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书写的两副面孔：上海和广州

一

在文学书写的传统中，城市是与乡村相对应的写作对象，更是意旨完全不同的意义空间。鲁迅关于“乡土文学”的定义已明确地体现出这一点，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言中介绍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二年于《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发表小说的年轻作家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等人时，说他们虽然身在北京，抒写胸臆，“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这是因为这些作家是在离开了故土之后，以回望的姿态写再也回不去的故乡，无论是怀念、是悲愤、是冷静诙谐还是喜怒笑骂，都是以城市（北京）和当时做参照，写乡土和过去。随后，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中对“乡土文学”加入了更清晰的现代性诉求，认为仅仅对故土抒发个体感怀是不够的，它“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把特定地域的风土人情之外那些具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借助鲁迅和茅盾对“乡土文学”的阐释，我们大体可以推演出“城市文学”的含义，它是以城市为叙述空间，以城市中的人和事为叙述对象的文学，是城市想象的一种载体。当然只写城市里的亭子间、格子铺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是时代话语的价值体现，必须在现代性的视域中被阅读、被阐释。然而，什么是城市？怎样的意旨空间能够被界定为城市？作为一个现代性符号，城市表达出怎样的意义指向？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却并非不言自明。

作为地理空间的城市矗立着政府大楼、工厂商铺、饭庄旅店、写字间和公寓楼……大街小巷穿行其中，连接起市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社会空间的城市活跃着各行各业的各色人等，他们因各种关系彼此联系，结成复杂的人际网络，同时也在交往中保持着距离，形成一个陌生人社会;作为文化空间，城市更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是不同历史阶段时代话语的一种表达。我们不难在“五四”一代受启蒙思想感召的文学书写中体会出代表着“modern”、文明或革命的城市符号，在“新感觉派”对西方现代派的学习和模仿中感受到那个光怪陆离、充斥着奢靡颓废的欲望之眼的“十里洋场”;在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里看到战争侵扰和蹂躏下老北京的平和、隐忍和坚韧不屈;在张爱玲、苏青的笔下读出沦陷中的上海那种苍凉无奈与精刮算计。不过，尽管城市（主要是北京和上海）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从未缺席，但能在真正意义上体现出城市品格的“城市文学”却并不成熟。这当然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相关。

商品和货币奠定了现代城市的核心本质，围绕商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确立起来的管理机制和契约精神决定了城市的基本品相，并影响着文学处理人与自然，与他人以及与自身的关系方式，“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被区别开来。换言之，两者之间的不同不仅仅是书写对象和叙事空间的不同，更是价值观念与感知方式的不同。商品化让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城市空间中，消费行为和货币经济确立起新的价值观念和衡量标准，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和碰撞，人对物的理解和认知都重新定义了文学书写中的矛盾冲突与情感走向。追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关于城市书写的历史脉络，抛开附着在文学之上的时代精神，丁玲、张资平、叶灵凤、茅盾、刘呐鸥、穆时英、张爱玲等确乎写出了商业文化构筑起的城市空间，这些关乎上海的书写不仅是城市文学的代表，也奠定了中国城市文学的基本形式。

鉴于城市所携带的商业文化信息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当代文学关于城市的书写一开始就是以批判的态度展开的。相较于代表勤俭朴实、吃苦耐劳、积极进步，具有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天然优势的广大农村，城市意味着奢侈浮华、贪图享受和见利忘义，是滋生腐朽和私利的温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本报内部消息》中久经沙场的老革命进入城市后就变得明哲保身、官僚教条;《我们夫妇之间》里妻子质问沉浸在城市生活中的“我”：“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霓虹灯下的哨兵》直接将对城市的改造视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不过，一九八〇年代开始，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途径。一部分农村悄然城市化，而几乎所有的城市也开始迅速膨胀，越来越多的人口挣脱了土地对他们的限制而流向城市，此时的城市代表了速度、效率、财富和文明，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掘金场，是祛除神圣、躲避崇高的世俗地。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一九九〇年代市场经济的深化，终于使城市取代了农村成为代表中国社会现实的文化空间，城市所确立起来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标准获得了接受和认可，城市和城市生活也成为文学主要表现的对象。

与植根于地方风物、民风民俗，充满地域性特征的乡土文化不同，商品社会所带来的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管理和品牌文化使城市的相貌越来越趋同，尤其在中国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环，被深刻地卷入全球化语境之后，同类城市之间的差异性也逐渐缩小，这在上海和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中表现得格外明显。一方面，城市形象越来越趋同。不论上海还是广州，高架桥穿行于城市半空，拥挤的街道上点缀着形象模糊的小商铺、标准设计的银行网点、风格统一的麦当劳或星巴克，广告牌和电子屏幕上都滚动着笑容相仿的明星脸。城市的CBD则更为相似，被玻璃幕墙包裹着的高耸入云的写字楼、汇聚全球品牌的购物中心、星级连锁酒店、修剪平整的草坪与绿化带……另一方面，城市的文化个性越来越模糊。商业化的高度发展让城市文化变得混杂多元，大大小小彼此独立又相互连接、中心明确却边界模糊的文化群落布满城市。这些群落可以依据外来人口的地缘区域、跨国连锁企业、消费水平、受教育程度、甚至兴趣喜好和休闲方式而建立，它们借助城市的包容性发展并巩固自身的文化品格，同时其适应性和渗透力也使城市本身无法再保持风格上的统一和完整，城市因此也都成了不定性的城市。黄天骥曾用“及弟粥”来概括广州文化，所谓“及弟粥”就是混合了猪杂、鸡杂、鱼片等多种食材熬成的米粥，但如果抛开“及弟粥”作为地方小吃的表象，其混杂性的本质可以充分凸显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大城市这种包容且交融的文化特征。

张爱玲在《到底上海人》中曾说她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然而如今，大概没有哪位写作者能够完整概括出“上海人”或是“广州人”的脾气秉性，甚至“上海人”和“广州人”这样的概念都需要仔细辨析。与之相关的是，当“上海人”或“广州人”描述他们所生活的城市时，不同的处境、立场、视角和眼光看到的城市风貌也不尽相同。显然，今天的城市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纯粹的空间，而是各个社会阶层、各种文化群落为各自的生存和发展互相竞争也彼此合作的混乱且开放的空间。当城市的肌理和血肉成为中国社会复杂现实的真切表达时，文学介入现实的自觉也使城市书写成为当下最重要的文学景观。

二

现代城市的千城一面，或是一城千面，为文学中的城市书写提供了多重可能。以王安忆为代表的上海书写聚焦于弄堂马路、柴米油盐的生活日常，以张欣为代表的广州书写则让笔锋穿梭于都市白领的商场情场，虽然从体量、关注度和影响力上看，广州书写都无法与上海书写相提并论，但是两位作家对城市生活的选择和过滤却让我们看清了城市生活中两个不同的面向，并以上海和广州这两个城市符号呈现出现代城市迥然相异的两副面孔。

城市的商业化特性使器物成为城市文学重要的表现对象。上海书写中充满了物的丰盈。即便在物质相对匮乏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王安忆也在《长恨歌》中描绘出一幅多姿多彩、崇尚物质的市民生活图景。曲折深长的弄堂里，王琦瑶和严师母在穿衣、发型和化妆上暗暗比拼，“翠绿色的短夹袄”“舍味呢的西装裤”“织锦缎镶滚边的短夹袄”“浅灰色的薄呢西裤”、旗袍和长大衣，衬托着胭脂、香粉、口红和指甲油，氤氲在理发店里洗发水、头油和烘烤头发的气息中，勾勒出上海女人旖旎的身影。照例是一周两次的下午茶，糕饼点心、汤圆糖水，乌梅汤莲子粥，炉子上烤鱼干、烤山芋、烤年糕、涮羊肉、下面条、包蛋饺，小屋里自是一片谁也奈何不了的良辰美景。对器物的关注同样也反映在其他上海作家笔下，金宇澄的《繁花》所涉之“物”琳琅满目、繁复纷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六谷粉、煤球炉、就餐券、电影票、古代小说、进口唱片、万国邮票、钢琴吊灯、老屋木器与当下常熟徐府里的长几、八仙桌、官窑大瓶、中堂对联、沙发、浴缸、斯诺克、乒乓台，美人榻、老电扇、月份牌等等相互映衬。上海书写中这种对器物不厌其烦的铺排和罗列，展现出“十里洋场”混杂的“现代”或“文明”属性。

张欣的广州书写则呈现出物的奢华。事业有成的教育培训基地主任滕纳蜜行事低调，开黑色凯美瑞，住在黄金地段有花园回廊和恒温泳池的高档小区里，客厅的金色酒吧车上立着贵腐葡萄酒、大地之魂香槟。她带母亲到名牌云集的太古汇买鞋，之后去惠食佳吃正宗老广粤菜，点龙虾套餐，享受雪白的热毛巾;上世纪九十年代皮包公司的总经理穆青开本田雅阁，提圣·洛朗公文包，穿一打五百四十元的金利来袜子;曼姝莎丽精品商厦的销售经理约闺蜜吃西餐，喝金巴利开胃酒和顺风十二年威士忌。张欣笔下的器物，几乎都带着明白无误的品牌标签，“牌子”在器物本身的消费属性之外附加了一系列标注消费者个人品位、生活趣味、身份阶层的符号，就像商贸公司的首席销售欧阳飘雪喜欢卡佛连和华伦天奴的时装，因为“柔软而高级的质地，优雅的浅色，毫不张扬的样式，无不透出无言的高贵”。器物在品牌的加持下，与高雅、高贵、奢华等感官享受相捆绑，“牌子”连接起的不仅是欲望合法化的都市消费观，同时也是商场如战场的竞争空间，广州由此也成为一个热烈的、攫取式的物质主义城市。

王安忆和张欣都是通过器物描写来刻画城市品格，修辞方式的不同也显现出两者对城市品格的关注聚焦于不同的侧面。王安忆在《启蒙时代》中写一九六六年的商店，“橱窗里的摆设从简了，几乎没有装饰，商品也是最紧要的几样衣食，出于风趣的性格，这些物品都摆出些噱头。比如，水壶和书包搭在一起，有一种远行的意境，药品边上放一个红十字医药箱，是服务大众的志向”。这种抒情的笔调在《长恨歌》《众声喧哗》《乡关处处》等文本中也很常见，物的“人”化透出人与物之间的同声相应、惺惺相惜，呈现出上海的静默变通和审时度势。张欣在《千万与春住》中写闹市中的一家艺术餐厅，“好在是一种隐形的艺术餐厅，就是全无装饰，猛一看就是毛坯房，全部水泥墙柱，头顶上的管道、天花板、电线全无装饰，暴露无遗，只是统一涂成了水泥色而已。初来乍到，感觉就是一间废弃的厂房。同事介绍说，目前这种装修是最贵的”。夹叙夹议的笔法点明人与物的消费关系，物被人消费，同时也通过操控人的欲望而操控人，人的“物”化带来人与物之间的紧张关系，显现出广州不知疲倦地花样翻新和冒险野心刺激下的重商本质。

器物进入文学书写后，必然与人情相关联，与人的性格、爱好、趣味、情绪甚至理想、欲望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使物成为人的符号，人的表情。人与物的关系也因此与人际关系相映衬，成为文学处理人物命运和人物关系的参照。人与物之间的脉脉温情显现为城市空间中的人情世故，人与物之间的相互借助则体现出陌生人社会中轻人情而重实际的交往特征。王安忆和张欣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时的不同面向也直接反映在人际关系上，成为上海和广州城市性格的不同表达。

王安忆的《乡关处处》以一个外乡来的钟点工阿姨的视角和眼光，打量形形色色的上海人和大上海不同家庭的生活常态。有人在股市里大起大落，自己的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对钟点工却从不怠慢，临走还多给出一个月的工钱;有人一家三口不工作，全指望女儿傍的外国人供吃供喝，连钟点工的便宜都占，那是因为拿准了可以一走了之，不会跟钟点工再有瓜葛;有人知道自己雇的钟点工手脚不干净，也只是有修养地将她辞退，却也还拜托她再介绍个新人……《乡关处处》中的上海人延续了王安忆设计人物和人物关系的基本模式，相互之间虽然各有各的算计，但也有理解和体恤，彼此也都把着做人的分寸。如果将这种处理方式放置在动荡不安的外部环境中，则更能凸显作家对上海城市气质的理解。《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中的小妹阿姨在被启发教育后给东家贴了大字报，嘴上却不说东家的“不”字，毕竟贴了大字报后大家还得继续相处;《“文革”轶事》中“青工”赵志国与资本家女儿张思叶的婚姻在上海人眼中是那种乱世中的珠联璧合，谁都没吃亏，也都让对方占了便宜。这种建立在互惠互利、互不亏欠前提下的人际关系带有交易的性质，却能维系某种稳定的结构，给人一定的安全感和自由度。

张欣处理人物关系时则少了几分迂回，情感本身更像是贴着“牌子”明码标价的商品。买卖双方都干脆利落，无暇拖泥带水。《千万与春住》中的滕纳蜜在处理感情生活时的态度最好地诠释了这种“货币经济”。滕纳蜜每次和母亲见面总是先购物再吃饭，给母亲买名牌，陪她吃大餐，然后把她送上神州专车，叮嘱一些有用的废话之后一走了之，母女之间并没有更多的情感交流;滕纳蜜和薛一峰的婚姻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没觉得特别好，但也不算差，“要说共同之处，他们恰恰都是内心狂野，自以为是的人。说到缘分也是清浅得很，不可能有妥协的一方，分开反而可以理性地面对现实问题”，所以在两人都无话可说且懒得应付对方之后选择了和平分手;滕纳蜜与家境优渥、自带光芒的夏语冰闺蜜情深，但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去美国过上更好的生活，她会毫不犹豫地把两个孩子调个包，留下闺蜜的，送走自己的。从“人之常情”的角度看，滕纳蜜自私又变态，但从“在商言商”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她的取舍又仿佛逻辑自洽。当然，情感终究是不能按照商业逻辑来维系的，所以张欣笔下的白领丽人们，比如《首席》中的吴梦烟和欧阳飘雪、《爱情奔袭》中的茵浓、《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中的商晓燕，都往往遭遇情感危机，在理想的感情生活与冰冷坚硬的现实生存之间撕扯，进退维谷、身心俱焚。当可以用货币逻辑衡量的身份、地位、经济能力成为情感的试金石，张欣也就写出了欲望都市对人情、人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