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事开始的地方

小说的本质是一种修辞艺术。如何设置主题、塑造人物、铺排情节和锤炼语言，在小说家和普通读者眼里是不同维度的问题。对读者而言，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小说理论本身，而是小说如何能直接激发自己的阅读兴趣，搅动自己的情绪，体验各种人生况味，以及由此产生的说不清道不明却后劲十足的感觉。因而，小说的开篇至关重要，就像媒婆把羞涩的待字闺阁的姑娘带出场，第一眼的感觉就决定了未来的关系走势，是怦然心动还是弃之不食，全部寄于此。因此，小说家们总是对开头费尽苦心，期望激发读者的阅读欲望；读者也总是对此津津乐道，即使遗忘了小说中的人物乃至情节，经典的小说开篇所带来的灵魂震颤却可以三日不绝。

类似“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顾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张爱玲《半生缘》）如此精彩，以至引发众多中外小说家竞相模仿的开篇并不常见。当然，这个名单还可以加入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卡夫卡的《变形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卡勒德·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詹姆斯·巴拉德的《撞车》等等。

这些小说的开篇成为经典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无一例外都直接激发了读者的阅读欲望。这个过程单刀直入，刀刀挥向读者的兴奋点。而读者又是如何一步步呼应作者，陷入作者笔下的虚幻世界，就显得尤为耐人寻味。

一、丰富且不确定的信息和事件

读者阅读小说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感受故事带来的精神快感。这种精神快感是转瞬即逝，还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取决于小说家的功力。小说的开篇就是小说的故事之门。小说家轻轻扣开这扇门，但只是露出一道缝隙。读者透过这道缝隙，看到小说内晃动的人影，听到细微的声音，触摸到一些细节，感受到某种气息，但都是模糊的一知半解。小说家借此留下一些或显或隐、或明或暗的信息和线索，让读者生发要顺着这些信息和线索进入小说内部一探究竟的欲念。一个好小说家如何挑拣这些信息，如何在信息中埋下线索，如何通过这些线索搭建故事情节，又如何引导读者与这些信息和线索相遇，至关重要。

常用的一个方法是在小说开篇就提供几个内蕴丰富且不确定的信息。这些有限的信息可以迅速吊足读者的胃口，读者会隐约感到一个超越自己阅读经验的故事即将开始，但自己贫瘠的想象力还不足以预测故事的内容。如果想知道“后事如何”，只有老老实实地跟随叙事者的“下回分解”。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中国当代文学绕不开的经典作品，小说讲述了白鹿村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横跨半个世界的纷争，隐藏着中华民族的秘史。如此宏大的叙事内容和主题必然使故事线索繁复、人物关系复杂，这就要求小说家具有高超的叙述技巧。尤其是在小说开篇就牢牢地稳住读者的阅读心性，把读者黏在这样一个宏大的故事上，是对小说家的极大考验。小说是这样开篇的：“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二十一个字貌似平淡如水实则暗潮汹涌、波澜壮阔，足以撑开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为读者提供可以无限想象的丰富信息。这句话可以分为多个层次解读：一，一个男人一生娶了七个女人的故事，或者说，“一男多女”“一女多男”类型的故事总是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大部分人对此类故事都会感兴趣，是因天性使然。二，从整句话的细节来看，“白嘉轩”直接点名了中心人物，告知读者接下来讲述的故事都与“白嘉轩”相关，而且是其“一生”的故事，叙事时间跨度如此之长，读者会禁不住猜想其中会发生怎样的事情，是波澜不惊还是大起大落，是琐碎平庸还是与历史共激荡？三，“后来”是一个时间副词，在此句话中表明白嘉轩在生命行将终结时回望自己的一生，并对自己娶了七房女人引以为傲。但“后来”也潜藏了大量问题：为何白嘉轩的引以为傲是后知后觉？这七房女人当时带给他何种感觉？他与七个女人之间发生了哪些故事？这七个女人给他留下了多少子嗣？这些子嗣又经历了何种人生？一个时间副词衍生出诸多问题，而读者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不得不继续阅读。四，白嘉轩为何要娶七房媳妇？他是富甲一方的商贾还是横行乡里的恶霸？七个女人为何嫁给白嘉轩？七个女人的结局如何？读者的猎奇心理此刻成为了阅读的动力。

另外一些小说家在小说开篇会抛出一个能迅速激发读者阅读欲望的事件。但小说关注的重点并不在此，而是这个事件的蔓延和衍生。这个事件就是一道餐前开胃菜，小说家借此虚晃一枪，把读者引向另外一个或几个事件。但这个事件也不仅仅是陪衬，精明的小说家经常在貌似毫无关联的事件之间，隐藏一个因果逻辑，以此把多个事件捏合起来。读者在故事结束的地方，才得以从众多事件中抽出了这个因果逻辑。然后恍然大悟，终于明白小说开端讲述的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的貌离神合。不得不钦佩小说家的叙述诡道。如，姚鄂梅的《基因的秘密》（《上海文学》二〇一九年第一期）讲述了一个家族的悲剧故事。

第一次看到那个把女朋友抱起来扔到江里去的新闻时，我们全都很淡定，这么荒唐的事绝对不是我们家子辰干得出来的，据说现在叫子辰的人全国有三千多个。

小说开篇就抛出“谋杀女友”的新闻，读者一度以为叙事者接下来要详尽讲述这个谋杀案。但叙事者却故意按下不表，没有铺展任何与此案相关的细节，转而描写“我”和姐姐对谋杀案的主观态度。谋杀案没能在“我”和姐姐心中激起太大的涟漪，因为“我”和姐姐坚信此事与自己无关，这只是一个供大家茶余饭后打发无聊时间的别人的故事。“我”和姐姐还带着道德优越感，对此高谈阔论一番，以至闲扯到了水边鬼气重的话题。这种置身事外的轻飘态度与谋杀案带来的紧张感形成强烈反差，以至于让读者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禁疑惑，叙事者到底要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正在读者的阅读热情将要熄灭的时候，小说陡然一转，“谋杀女友”案的主犯竟然是“我”姐姐的亲生儿子李子辰。刚才还置身事外的“我”和姐姐瞬间陷入恐慌。按照小说的常规叙事套路，接下来会讲述李子辰为何、如何杀害自己的女朋友，呈现更多与案件相关的离奇情节。但叙事者却再次截停叙事进程，把叙事视角转向家族史。在叙事者的回忆中，一件件尘封已久的家庭创伤事件浮出水面。家族中的每个人都仿佛被施了魔咒：“我”父亲在“十年动乱”期间遭受了肉体和精神屈辱；“我”在中学期间与老师发生恋情，并多次堕胎；“我”姐姐因为父亲的极力阻挠，导致婚姻不幸；“我”弟弟背负着光宗耀祖的精神重负，虽然考入北京大学，但毕业后只能回到家乡，在抗洪中意外身亡。这些家族创伤事件都是由“谋杀女友”事件牵扯出来的，一个事件套嵌着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事件又顺带出下一个，最终汇聚成关于家族精神创伤的故事，弥漫着无法摆脱的人生宿命感。小说开篇的“谋杀女友”事件就是贯穿整部小说故事的筋骨，让故事的根基扎实。

二、中心人物带出的情调和经验

能否塑造一个让读者感到惊艳的中心人物，甚至是为文学史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人”形象，是衡量一部好小说的重要标准之一。这自然包括如何在小说开篇就让中心人物迅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抓住读者的心肝脾肺。一般来说，中心人物在小说开篇的亮相需要在读者极短的阅读时间和文本有限的段落内完成，既要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又要推动故事发展。小说家有N种方法设计中心人物的出场：通过对人物外表、服饰细节的精雕细琢来暗示人物的身份和地位；通过赋予人物以个性化语言来展现人物独特的性格特征；通过呈现人物的意识流来挖掘人物的精神趋向；让人物陷入纷争事件，在戏剧冲突中塑造人物形象……但当这些叙述技巧成为常规叙述手段时，就无法带给读者新鲜的阅读体验。因而，突破叙述常规，发掘一条叙述越轨之路，就成为小说家修炼内功的必经之途。

其中一个有效方法是在小说开篇就推出中心人物，并且人物的出场会给小说带来一种氛围、情绪和基调，迅速把读者包裹起来。读者不由自主地随其起伏摇摆，被其牵引和控制，沉浸其中无法自拔，直至被小说家告知：哎，那个谁，小说结束了，该醒醒了！例如，吴君的中篇小说《六合街上》（《上海文学》二〇二〇年第七期）讲述了粤剧名角周仙桥为了逃离大都市生活，进入六合街文化站，期盼过上普通人生活的故事。

董咏根本不是在槐荫树下遇见的这个女人，而是在我们深圳的六合街。董咏所遇之人也绝非人们想像中的那种花痴女，她只是一名职业女性，名字叫周仙桥。平时我们文化站里的人多数随着站长喊她为小周，如小周麻烦你把垃圾倒掉，小周我有个快递你帮忙取了。周仙桥听了则会面带笑容地说，好的，好的。与此不同的是，电影公司的一个叫老文的家伙却称呼周仙桥为周老师。

小说开篇就引出中心人物周仙桥，交代她来六合街文化站是因为厌倦了都市生活，想过简单淳朴的日子。读者对此类故事并不陌生，甚至已产生审美疲劳，因为“由城返乡”的小说实在是太多了。如果处理不好，这样的故事难免落入俗套。但周仙桥在小说开篇一亮相，就连带出一种缓慢的节奏、柔和的情调、浅淡的情绪、略显神秘的氛围和多变的情感体验。文化站里的人颐指气使，让周仙桥做各种分外杂事，但她从不拒绝。不急不缓的语言、不卑不亢的态度、不紧不慢的行为如化骨绵掌，把刁难和嘲讽化解于无形。同时，这种绵柔轻缓中又蕴藏着一种韧性的力道，既推着周仙桥执著向前，又时刻调动读者的精神感受，把读者吸附到这种独特的情绪氛围中。但读者正要沉迷的时候，叙事者立刻抛出半仙老文。他有一双毒辣的眼睛，能洞穿世事和人心的隐秘，直接点明了周仙桥的结局。那种软绵柔糯的情绪氛围立刻被慌乱和无助抽去了气韵，变成湿腻黏人的一团乱麻，读者也随之紧张起来。但当周仙桥看见老文孩子般的眼神时，又放松了警惕，读者也再次被带回柔缓的叙事氛围和节奏中。小说接下来讲述了周仙桥与董咏的婚恋生活，期间充满了猜忌、嫉妒和怨恨。周仙桥已然脱离了繁华的都市生活，却陷入底层逻辑的漩涡。她所追求的世俗生活，无法容纳她的传奇历史，她极力隐藏的身世击穿了世俗生活的假面和人性的丑陋。读者也终于明白，平淡柔和的世俗生活中潜藏着一位杀手：它使软刀，会遁形，杀人诛心不见血。或者，它就是世俗生活本身。周仙桥的传奇身世在它面前不值一提。

还有一个方法也是在小说一开篇就推出中心人物，不同的是把其明显置于一组或多组暗含着矛盾冲突的对比中。范小青的《我们服了魏红霞》（《芙蓉》二〇二一年第一期）讲述了魏红霞在凡俗生活中与人争斗的故事，她善于设计自己的婚姻、工作，包括女儿的人生之路也受她掌控，但最后一切都偏离了她的初衷。小说是这样开篇的：

姐姐魏红英是一九六〇年出生的，那时候父母饿了几年，营养严重不良，魏红英生下来像只小猫咪。到了一九六二年魏红霞出生的时候，大家已经能够吃饱肚子了，吃饱肚子就是最大的营养，所以魏红霞的个头比姐姐大得多。不仅个头大，甚至连长相也受到影响，红霞长得漂亮，和姐姐一比，简直不像一个娘生的。

小说开篇就把魏红英和魏红霞姐妹两个放在一起对比，她们的待遇、个头和长相如此不同，这预示着小说将围绕着两姐妹相互较劲的生活展开。叙事者刻意强调姐妹俩出生于一九六〇年代，并非想凸显这一历史时期发生的众多重大社会事件，而是想表明这一代人的独特人生经验和价值观念。他们生于中国物质生活极度贫乏时期，成长阶段又遭遇中国社会的动荡，中年再经历中国经济大转型。可以说，他们一生都在面对各种社会危机，也因此形成了这一代人根深蒂固的危机意识。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处处算计，时刻压抑着真情实感又暗中保持昂扬的斗志，努力维护自己得之不易的身份和地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魏红霞的学习、恋爱、婚姻、工作的选择都以超过姐姐魏红英为目标。这既是人性使然，也是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念驱使的结果。

三、隐喻、怪异行为和故事主题

小说家在写作小说之前，通常都需要构思一个确切的思想主题。这个思想主题可能关涉到民族国家的宏大话语，可能指向某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整体诉求，可能与某一时代热点话题相关，也可能与个体的生活经验相牵连，甚至也可能仅仅是一瞬间的情绪体悟。小说家一直在思考，如何在小说中精巧地安置这些主题和诉求。有的小说家会让叙事者突然跳出来，直白地告诉读者为何要讲述这个故事；或者让叙事者潜入人物的意识空间，扒开人物的精神褶皱，向读者合盘端出人物内心世界的秘密及其关联的思想意蕴；或是通过人物对话来泄露小说的主题和意图；抑或运用不断叠加相同类型的情节，塑造差异化人物，突出重点细节和重复性语言等方式来强化小说的主题。但这些手法往往会让叙事者夹在小说家和读者之间无比尴尬，既要受到小说家的操控，完成其布置的任务，又因自己的喋喋不休而受到读者的厌烦。

那么，如何自然恰切地把小说主题和写作意图植入小说开篇，且让读者不厌烦呢？在开篇设置一个隐喻，在讲述故事过程中一层一层地剥开隐喻的内核，是一法。例如，奚榜的《白云如兔》（《上海文学》二〇一九年第二期）讲述了秦大娘怀疑自家老大秦学先谋杀老二秦学强，但实际上秦学强是自杀的故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秦大娘强烈的控制欲，按照一己之愿设计了秦学先和秦学强的人生。小说表达的主题是原生家庭对个体成长的重要性。小说开篇飘出一个怪异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