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挚友罗新璋

罗新璋走了，我的挚友罗新璋走了！我还等着你出院回家相约去吃牛排呢！你，怎么就走了呢？！想到这里，我已经忍不住泪水滴淌。

罗新璋被病魔困扰已经三年多了。我总以为他经过治疗休养会慢慢好起来。我去探望过他几次，隔些日子就会在微信里问候他。他自己也很乐观。有一次我在微信里问他：“贵体康复了吗？我打过座机没人接。你约我年底吃牛排，我应约而来，找不到你。祝福你新年快乐，健康如昔！拨冗来电，以便相聚。”过了几天，他回复我：“谢谢问候。待九十老翁模样稍好后再共享牛排。届时再约。”他才八十多，怎么自称九十老翁呢！与老朋友见面还讲究仪表形象！后来，我与燕汉生相约一起去看望他。他除了不良于行，说话和精神都还不错。过了一年又去，仍然老样子。他女儿琳琳在照顾他。每次去，看他书桌上摊满了许多大厚本的字典和其他书籍，知道他仍然坚持不懈在工作。有一次听说他又住院了，我打电话说想去看他，护工答称因为疫情，医院规定不让探视。这些年，知道他多次住院，被病魔纠缠，又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只有这样少数几次的联系，但我依然常常惦念着他。今年初，我还发信问候，他女儿琳琳代复称：“我父亲一直在住院，目前还算稳定，春节前应该可以回家，请您不用担心。”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突然得悉他远行的消息，我很久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如我给他女儿信中说的那样：“我还盼着与他欢聚。我与他是相交六十年的挚友，心里很难过。”

一

我与他相识之前两年，就已知道他的名字，那是在一封申诉信里。一九六〇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在国务院对外文委干部处。我只想专心做文学，几次请求另行分配未被允许，最后是直接向文委副主任罗俊申诉，终于获得同意，但还要留着临时工作几个月。就在这期间，我经手处理一封申诉信，是一个叫罗新璋的人写的，说他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法文专业毕业后被误分配到国际书店，在那里主要工作是处理对国外的订单发票一类事，而他的志愿和所学的专业却是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希望能够按照最初的分配方案到诸如文学出版社等单位发挥自己的所长。他向领导申诉已有多年不得解决，甚为苦恼。这封信还附有所在单位的一些意见，认为此人个人主义思想严重，不服从组织分配等等。恰好我自己也正遇到同样的麻烦，所以特别理解和同情他的申诉。幸运的是，这次申诉信送到文委秘书长周而复的手里。周批示认为可以考虑调整罗的工作，只是这样的人才不要外调，就在本系统里面重新安排解决。

当时大学毕业生由组织统一分配工作，还号召大家表态自愿服从去到边疆艰苦的地方。虽说是组织分配，很少考虑到个人的意愿和业务水平能力及所长。我亲眼看到分配名单里，每个学生都在业务项目下被简单地标示着上、中、下，政治项目下标示着左、中、右。所以我私下发牢骚说，就像北京冬天卖储存的大白菜，就其质量分三级，每堆标明不同价钱，却完全说明不了真实情况。因为学校总要把毕业生都送走，一般不会标示得太不好，以免被用人单位拒绝。所以造成这种学非所用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我的同班同学杨天石即是一例。他的学业优秀，却被人恶意分到一个拖拉机手训练班刚改成的中学，在那里什么课程都教还连带打铃和看守大门。一年后这样的学校办不下去撤销了，他才重新分配到北师大附中教书，也只能在业余时间刻苦钻研学术，坚持不懈才有后来的大成。

罗新璋也是这样，在周而复作出批示以后，仍然延宕了两年才被分到对外文委系统唯一的文学单位《中国文学》编辑部，搞外翻中和研究。虽非自己初愿，但总算往文学专业和翻译工作靠近了。当初在国际书店五年零三个月，他自喻“开始了我的苦难历程”。此话并不夸张，须知他对本职工作尽心尽力之余，抓紧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每天只睡五个小时，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研读自己喜欢的书，推敲思考吸收前人的翻译成果和经验。因为痴迷傅雷的译著，他硬是逐字逐句对照原著抄录傅译《高老头》等多种译著达二百五十多万字，从中获得的是“奥妙无穷”的乐趣。没有功利的目的，仅仅是对文学艺术和中外语言的美的醉心喜爱。但在那种环境里并不为人理解，反倒常被批评不安心工作、追求名利、个人主义、白专道路等等，帽子一大堆，以致“（别的单位）来调，不放;翻译，不让（出版部门）发表，直欲将人封杀！”所以，他背负着双重的压力，既有时间的可贵和得来不易，还有舆论的非议给予精神上的逼迫，使他在“困境”中更加发奋图强。如他所说，这种环境的“严酷”，“局外人很难想象那时的情形”。由此联想到在这同时期，我刚到《中国文学》，住在机关后院的集体宿舍，每天晚饭后回到办公室读书，静悄悄的无人打扰，保持在学校里的习惯，到了十点才回宿舍睡觉，自问也很用功了，但远不如他那么晚睡早起、废寝忘食，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善养吾浩然之气”，“与命运搏，砥励自己”（以上引文均见罗新璋著：《艾尔勃夫一日》）。

当时我看到周围一些年轻但已工作了几年的同事似乎习惯那样的环境：下班后逛马路、打牌、聊天等等，从无人责怪，唯独业余读书、从事翻译，就会被认为“搞小生产”“追求名利”，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所以，我能理解他所说的“苦难”，实是一种委屈和压抑，也怪不得他回忆往事还有点愤愤难平。这大概是罗新璋一生中遭遇不顺、心情困厄的时期。

二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因为刚刚经历了“大跃进”失败，全国人民生活极端艰苦到衣食不周甚至很多人饿死的地步。于是有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纠正之前的极左思潮。外文局也随之扭转过去对外宣传中貌似“革命”实为“假大空”的陈词滥调倾向。《中国文学》开始注重选发有较好的艺术感染力的古今文学艺术作品，销路很快从千把份直升到一万多份，大概是它历史上少有的最佳时期。于是在办了十多年的英文版基础上准备增办法文版，先后吸收了一些年轻的法语人才，罗新璋就在这个时候被调到《中国文学》与我成为同事，我看到他的申诉信两年后才见到他的真容。他也终于开始以文学翻译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了。

那时《中国文学》英文翻译组阵容可称豪华，有叶君健、杨宪益、唐笙、美籍的沙博理、英籍的戴乃迭，还有章甦搞通联，喻璠琴、宋绶荃从事初译和校对等。相形之下新设的法文组全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有罗新璋、燕汉生、曹大可、瞿本钧，稍后有刘汉玉。所有稿件都由他们翻译，后来聘请了法国专家吕塞特为他们改稿。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筹备，到年底完成编译出版了一九六四年第一期，这就相当不易了。因为翻译力量有限，先定为季刊。罗新璋是这些年轻人中的翘楚，不久脱颖而出成了法文组组长、法文版创始的元勋，就此干了整整十七年。

我从见到他开始，就像已经熟悉的老友，有之前同“病”相怜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是个专心致志于读书、翻译、写作——几乎像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清纯斯文的读书人。他不关心政治，也不像当时有些人追求“进步”，有时说起社会上的热点，他常似茫然不知。他的苦读，点滴时间都不放过。那时上班坐公交车，就像现在的人们低头看手机那样，我们常会随身带着本书，如有座位就会看一会儿。我看到罗新璋即使站在拥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和摇晃的车厢里，一手拽着拉环一手捏着书，照样旁若无人地专心研读。虽然我们同在一个编辑部里，翻译组的同事常需与编辑组交换意见，商量一些稿子的事，我却记不得在这许多年里与他谈过什么工作之外的事。但是我们性情相投，有着心灵的默契，那种友情是有的人不能理解的。

“文革”爆发。一位政工干部极为愤慨地在会上批判我说：“有一次看见陈丹晨和唐笙、罗新璋在一起说话，开会不像开会！这算什么！谁召集的？谈什么？”她的意思是我越权召集另两个组长开会，好像在策划什么阴谋似的。其实就是在办公室里偶然遇到，很随意地议论稿子的事，既非会议更没有人召集。由于我坚持不肯附和政工干部和后来的造反派，认为不应该把工作中的是非都当做反革命修正主义来打击，于是不断被批判是“文艺黑线忠实执行者”“一小撮走资派的走卒”“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苗子”等等。在干校待满八个多月后回到北京，在机关大门口遇到几位曾经共事友好的同事却如同陌路视而不见，只有罗新璋到我临时栖身的小屋里看望，谈笑如昔。此情此景，留在我的记忆里很难忘却。

三

罗新璋在“文革”中没有遇到大难。因为造反派主攻“走资派”等很不顺手，顾不上罗新璋那样的“逍遥派”，也因为法文版少不了他这样的重要角色。他仍忙着中译法的工作。在我印象里，之前他没有下乡搞过“四清”，“文革”中也没有轮值到干校“锻炼”都与此有关。尽管如此，他对编辑部里的“打打杀杀”，心里自有他的看法，也从不附和造反派们的高调批判，更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恶言恶语。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他在《中国文学》工作了十七年，其中十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他经手翻译的，也像我们这些编辑编发的稿子一样，绝大多数都是宣扬“文革”极左思潮的假大空诗文，既没有文学艺术的美感，也没有反映中国人的正常生活和真情实感。编辑和翻译都辛辛苦苦却白白浪费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在这期间罗新璋的法语水平固然大有增益，但与自己喜爱的法译中和追求的艺术理想仍然大相径庭。他记住当年傅雷给他复信中所说的“总之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选译的对象应该是“个人最喜欢”“既深爱好”的作品。但现实所译的却都是别人选定的，与傅雷的教诲背道而驰。“文革”结束后，他就又开始继续争取调动工作。这与我在一九七四年离开《中国文学》多少也有点关系。他后来给我的信中曾说：“假如你在《中国文学》，我可能也不会走。”因我一直认为我这个非外文专业的人不适合在外文版做编辑工作。这使他也复活了长久以来念念不忘做学问的追求，终于在一九八〇年调到社科院外文所专心致志从事自己喜爱的翻译理论和法国文学的译述了。

罗新璋离开《中国文学》的经过也有点曲折。编辑部的领导并不愿意他这个法文版台柱子离去，在他坚决态度下又不得不同意时，却把曾经许诺分配给他的房子，另行分给了他人，同时还“当着众人的面说些难听的话”。这件事这些话非常刺伤他，觉得自己干了十七年，不仅最后连这点点权利都给剥夺了，连平日清高自尊的为人都被曲解羞辱，心里充满了“郁塞之气”。一个四十多岁的读书人，回到家里，没有一张供自己用的书桌。他实在郁闷，就给我写信说，“这两年已跟琳琳抢桌子，我们二人合用一张二屉桌，她在山那一边，我在山这一边，我的领地连一本字典也摊不开，后来就索性住办公室，让她们在家里略宽舒一点。”这封信足足写了七张纸近三千字，说自己“太书呆子气，想到学部（即社科院）后马上能安下心来读书”，结果被这些事弄得自己抑郁憋屈，“影响之大，不下于傅雷被划右派”。我知道他那时实在抑郁难忍，只能写信安慰他，鼓励他把这些事这样的情绪“一定要扔弃掉”，好不容易有了新的环境，“踏踏实实”做学问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抱负。这大概是他又一次遭遇不顺、心情困厄的时期。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他很快走出了人生的低谷。

过了两年多，《中国文学》总编辑杨宪益因为年过七十要退休了，他和另一位副总编辑何路一起找我，说已经外文局长同意，要我回去接杨宪益的班。我和宪益本来就是友好的同事，他是我敬重的前辈。那天他们约我在宪益的家里谈了两个小时，真诚而恳切。我还是因为自己不是外语专业出身，辞谢了他们的美意，表示实在不能接受此重任。但我认为罗新璋堪当此任，遂推荐了他。

此时，我已先告诉了罗新璋。他听说后，回复我说：“我只有一句话：与足下共进退！”后来，《中国文学》确实也找了罗新璋，希望他回去任总编辑。他也辞谢了。他在信中说：“‘勿加恶于人’，我一辈子从未对人做过坏事，起过恶心。大概因为如此，人家才会恶势做。他们对我的本质应有所了解吧！”就此，大概对他曾经所受的伤害总算也有所抚慰！

四

罗新璋到了外文所，开始了他人生新的旅程。蹉跎岁月，壮志未酬，使他自感年龄大了，似“强弩之末，犹且从头开始，当时读到黄景仁的两句诗‘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深有感触”（罗新璋著：《艾尔勃夫一日》）。我想到之前他曾对我引过周扬的话：“巴尔扎克可让傅雷翻。”然后他说，“傅死似应罗继。”同时在旁边加了一句眉批：“不知天高地厚！”这是戏说也是自负的话，却是他真实的挥之不去的梦想，现在正是他实现自己愿望的时候了。他年轻时读傅雷译述，常常击节叹赏，一心私淑傅雷为师，学他的翻译经验、翻译风格、翻译理论。罗说：“我的译笔、文风都受他影响。”（罗新璋著：《译学发端》）当年贸然写信向傅雷请教并称其译著为“傅译”，使傅雷深感孺子可教，写了长篇复信授之要诀：“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又须能朗朗上口，求音节和谐;至节奏与tempo，当然以原作为依归。”（《傅雷谈翻译》，当代世界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傅雷翻译的“神似”主张经罗新璋着重阐释，已成了译界一派重要的翻译观，也是他在译述过程中实践力行的。到了外文所后，有了亲炙钱锺书先生的机会。钱先生教诲他更应该抓紧时间，“就自己喜欢的书，好好翻几本”。这与傅雷的想法完全一样。有一次，我与钱先生说起他，钱先生很赏识他说“新璋很用功”。罗新璋对钱先生的翻译实践和见解评价也极高，撰有《钱锺书译艺谈》作了详细的论述，认为“译学理论上的重大建树，是五一年傅雷提出‘神似说’，六四年钱锺书标举‘化境论’。这两种论说，是对高峰期翻译经验的总结”。说他自己“前学傅雷后学钱”。（《译学发端》）傅、钱的主张在他后来的译著中都可以感觉到其中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