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逝的师友们

人生有起点，也有终点。起点站，车上挤满了人，但一路都有人下车，到达终点时，已稀稀拉拉。一生交友无数，一路走一路有人离去，一路散失，到了耄耋之年，熟人们陆陆续续走了，先后去了天堂。晚走者陷入孤独。寂寞时，思念往日的师友。我有几个不同年代的电话本，大小不一，早期的电话本已翻得破烂。一生结交的师友们的电话，座机、手机号码都在里面。人走了，号码不删。这些号码都已失效，永远打不通。但每一个号码，都会引起我的美好记忆，都藏着人生的交往故事。

片断往事，都是珍贵的、难忘的。先逝的师友，每人都可以写一部书，至少可以写篇长文。我不求全，每人只写一件事，一件永生难忘的事。

曹靖华改书名

一九八二年夏天，应中央电视台邀请，我躲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写电视连续剧《中国姑娘》。传达室来电话，说有一位老人找我。我好纳闷，急忙下楼，只见曹靖华老先生汗涔涔地站在门外。他家住在工体附近，但也有一二千米距离。他是步行过来的。我急忙上前，请他上楼。他说不上楼了，就几句话。我前几天去看望他时告诉他，我为中国少儿出版社写了本西藏游记《在世界屋脊旅行》。他说：“这两天一直在想，应改个更好的书名，哪怕改成旅行在世界屋脊也行。”我感谢他，但书已印好，只好等再版时改了。他顶着烈日走了。当年他已八十五岁高龄，为改一个书名，竟然这么奔劳操心，让我深深感动。寒冬我去拜访他，他都要送下楼。他住二层，送到门口还要往楼下送。我把他推进门，不让他下楼。当我走出单元门，走出一段路，回头看，他还站在寒风中，挥手送别。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就是老一辈中国文人的修养和风骨。

我头一回看到他，是“文革”时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他胸前挂着一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曹靖华”的纸牌。后来他去广东从化休养时，我和画家詹忠效去看望他，向他求了一幅字。他回京后，将字给了我。字是写在硬纸上的，不好装裱。他又用宣纸写了一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说：“你们比我聪明，从前我去鲁迅家住过，他又爱写字，我却没有求他留个墨宝，终生遗憾。”

曹靖华是鲁迅先生的挚友。鲁迅一生只写过两篇碑文，其中一篇就是为曹靖华父亲写的。他给曹靖华写的信有一百二十多封，收入《鲁迅全集·书信卷》的就有八十四件。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鲁迅逝世前三天还写了《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逝世前两天十月十七日，写了最后一封信，也是写给他的。曹靖华是收到鲁迅信件最多的人。我说：“您不会遗憾。您是留下鲁迅墨宝最多的人。”他说：“可惜有不少散失了……”

曹靖华与鲁迅的情谊，一是建立在介绍苏俄文学的共同事业上，二是鲁迅赞赏曹靖华刚直不阿的人品。一九五五年，文艺界批胡风，曹靖华一言未发。会后，他对家人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中央机关的人，参加中国作家协会需两位作家推荐介绍。介绍我入作协的，一位是有文艺界“基辛格”之称的周明，另一位就是曹靖华。这是我此生的荣幸！曹老在介绍人一栏里签上名后，说：“你早该入了。”

郭小川买单

算起来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一九六五年，郭小川来采访中国乒乓球队，写《小将们在挑战》。当时，毛泽东主席对徐寅生在女队的讲话作了批示。郭小川的身份是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国家体委和体育报领导派我陪同采访，争取文章写好后，《体育报》和《人民日报》共同发表。

我和郭小川朝夕相处了十来天。每天中午，我俩就去附近的南岗子小餐馆吃饭。那时是先吃后付款。郭小川每次都抢着结账。他说：“我工资比你高，我来买单。”其实，我们可以到运动员食堂吃，但那时的我，公私太分明，宁可到街上吃，也不到运动员食堂沾光。我们边吃边聊，聊得很上心。有一回，聊着聊着就起身走了，回到家才想起没有结账。我赶忙回去结账。在南岗子胡同口，我碰见了郭小川。他也是匆匆回来结账的。我们禁不住都笑了起来。

郭小川是从延安出来的老干部，在中宣部工作过，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当过领导，为人耿直正派。一位中国作协管后勤的朋友告诉我，小川当作协秘书长时，谁有困难找他，他都答应解决，心特善。最后，他被安排到《人民日报》当特约记者。人生有起伏，但他永远是一位革命斗士。

“文革”中，他对极左的路线很反感。有一回，我们去他的虎坊桥家看望他。屋里墙上贴满了韩美林的动物画，他与身处危难中的韩美林多有交往。

我们从他家一直走到前门，一路上，他尽说对当时文艺政策的不满，“干吗非要什么三突出……”我们在前门的一家大众餐馆用餐。人多，拥挤，不占座就吃不上。我和王鼎华占了两个座位，请郭小川和作家玛拉沁夫先坐。但他不干，非让我们坐下，他和老玛去排队埋单端菜。这是夏日，他们两位大名家端着饭菜，满头大汗。这真正是最后的午餐。此后，直到他去世，再也无缘见他。

吴冠中好讲真话

我与吴先生相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他是首届中国体育美展的评委。开评委会那些天，我每天去他家接他送他。他瘦瘦的个儿，典型江南人。衣着很朴素，讲话好激动，但为人很随和。天天开会，早出晚归，我们很快就熟悉了。他看过我写中国女排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他说起了鲁迅，很喜欢鲁迅。他学了绘画，但喜欢文学，喜欢写散文。我读过他的一些散文，写得很真情。他有“我负丹青”，又有“丹青负我”之感叹。我们谈文学比谈艺术多。因为我们都住方庄，他住方庄西北角，我住南方庄，与他隔一条三环路。散步、买菜、购物，偶尔碰见。当然，去他家拜访也方便。

他说话很直爽。一九九六年的一天，他状告假画《炮打司令部》的官司打赢了。我见他时，说：“吴先生，你官司打赢了。”他高兴不起来，很恼火，说：“太累人了，耗了我两年时间。以后再不能打官司了。”

交往多了，我不时听到他说一些很尖锐的话，也在报刊上见到对他的批评意见。

有一回，他说，徐悲鸿的教学体制害了中国绘画几代人，有人已写了几千字的批判文章。头一回听到对徐悲鸿的负面意见，有些吃惊。但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有人说，吴先生当年在重庆办画展时，徐冷落过他。他们有过节。有一次，我问过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她说没有这回事。看来是艺术思路不同之故。后来，吴先生不断有尖锐言论问世，如“笔墨等于零”“不下蛋的鸡”“一百个齐白石顶不上一个鲁迅”。这些言论，引发了激烈争论。当代中国敢如此说话的，还真找不出第二人。吴先生成了一个有争议的艺术家。我跟吴先生有些交流，听他讲述过他这些言论的本意。他说话好过激，好过头。他说，不这么写怎么刺激人，引人关注呢？其实，细读过他的文章，或听他阐述过观点，便会理解他。他一生立足中国画的创新，敢说话、敢实践。他的言论，虽然因各种原因一时无法实行，但不失为真知灼见。

我很赞同邵大箴教授对他的评价：“做人难求全，做艺也是如此。全了，就没有个性，没有特点。吴冠中一生真性情，不说假话，是一位有思想、有创新精神的大艺术家。他的理论和实践对当代中国艺术有重大贡献。”

汪曾祺醉丹青

我与汪曾祺相识是在一九九四年冬天。那年年底在中国美术馆有一个中国作家十人书画展。十作家中，有我和汪曾祺。其他八位是：冯其庸、秦兆阳、李準、管桦、梁斌、阮章竞、张长弓、峻青。开幕之后，主办这个展览的中华文学基金会在文采阁举行午宴，我和汪先生同桌而且邻座。他说，他父亲是画家，会刻印章。他不教我，我边看边乱涂乱抹。从小喜欢。但一直没画画。到了晚年，才开画。随意画，随兴画，见什么画什么。画画自怡自悦。有人喜欢就拿走。不过有个条件，拿酒送纸来才画。搭纸搭墨，我不画。正说到兴头上，酒菜上来了。

可能是赶时兴，主人称此宴为“三国宴”。每道菜都有名堂，“空城计”“连环套”“三结义”……我心里想，时髦是时髦，但太牵强附会了。汪曾祺发泄不满了，说：“胡编乱造三国宴，横七竖八女妖精。”同桌的女工作人员，见势不妙，赶紧连连向他敬酒。他高兴了，才改口：“女将出马必有妖法。”他悄声说，“女人喝酒厉害，不能跟她们斗。”

那天，他坐我的车回家。一路聊画。他说画画好玩，画自己见到的感悟到的，早先画得少，到老了画多了，有时喝了点酒兴奋了，一下子就画好几张。他对书画是老来醉。坊间传说，前几年他给全国工人作家写作班讲课，尽讲文人画家的诗画，讲八大山人，讲石涛。学员们好生奇怪，我们是文学写作班，他怎么尽讲画家呢？无疑，他是沉醉丹青不能自已了。快下车时，他说，今天他们光顾招待我们了，没铺纸……他相约，哪天得空去他家，他做几个拿手菜，喝几杯……可我一忙，没有送酒、送纸去看望他，失去了收藏他的墨宝的机会。

《中国作家》发表过他的一幅画，他写了几句自述，“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君若亦喜欢，携归尽一樽。”

他的画空灵、飘逸、清秀、高洁。文人画，真正的当代文人画。难怪人们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位纯粹的文人”。

高莽之忙

头一次见他，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上。有缘，我俩挨着坐。他的大名如雷贯耳。他是大翻译家，是《世界文学》主编。他身材魁梧，头发花白浓密，一副老花镜不离眼。参会很勤奋，不停地记。过了一阵，他碰碰我，递给我一张会议用纸。纸上竟然是画我的一幅速写。随意的几笔，画了我的侧脸，神似。我吃惊不小，此公画技了得。我想收藏，但不敢冒昧。他悄声说：“喜欢的话，你留着。”真大方！我误会了，他没作记录，他不停地在观察人画人。一个会下来，不知画了多少幅。

是我孤陋寡闻，他早就以画人物肖像闻名文坛。他画过鲁迅、巴金、茅盾、梁思成、曹雪芹，也画过许多苏俄的大作家。二○○七年，俄罗斯举办“中国年”活动，高莽应邀参加了一个画展，展出四十幅人物肖像画。北京、上海都举办过他的个人画展。他不但画中外名人，还画了大量的普通人。他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多数人都被他画过。我每次去访，他都即兴速写，且几乎回回都将原作送我，自己留复制品。有用毛笔画在宣纸上的，有用钢笔、圆珠笔、铅笔画在打印纸上的，也有随手画在书刊上的。他在画上的题字有一绝。他年长我十岁，却称我为兄。他是大名家，著作等身，却称我为师。这已超越了低调的底线。反对也无效。我只能理解为他的谦诚亲和，理解为他的文人风骨。高莽，高人也。与高人为伍，得益多多。有时，我带三俩朋友去访，他都画，都送。受他影响，开会时我也悄悄画。画不像也画。我坚信，勤能补拙。有一回去看他，他在床上铺开一张四尺整宣，交给我一杆毛笔，让我为他画水墨肖像。太为难我了！但他不容商量，端坐着，等我动笔。我只好斗胆涂抹。人生头一回莽撞动笔，结果还真有几分神似。高莽收藏了。

他九十岁时，我们见了最后一面。他给我看了一幅画，用他头天理发时剪下来的花白头发粘贴成的肖像。这是他的最后一件别出心裁的艺术杰作。他没有忘记给我留下一张速写。我在画上题写了几句话，“老虎九十不出洞，写画人生不放松。待到高兄百岁时，老友相聚喝一盅。”

他的书斋称“老虎洞”。九十一岁时，他出“老虎洞”，永远走了。

沙叶新的名片

沙叶新有一张别具一格的名片。

“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临时的;某某理事、顾问、副主席——挂名的;剧作家——永久的。”

有一度名片五花八门。大多印单位、职务电话，公关交往用的。沙叶新的名片，很另类，当属天下独一份。说明他有思想，不图虚名，为人真实，也很幽默。用他自己的话说，“人，一生扮演过很多角色，戴过很多假面具，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虚荣。如果把虚荣去掉，人会变得坦率、真诚一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到我家里吃过一顿便餐。我夫人做了一碗西红柿鸡蛋面。他直说：“好吃，太好吃了。”那时冬日没有西红柿，是我夫人做的西红柿酱。我大女儿正考大学，我夫人担心考不上，问他：“考不上怎么办？”他的回答，是沙氏幽默，说：“考不上自杀。”几十年之后，再相见，他还记得西红柿鸡蛋面好吃。我夫人就站在一边，他却不认识了。我夫人却记住他那句“考不上自杀”的玩笑话。有两年，我们合作写反映中国女排的电视剧《中国姑娘》，朝夕相处。他称我“政委”。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要退休，看中他，想让他接班，让他入党。他推心置腹地跟我说，“入不入呢？入了，出了问题，又要多一层批判。可佐临是我的恩人，对我真好。”我劝他入。我说，你不是党员，写了《假如我是真的》，总书记胡耀邦不是也找你谈话了吗？他入党并不顺利。最后是胡耀邦作了批示才解决的。要不要当院长，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寄错地方，地址写成北京先农坛体委。一个多月后，我才收到。我马上回信，应该当。其实，他已当上多日。我怕“触电”，写电视剧打退堂鼓。他写长信，为我打气鼓劲。言辞恳切，让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