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翻译都是约定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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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为的翻译都是电影里西装革履的跟班，都是电视镜头里端坐在会议室里的小人物，可是我大概没有出现在会议室里端坐谈判的机会，我所见的翻译之千奇百怪，之触目惊心，之离经叛道，大概算是萍水相逢中的奇闻，这种奇闻还是想尽快忘记的奇闻。

可是偏偏我记忆力好，都记了下来——如果能有一个记忆清扫系统，我会努力忘记。

仔细想想，我也有过分之处，当年做杂志记者的时候，我们自身的出国打法都近乎流寇，到处流窜，还是快速闪进闪退，经常在出国前一天匆匆忙忙约好电脑那边的翻译，你能说流利的俄语吗？你越南语如何，认识多少金融公司的老板？你懂茶道吗？你认识隈研吾吗？电脑那端无辜被推上前台的翻译，估计都是一脸茫然——谁能应付我们？这些凶猛的要求甚至都没有弄明白，就被迫答应几点几分，要在机场等待作为陌生人的我的出现——看在钱的份上只能答应，偏偏那些钱还不多，采访经费太有限了。

于是场面就更是尴尬，找来的翻译千奇百怪——机场等待人群中扑面涌现的翻译，经常长得颇为奇特，我都犹豫带他们出现在采访对象面前，实在是“尊范不堪承教”。

估计他们看我们也是一样，在那些荒凉的小机场里，本地人都熟门熟路拿着行李走了，只剩下一个傻傻的我，拎着箱子，一句当地语言都不会，而且还有各种奇怪的诉求，这时候，他们不得不挺身而出，接纳我们，带领我们，如同家长领着孩子，双方一起走向未知的旅途。不过细想，这大概也是人类历史上常见的场面，丝绸之路上的两队商团狭路相逢，哪里有那么多体面像样的精通双方语言的人？被推在前面的，往往是商队之中满脸风霜、油腔滑调之人，一种幻想中的高古场面就此出现，可以安慰我那些过往的崎岖旅程。

在东南亚采访，按照道理来说，是最不缺翻译的，华人众多的地盘，随便走走都能憋出几句华语，虽然是听不太明白的白话和潮汕话，但比划一下，基本还是弄明白双方的意思，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甚至老挝的集市上，我可以完全不需要任何人，吃喝买卖的事情最为简单。

可是那次在越南采访经济危机，让我惊魂未定，采访过程混乱至极。

都忘了是谁帮我们找到的翻译，好像是南宁一个朋友的朋友，我们找人一向是急就章，基本都是能捞到手上的稻草都得使用。很多年以后，我看到黑白电影里，楚楚动人的费雯丽说出那句经典台词的时候，我一下子把自己所有的行为都看透了：“我一向仰仗陌生人的慈悲。”是的，我们这么多年寻找翻译的过程，确实就是靠陌生人的慈悲啊。

夜市上闹哄哄地吃着饭，我才和这位刚认识的朋友交代，我们要去越南，采访越南最近发生的经济危机。一个如此巨大的题目，在这位朋友重托的南宁本地小老板耳朵里，却还是举重若轻。他在越南有关系网，嘴角噙着牙签，随便一个电话就打过去了。我还记得他用白话与越南那边交代，一定要找个中文和越南语都好的。也就相信他，去了再说吧。

也只能去了再说。

采访都是急活，我们杂志的选题会，日常在周二开，周三就要出门，无论是北京本地，还是异国他乡，几乎没有缓和余地。比如说采访越南经济危机作为我们的封面报道，那我们周三一定要出现在南宁了，否则时间肯定来不及。

糊里糊涂就约上了人，开始各种安排事项，南国的夜间集市上全是卖酸嘢的，算是一景。各种水果在廉价的小灯泡照耀下，闪烁着光芒。当地妇人面黑个小，但均有亮亮的眼睛，扫你一眼，似乎能看穿你的一切，你的外地人身份、你的迟疑、你对酸嘢的陌生感，都暴露了。你就比较恍惚，虽然还没有去异域，已经有了异域的感觉。其实不少的边疆城市，都是这样的场域——在去异乡前先行触摸异乡，边境游也是这种场域的产物，而不是形式的模仿。

不仅约好了越南本地的翻译，签证也拿到了，我居然搞定了周三夜里飞往胡志明市的机票，直接就往机场赶。胡志明市的机场长什么样子，十多年后的我毫无印象，但翻译老丁的样子，却是极为难忘。若干接机的人当中，他简直是一头大象，才二十多岁，已经是二百五十多斤的壮汉，肥硕到了一定的地步，周围的人几乎近不了身，有种众人绕着他行走的感觉。他举着牌子，无辜地站在人群之中，像大象又像河马。我吸了口长气，勇敢地走向了他，这大概是我在未来几天内唯一的依靠。

老丁还真不是华侨，大概是那个年代自学华语和英语的胡志明本地好青年，就是胖，不过他的胖是有来历的，全来自于吃。我们尚未安排好采访工作，他就开始着急第二天带我们去吃“浮”，著名的越南米粉，当然是本地名店。我都有点焦虑症发作，因为联系了半天，没有合适的采访对象。本来嘛，说是经济危机发生在越南，可是本地市场一片繁荣景象，看不出任何不对的场面，约谁去？可还是馋，欣然同意第二天早上和他去吃越南米粉。

说不上特别的街坊店，临街的门全部卸下，穿着花红柳绿的妇女们在整理小店，南方小城都是这样的小店。特别的依然是老丁。

当你处于陌生的环境里，和一个人如此接近的时候，而且他还是你的舌头、你的眼睛（不是他，很多地方我们看不明白）、你的耳朵的时候，你不得不打量他。为了我们今天的采访，老丁已经是正装，上身白色衬衣，但是压根属于每个扣子都要崩开的形状；下穿长裤，要知道，昨天接我们的时候，他还是短裤，可见今天的场面是受到重视的。最奇怪的，是脚上的拖鞋，每块肉都要挤出来，又黑又胖，越发显得整个人脏起来，我眼睛简直离不开他的拖鞋，大约也是某种紧张心态的折射，越不该看，越要看。上午约了工业园区的小姐，下午约的韩国驻越南的银行高管，看到他的样子，又不能开口指责，暗暗叫苦。

他一点不觉得，指点我们吃地道的河粉，其实味道并不特殊，特殊之处就是每人伴随着河粉，都上来一大盆各式蔬菜，豆芽、油麦菜都有，还有大量不懂名目的本地绿色植物，完全不可能压在那碗河粉的热汤里，原来都要搅拌上鱼露和辣椒酱、柠檬汁生吃。下面本来就提供了红红黄黄的硬质塑料盘子，这点也像南方那些小店，甚至连盘子里洗不掉的黑色污垢都是同类——以至于我回国后吃越南河粉，凡是没有蔬菜盆的，我都会在心里默念，不正宗。

一点也吃不下这些脆生生的蔬菜，我们还是习惯热食，也焦虑老丁到底能不能完成任务，心情不好，可是他不疾不徐，视我如无物。吃完河粉，还要喝冰咖啡，这也是越南的国民饮料，不管多小的街边店都有提供，何况这家卖河粉的名店。大型的玻璃杯下面是一层厚厚的炼乳，咖啡和冰块加进去，使劲搅拌，算得上一种热带地区的解渴饮料。

坐在靠门口的桌子上，对面马路上是汹涌的摩托人群，胡志明市的道路之上，几乎看不到过多的汽车，一片白晃晃的白衬衣摩托党，白的人群，当摩托发动之时，像一只大鸟从最低的街头角度掠过。

老丁也骑，我替他的摩托车担心。

阳光明晃晃地砸下来，马路上人潮汹涌，对面是殖民地式样的建筑，我和他们外貌一样，却无法互相理解，这也是我不得不使用老丁的理由。

想不到上午工业园区的采访，老丁幸运过关。工业园区乏善可陈，就是最一般的园区，和中国任何一个县城的园区没什么区别，一幢幢面目模糊的白楼，接待我们的负责女生，却是时髦的，肤色白皙，在越南本地人里面尤其显眼。她有种自豪的劲头，一开口，就是流利的中文，笑得前仰后合的，原来也是小时候就学中文的越南人，老丁自然是乐得不劳动。

下午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去了市中心的金融区，韩国银行的胡志明办事处，相比起他们的北京办事处要宽广很多，气派很多，肯定是租金便宜的结果。北京办事处我也去过，窝居在半新不旧的办公楼里，这次就是通过北京办事处联系的他们越南办公室，想象得出新兴国家对这类金融区的重视程度，市中心小街陋巷彻底消失，这里是金属化的，街道有着不停喷洒清洁剂的味道。一个理想的金融区样板间。

新崭崭的大楼，我和老丁两个人是所有的新崭崭的办公人员中的异类，他庞大，我随意，都有种完全不属于这里的气质，和周遭齐刷刷的西装人群完全两个类型。有点心虚地找到韩国银行的办公室，与走廊里强做出来的东南亚新兴发展经济体的感觉两样，里面的屋子倒是有种安全感，一屋子的韩国人，说着流利的韩文和蹩脚的英语，暗沉的、拘束的，属于特有的韩国气氛，倒是与大街上万马千军穿着白衬衫骑摩托的人群感觉迥异。

轮到老丁傻眼，他的英文完全应付不来，我也完全来不及生气，只能挺身而出，用同样蹩脚的英语开始采访，勉强混过关。在这样的气氛里，老丁还自有逍遥之态，居然脱了鞋，跷脚搁在沙发上，对面的韩国经理看着我，镜片后白愣愣的眼睛，分明是觉得太欠妥。我心一横，装作看不见，又想，反正你们都在胡志明，你莫非没有看过越南人光脚？又不是我常驻。

出门，西装笔挺的韩国人对我们鞠躬告别，老丁热情起来，一样鞠躬还礼，我眼睛简直就离不开他的拖鞋，灰溜溜地走了。照说翻译永远比外国人懂得当地的文化，我就心存疑惑，莫非我的老丁从没出现在这样的场合过？我要怎么和他说？还没等我问，老丁热情地让我坐上他的摩托后座，要带我去喝猫屎咖啡，所有的尴尬、不堪和失礼，在他这里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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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发现，老丁再不堪，我还是和他一体的，不仅因为他是我廉价雇佣的翻译，还因为我们是周围这光鲜环境里的异类。

我还真的买了两包昂贵的猫屎咖啡，那时候国内还没有这么普及咖啡常识，听起来很稀奇，拿回家也一直没有喝，灰尘落满的时候还是扔掉了，磨成了粉末，也不经留存。就记得老丁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的样子，他，在我的眼睛、耳朵之外，还要管理我的舌头。

同样是东南亚的翻译，我在缅甸找的翻译，在外貌上胜过老丁十倍，遭遇却比和老丁同行还惨淡，整个人是蔫着的植物，在太阳下面晒久了。那次去采访远征军和远征军的后代，二○一○年，昂山素季还没上台的时候，处处是军人管理。

翻译是本地华人的后代，我从仰光飞过去，也是通过仰光华人旅行社的人介绍，后来才明白，当地人总觉得，翻译嘛，就是能说双方语言的人，这是我和他们认知上的不同，后来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对一个采访者来说，翻译绝对不仅仅是翻译，是导游、是联络人、是暗夜里的灯，甚至是救命稻草——不过还是我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永远靠运气，而不是靠专业的支持，肯定有我说的那种专业帮助者的存在，但那个应该是长期的关系，大量的金钱，以及逐渐形成的友谊，不是我们这种短期采访者轻易能遇到的。

他个子不高，英俊被木讷遮蔽了，也是长期的贫困生活造成的。虽然是华人血统，可完全认同自己是缅甸人。密支那在缅甸不算小城，而且靠近中国，当地的华人却住得憋屈，在郊区的地块上，简直是南方城中村的概念，需要走过几片旷野之地，才到这片窝棚一般的建筑群，阴湿的地里，一片矮小的楼房，像是临水而成的野生植物群落，只见得杂乱，但也有生机。

也不完全是华人受歧视的结果，还是那个阶段缅甸的经济实力的具体体现，即使在仰光，也看不到新楼，都是饱含着雨水痕迹的六层楼。一个熟悉缅甸的人说，仰光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广州，这么一说倒是瞬间明白了。

密支那大约像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广东小县城？周围都是潮湿的绿意，低矮的窝棚建筑是主流，三层楼的小木屋就已经是豪宅了。偶尔有卖翡翠的铺子，里面是胡子满面的孟加拉人，这是他们的固有生意。也有卖中药的华人草药店，里面有虎牙，有切成灰白小块的犀牛角，一点都不生猛，但是碎屑的骨头渣，还是带来一种蛮荒的气息，丝丝入扣，穿过这些文明的末梢居留地而来，本来这里也是，当年远征军来的时候，应该更加荒凉。

华人的窝棚外表简陋，里面还是干净，也学缅甸原住民那样进门脱鞋，柚木地板一尘不染——越是贫寒的生活，越有种努力感，是种东亚民族固有的生命力？后面去的各个远征军的房子，也大率类此，家具减少到极致，包括有些家庭的床都是因陋就简的草垫子，但都有书架，里面有老人们看的几本书，华语的，缅甸文的，还有他们写的回忆文章。

小翻译二十多岁，照说土生土长，可各种事情的处理让我非常紧张。一大早去火车站，我作为少有的外国人，只能买头等座的票，似乎是两美金？本地人只要相当于人民币两块钱的票价，这个倒也是能忍，可是不能忍耐的是，缅甸的火车站，要求所有的外国人不但只能用美金，还不能找零钱，最荒谬的是，纸币必须无折叠，无污痕。我拿着十美金，他们压根不接受，我翻出来两美金的旧钱，还是不接受。我也不懂，翻译被推上前台，狭窄的窗口一番讨价还价，依然不接受。他木讷的脸上波澜不惊，只是告诉我，无论如何十美金不会找零，旧钱也不会被接纳，我们必须去站前的小店找印度人去换美金的崭新零钱——这种对崭新美金的执念，完全不能理解，莫非担心旧钱有假？还是某种神秘的处女币的迷恋，崭新的钱才值得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