓，但更默契而持久。我写不顺的时候会去读福楼拜、契诃夫，他们俩是被翻阅次数最多的，我也经常去翻看亨利·詹姆斯、纳博科夫。我会选择语言特别出色的小说，因为“临时”地困扰一个短篇小说家的通常不是情节设置或结构什么的大问题，而是语感的凝滞，这有点儿像写诗。所以，下笔前置身于那种纯正的、有音乐性的语感之中，有助于保持对语言的标准。

宋明炜：你怎么看待经验？很多作家写作主要靠自己的生活经验，但你好像并不特别爱写自己，至少你比较早期的最著名的一些作品，一直到《爱》，都有一个有意和自己的经验隔开的感觉，是这样吗？你还有些作品写农村，非常感人，但据你自己说，那也不是来自经验。你怎么看待文学意义上的经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