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翻译都是约定俗成

作者: 王恺

1

我们以为的翻译都是电影里西装革履的跟班,都是电视镜头里端坐在会议室里的小人物,可是我大概没有出现在会议室里端坐谈判的机会,我所见的翻译之千奇百怪,之触目惊心,之离经叛道,大概算是萍水相逢中的奇闻,这种奇闻还是想尽快忘记的奇闻。

可是偏偏我记忆力好,都记了下来——如果能有一个记忆清扫系统,我会努力忘记。

仔细想想,我也有过分之处,当年做杂志记者的时候,我们自身的出国打法都近乎流寇,到处流窜,还是快速闪进闪退,经常在出国前一天匆匆忙忙约好电脑那边的翻译,你能说流利的俄语吗?你越南语如何,认识多少金融公司的老板?你懂茶道吗?你认识隈研吾吗?电脑那端无辜被推上前台的翻译,估计都是一脸茫然——谁能应付我们?这些凶猛的要求甚至都没有弄明白,就被迫答应几点几分,要在机场等待作为陌生人的我的出现——看在钱的份上只能答应,偏偏那些钱还不多,采访经费太有限了。

于是场面就更是尴尬,找来的翻译千奇百怪——机场等待人群中扑面涌现的翻译,经常长得颇为奇特,我都犹豫带他们出现在采访对象面前,实在是“尊范不堪承教”。

估计他们看我们也是一样,在那些荒凉的小机场里,本地人都熟门熟路拿着行李走了,只剩下一个傻傻的我,拎着箱子,一句当地语言都不会,而且还有各种奇怪的诉求,这时候,他们不得不挺身而出,接纳我们,带领我们,如同家长领着孩子,双方一起走向未知的旅途。不过细想,这大概也是人类历史上常见的场面,丝绸之路上的两队商团狭路相逢,哪里有那么多体面像样的精通双方语言的人?被推在前面的,往往是商队之中满脸风霜、油腔滑调之人,一种幻想中的高古场面就此出现,可以安慰我那些过往的崎岖旅程。

在东南亚采访,按照道理来说,是最不缺翻译的,华人众多的地盘,随便走走都能憋出几句华语,虽然是听不太明白的白话和潮汕话,但比划一下,基本还是弄明白双方的意思,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甚至老挝的集市上,我可以完全不需要任何人,吃喝买卖的事情最为简单。

可是那次在越南采访经济危机,让我惊魂未定,采访过程混乱至极。

都忘了是谁帮我们找到的翻译,好像是南宁一个朋友的朋友,我们找人一向是急就章,基本都是能捞到手上的稻草都得使用。很多年以后,我看到黑白电影里,楚楚动人的费雯丽说出那句经典台词的时候,我一下子把自己所有的行为都看透了:“我一向仰仗陌生人的慈悲。”是的,我们这么多年寻找翻译的过程,确实就是靠陌生人的慈悲啊。

夜市上闹哄哄地吃着饭,我才和这位刚认识的朋友交代,我们要去越南,采访越南最近发生的经济危机。一个如此巨大的题目,在这位朋友重托的南宁本地小老板耳朵里,却还是举重若轻。他在越南有关系网,嘴角噙着牙签,随便一个电话就打过去了。我还记得他用白话与越南那边交代,一定要找个中文和越南语都好的。也就相信他,去了再说吧。

也只能去了再说。

采访都是急活,我们杂志的选题会,日常在周二开,周三就要出门,无论是北京本地,还是异国他乡,几乎没有缓和余地。比如说采访越南经济危机作为我们的封面报道,那我们周三一定要出现在南宁了,否则时间肯定来不及。

糊里糊涂就约上了人,开始各种安排事项,南国的夜间集市上全是卖酸嘢的,算是一景。各种水果在廉价的小灯泡照耀下,闪烁着光芒。当地妇人面黑个小,但均有亮亮的眼睛,扫你一眼,似乎能看穿你的一切,你的外地人身份、你的迟疑、你对酸嘢的陌生感,都暴露了。你就比较恍惚,虽然还没有去异域,已经有了异域的感觉。其实不少的边疆城市,都是这样的场域——在去异乡前先行触摸异乡,边境游也是这种场域的产物,而不是形式的模仿。

不仅约好了越南本地的翻译,签证也拿到了,我居然搞定了周三夜里飞往胡志明市的机票,直接就往机场赶。胡志明市的机场长什么样子,十多年后的我毫无印象,但翻译老丁的样子,却是极为难忘。若干接机的人当中,他简直是一头大象,才二十多岁,已经是二百五十多斤的壮汉,肥硕到了一定的地步,周围的人几乎近不了身,有种众人绕着他行走的感觉。他举着牌子,无辜地站在人群之中,像大象又像河马。我吸了口长气,勇敢地走向了他,这大概是我在未来几天内唯一的依靠。

老丁还真不是华侨,大概是那个年代自学华语和英语的胡志明本地好青年,就是胖,不过他的胖是有来历的,全来自于吃。我们尚未安排好采访工作,他就开始着急第二天带我们去吃“浮”,著名的越南米粉,当然是本地名店。我都有点焦虑症发作,因为联系了半天,没有合适的采访对象。本来嘛,说是经济危机发生在越南,可是本地市场一片繁荣景象,看不出任何不对的场面,约谁去?可还是馋,欣然同意第二天早上和他去吃越南米粉。

说不上特别的街坊店,临街的门全部卸下,穿着花红柳绿的妇女们在整理小店,南方小城都是这样的小店。特别的依然是老丁。

当你处于陌生的环境里,和一个人如此接近的时候,而且他还是你的舌头、你的眼睛(不是他,很多地方我们看不明白)、你的耳朵的时候,你不得不打量他。为了我们今天的采访,老丁已经是正装,上身白色衬衣,但是压根属于每个扣子都要崩开的形状;下穿长裤,要知道,昨天接我们的时候,他还是短裤,可见今天的场面是受到重视的。最奇怪的,是脚上的拖鞋,每块肉都要挤出来,又黑又胖,越发显得整个人脏起来,我眼睛简直离不开他的拖鞋,大约也是某种紧张心态的折射,越不该看,越要看。上午约了工业园区的小姐,下午约的韩国驻越南的银行高管,看到他的样子,又不能开口指责,暗暗叫苦。

他一点不觉得,指点我们吃地道的河粉,其实味道并不特殊,特殊之处就是每人伴随着河粉,都上来一大盆各式蔬菜,豆芽、油麦菜都有,还有大量不懂名目的本地绿色植物,完全不可能压在那碗河粉的热汤里,原来都要搅拌上鱼露和辣椒酱、柠檬汁生吃。下面本来就提供了红红黄黄的硬质塑料盘子,这点也像南方那些小店,甚至连盘子里洗不掉的黑色污垢都是同类——以至于我回国后吃越南河粉,凡是没有蔬菜盆的,我都会在心里默念,不正宗。

一点也吃不下这些脆生生的蔬菜,我们还是习惯热食,也焦虑老丁到底能不能完成任务,心情不好,可是他不疾不徐,视我如无物。吃完河粉,还要喝冰咖啡,这也是越南的国民饮料,不管多小的街边店都有提供,何况这家卖河粉的名店。大型的玻璃杯下面是一层厚厚的炼乳,咖啡和冰块加进去,使劲搅拌,算得上一种热带地区的解渴饮料。

坐在靠门口的桌子上,对面马路上是汹涌的摩托人群,胡志明市的道路之上,几乎看不到过多的汽车,一片白晃晃的白衬衣摩托党,白的人群,当摩托发动之时,像一只大鸟从最低的街头角度掠过。

老丁也骑,我替他的摩托车担心。

阳光明晃晃地砸下来,马路上人潮汹涌,对面是殖民地式样的建筑,我和他们外貌一样,却无法互相理解,这也是我不得不使用老丁的理由。

想不到上午工业园区的采访,老丁幸运过关。工业园区乏善可陈,就是最一般的园区,和中国任何一个县城的园区没什么区别,一幢幢面目模糊的白楼,接待我们的负责女生,却是时髦的,肤色白皙,在越南本地人里面尤其显眼。她有种自豪的劲头,一开口,就是流利的中文,笑得前仰后合的,原来也是小时候就学中文的越南人,老丁自然是乐得不劳动。

下午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去了市中心的金融区,韩国银行的胡志明办事处,相比起他们的北京办事处要宽广很多,气派很多,肯定是租金便宜的结果。北京办事处我也去过,窝居在半新不旧的办公楼里,这次就是通过北京办事处联系的他们越南办公室,想象得出新兴国家对这类金融区的重视程度,市中心小街陋巷彻底消失,这里是金属化的,街道有着不停喷洒清洁剂的味道。一个理想的金融区样板间。

新崭崭的大楼,我和老丁两个人是所有的新崭崭的办公人员中的异类,他庞大,我随意,都有种完全不属于这里的气质,和周遭齐刷刷的西装人群完全两个类型。有点心虚地找到韩国银行的办公室,与走廊里强做出来的东南亚新兴发展经济体的感觉两样,里面的屋子倒是有种安全感,一屋子的韩国人,说着流利的韩文和蹩脚的英语,暗沉的、拘束的,属于特有的韩国气氛,倒是与大街上万马千军穿着白衬衫骑摩托的人群感觉迥异。

轮到老丁傻眼,他的英文完全应付不来,我也完全来不及生气,只能挺身而出,用同样蹩脚的英语开始采访,勉强混过关。在这样的气氛里,老丁还自有逍遥之态,居然脱了鞋,跷脚搁在沙发上,对面的韩国经理看着我,镜片后白愣愣的眼睛,分明是觉得太欠妥。我心一横,装作看不见,又想,反正你们都在胡志明,你莫非没有看过越南人光脚?又不是我常驻。

出门,西装笔挺的韩国人对我们鞠躬告别,老丁热情起来,一样鞠躬还礼,我眼睛简直就离不开他的拖鞋,灰溜溜地走了。照说翻译永远比外国人懂得当地的文化,我就心存疑惑,莫非我的老丁从没出现在这样的场合过?我要怎么和他说?还没等我问,老丁热情地让我坐上他的摩托后座,要带我去喝猫屎咖啡,所有的尴尬、不堪和失礼,在他这里都不存在。

2

忽然发现,老丁再不堪,我还是和他一体的,不仅因为他是我廉价雇佣的翻译,还因为我们是周围这光鲜环境里的异类。

我还真的买了两包昂贵的猫屎咖啡,那时候国内还没有这么普及咖啡常识,听起来很稀奇,拿回家也一直没有喝,灰尘落满的时候还是扔掉了,磨成了粉末,也不经留存。就记得老丁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的样子,他,在我的眼睛、耳朵之外,还要管理我的舌头。

同样是东南亚的翻译,我在缅甸找的翻译,在外貌上胜过老丁十倍,遭遇却比和老丁同行还惨淡,整个人是蔫着的植物,在太阳下面晒久了。那次去采访远征军和远征军的后代,二○一○年,昂山素季还没上台的时候,处处是军人管理。

翻译是本地华人的后代,我从仰光飞过去,也是通过仰光华人旅行社的人介绍,后来才明白,当地人总觉得,翻译嘛,就是能说双方语言的人,这是我和他们认知上的不同,后来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对一个采访者来说,翻译绝对不仅仅是翻译,是导游、是联络人、是暗夜里的灯,甚至是救命稻草——不过还是我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永远靠运气,而不是靠专业的支持,肯定有我说的那种专业帮助者的存在,但那个应该是长期的关系,大量的金钱,以及逐渐形成的友谊,不是我们这种短期采访者轻易能遇到的。

他个子不高,英俊被木讷遮蔽了,也是长期的贫困生活造成的。虽然是华人血统,可完全认同自己是缅甸人。密支那在缅甸不算小城,而且靠近中国,当地的华人却住得憋屈,在郊区的地块上,简直是南方城中村的概念,需要走过几片旷野之地,才到这片窝棚一般的建筑群,阴湿的地里,一片矮小的楼房,像是临水而成的野生植物群落,只见得杂乱,但也有生机。

也不完全是华人受歧视的结果,还是那个阶段缅甸的经济实力的具体体现,即使在仰光,也看不到新楼,都是饱含着雨水痕迹的六层楼。一个熟悉缅甸的人说,仰光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广州,这么一说倒是瞬间明白了。

密支那大约像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广东小县城?周围都是潮湿的绿意,低矮的窝棚建筑是主流,三层楼的小木屋就已经是豪宅了。偶尔有卖翡翠的铺子,里面是胡子满面的孟加拉人,这是他们的固有生意。也有卖中药的华人草药店,里面有虎牙,有切成灰白小块的犀牛角,一点都不生猛,但是碎屑的骨头渣,还是带来一种蛮荒的气息,丝丝入扣,穿过这些文明的末梢居留地而来,本来这里也是,当年远征军来的时候,应该更加荒凉。

华人的窝棚外表简陋,里面还是干净,也学缅甸原住民那样进门脱鞋,柚木地板一尘不染——越是贫寒的生活,越有种努力感,是种东亚民族固有的生命力?后面去的各个远征军的房子,也大率类此,家具减少到极致,包括有些家庭的床都是因陋就简的草垫子,但都有书架,里面有老人们看的几本书,华语的,缅甸文的,还有他们写的回忆文章。

小翻译二十多岁,照说土生土长,可各种事情的处理让我非常紧张。一大早去火车站,我作为少有的外国人,只能买头等座的票,似乎是两美金?本地人只要相当于人民币两块钱的票价,这个倒也是能忍,可是不能忍耐的是,缅甸的火车站,要求所有的外国人不但只能用美金,还不能找零钱,最荒谬的是,纸币必须无折叠,无污痕。我拿着十美金,他们压根不接受,我翻出来两美金的旧钱,还是不接受。我也不懂,翻译被推上前台,狭窄的窗口一番讨价还价,依然不接受。他木讷的脸上波澜不惊,只是告诉我,无论如何十美金不会找零,旧钱也不会被接纳,我们必须去站前的小店找印度人去换美金的崭新零钱——这种对崭新美金的执念,完全不能理解,莫非担心旧钱有假?还是某种神秘的处女币的迷恋,崭新的钱才值得收?

上一篇 点击页面呼出菜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