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
作者： 陆蔚青1
蒙特利尔举行方程式赛车的时候，师兄从美国来，带着儿子儿媳一家，或者是儿子儿媳带着他。如今他都是跟着年轻人一起混的。师兄提前好几个月就告诉了我。他们二月份就开始订旅店，但已经人满为患，最终定了老港附近的旅店，虽然不大，但地点好，还有厨房，很方便，可以自己解决早餐。方程式赛车因疫情停办了好几年，这次是开放之后的第一年，群情激动。
我们在黄昏时抵达老港，满街都是人，堵得水泄不通。假日酒店门前红毯铺地，俨然在等待大明星的到来。人们举着手机，眼睛紧盯着酒店大门，时刻准备按下按钮。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多人追星。我拉着妻子的手，艰难地穿过人群，终于看到站在小街那面仰头张望的师兄。多年不见，他的头发已经一直向后，颧骨凸起，出现了骨相。他好像变成另一个人，我想，既熟悉又陌生。
我们拥抱，心情很激动。他说你还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
我说怎么没变，老了。我打量着他，你瘦了。我说。
师兄很瘦。他说一直控制体重。
师兄在美国生活快三十年了，如今做到了工程院院士。我移民加拿大也有二十年了，但却一直没有见面。偶尔会有消息传来，我对他的生活也有了解。几年前同学聚会，在加州，我没有去。
我们进了小旅店，师兄的儿子李天一家也在，看到李天，我的心莫名动了一下。李天的眉眼很像他妈妈忆南，我和师兄的小师妹。李天介绍说他妻子叫安妮，女儿叫阿什莉，小姑娘今年三岁，乖巧可爱的样子。已经晚八点，华灯初上，但晚霞还挂在天边。我们出门，一路下坡到唐人街。我和妻子早就商量好去金丰吃饭，道地的粤菜，还是疫情前那一年春节时我们去过，好久没去了。没想到这么晚了，人还这么多，一片繁荣。我们坐下，桌子之间用雕花的小屏风分开，好歹有了一点空间。
我点了龙虾和石斑鱼，李天点了黑椒牛柳和时令青菜。我和师兄坐在一起，等着上菜的时候，我妻子说要给我们照相。
我将椅子拉近一点，和师兄靠近。我们直直地坐着，脑袋一动不动，中间隔着距离。
靠近一点。我妻子说，你们好像两个木偶，能自然一点吗？
安妮怀里抱着阿什莉，她们在玩球，一个软软的水球，还有一个闪光的东西，可以折叠变形。她们两个一起玩，两个脑袋凑在一起，李天看着她们，眼神里充满溺爱。
我们照相，是因为要发到同学群里去。以前有同学来，我们都会照几张发过去，大家会评论一番。比如那年老徐来，我们去看魁北克省庆大游行，我咧嘴笑了一下，有人说我应该镶牙了，那时我刚好拔了门牙。我镶过一颗牙，戴上很不舒服，我就不戴了。
这样很不好看，我妻子说。但我坚持不想委屈自己。
每个人老了都会没有门牙的。我说。
但你还没有那么老。她说。
我缺一颗门牙的照片传到同学群里，有人建议我回国种牙，在加拿大种一颗，回国可以种五颗。然后疫情来了，我已经四年没有回去了。
我和师兄听到指令，一起向中间靠拢。我妻子按下快门。我拿过手机看一看，我们两个都有些僵硬。我害怕照相，我不知道怎么摆五官才好看。
手机时代，每个人都很会照相，你们例外。我妻子很不满。可惜了我的技术。她说。
我们都饿了，很快将饭菜一扫而空。李天说他付账。
我们有规定的。师兄说，谁挣钱多谁付账。李天是医生，赚钱多，让他付。
但今天不行。我说。到了蒙特列尔，当然是我付账，我是地主。
李天看着我笑笑。那么，明天我给你们过父亲节。他说。
我们走出来，我对师兄说，你跟我回家吧，我们继续喝酒。
师兄不说话，看看他儿子。他儿子正忙着将阿什莉抱起来。
可是，我没有拿牙刷。他说。
我家有牙刷。我说。
也没有毛巾。
我家有毛巾。
师兄不说话，站在街上等他儿子。
那你就去吧。他儿子终于说。
我明天早晨回来。他说。
2
我为师兄准备了一箱啤酒和几瓶红酒，我说来吧，今天咱们一醉方休。师兄并不胆怯，他微微笑。我知道他如今酒量了得，他一个人就能喝好几瓶，黄昏的时候喝红酒配松仁，是他的日常，一个人的日常。
师兄坚持让我妻子坐下，与我们一起喝。开始我妻子不喝，她说你们喝你们的。她对喝酒没什么兴趣。以前她曾经做过记者，跑司法线，很能喝酒，后来喝出了胃病，就中断了这个爱好。她说那不是爱好，只是工作需要。有一天她站在地铁里，一辆地铁呼啸而来，她突然想起在国内斗酒的往事，她说那是为什么呢，真是自己作践自己。从此她就拒绝喝酒，有时我做点好菜，让她陪我一起喝，她也不喝。但师兄坚持让妻子喝一杯，我妻子就坐下，倒了半杯红酒。师兄说可惜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多，但我看得出你们生活得很和谐。你知道我们是大学的好兄弟。我妻子说是，我知道你们感情很深，他——她用下颏点点我说，常常说起你们年轻的事情，比如花五毛钱买过期罐头什么的。如今老了，说得更多了，只要喝酒，必定说个没完，反反复复。师兄点点头，说你们结婚时我已经去了南方，不然我们会相处得很好，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我妻子说那咱们为共同的朋友干一杯。她一仰脖就把酒喝了。
师兄说没想到你这么能喝。我妻子说当然了，北方人嘛。
我们三个又喝了两杯。我本来以为会一直这样喝下去，没想到师兄对妻子说，那你就先休息，我们再喝几杯。
妻子就告别，去睡觉了，我们两个人继续喝酒。
妻子一走，我们就开始谈过去，说的都是那些陈年旧事，芝麻绿豆的事情。比如哪次考试谁的成绩好，哪个老师说的什么。人类的思维真是奇怪，一句话就可以进入回忆，好像没有任何时间的阻碍，好像我们昨天刚见过面。但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忘记了谁的名字，一件事的起因，谁考的第一，排名第几，谁得了奖学金，哪个实验平台是怎样做的。因为记忆不同，我们陈述的好像不是一件事，这时师兄就会将双手放在太阳穴上，说让我想一想，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我记忆力还好。但我并不坚持自己的记忆。我一边喝酒，一边等着师兄把事情想起来。这时候我就看到了记忆在大脑的不同反应。师兄回忆往事的态度很自恋，他一直在讲他的峥嵘岁月，而我还记得别人的事，比如哪次考试谁考了第一。有一次我们两个人都坚持认为高等数学考第一的是自己。我记得我还得过一次三好学生奖，但师兄坚持认为我没有得，是他得了。我只好息事宁人，说那就是我们都得了。可他坚持说我没得，他说因为那次有两个名额，张三也得了，所以你没得。我看着他涨红的脸，没有再坚持。我记得很清楚，我爸爸还把那张奖状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面。我还因此跟我爸爸吵了一架。我认为他虚荣，爱显摆。我爸爸很生气，他说这是假的吗？如果是真的，有什么虚荣？
我爸爸一生不得志。我的奖状是他的骄傲。但那时候我不懂。
后来我们说起足球，我们记得有一次开运动会，我们班赢了一个足球。至于为什么，却想不起来了。我们一边回忆，一边喝酒，喝得足够多的时候，我们突然想起来，是因为我们得了精神文明奖。班长说有一个足球，你们想不想要？我们想要，太想了，我们就使劲写稿，给广播站。只要数量多就有优势。我们胡乱写，写的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后来我们得到了那个足球。
是老徐去领的。师兄说。我说对。说到这里我们哈哈大笑起来，我们突然感到亲切，一种久违的舒畅。我们之间隐隐的不适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好像还住在一间寝室里，他在上铺我在下铺，他是住在上铺的兄弟。后来我们喝空了酒杯，我们口中嘟囔着说喝多了，喝得太多了，一边将最后一瓶酒喝完。我们站起来，脚步不稳，撞得椅子砰砰响，它们不懂事地挡在我们前面。我们一边相互谦让，说谁应该走在前面，一边走在对方的前面。然后我们各自走回自己的房间。我将他领进我儿子的卧房，他现在不在家里，在另一个城市工作。我看到东方既白，那生命中难得相逢的幸福时刻，就这样过去了。我想起那首歌，《往日时光》：
如今我们变了模样
为了生活天天奔忙
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
哪怕只有一个晚上
…………
3
他开始衰老了。我想。他的大脑遗忘的太多了。但我不会去和他争辩什么。这在许多年前是不可能的。那是我们什么都要争辩，什么都要争得一清二白，面红耳赤，还要对方心服口服。那时这些都是科学问题，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一是一，二是二，绝不含糊。
但是现在，我不会跟他争辩什么。我看着他凸起额头，中间出现两块头骨的接缝处，那是一条清晰的直线。他的头发很少。虽然梳得一丝不乱，但还是有些凄凉，年轻时他的头发多么茂盛，像野草一样。我记得他爸爸送他来上学，挑着一副扁担，他跟在身边，手里拎着网兜。我工作之后去过他家乡，富春江，江水是碧绿的，我从未见过那么绿的江水，好像一块浓稠细密的布。在这样的江边长大的人，和我这样的北方少年是不一样的。一方水土一方人。如今他的手捻着高脚杯，捻得很紧，胳膊上皮肤晒得很黑，却依然有可见的松弛。他的眉梢处长了一个黑斑，老年斑。我妻子最近在听养生课，她说眉梢处的黑斑是胆出了问题。
什么地方会没有问题呢？一个60多岁小老人的身体。只是问题多少。
他说他得过奖学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1985年才开始有奖学金。那时候我们已经毕业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妻子就是81级，她大四时得过奖学金，还被寝室的同学嫉妒过。他们在寝室里议论这个奖金不公平时，她推门进来，她们就不说话了。她们开始有意识的疏远她，因为那时候都是助学金，助学金让大家的生活水平相差无几，而奖学金打破了这个平衡。这种孤立让她难受了几十年。但师兄坚持说他得过奖学金。我张开口，想反驳他，但我却没有说话。
还有一件事。他说。就是考流体力学时，你记得吗？咱们班50多人，被抓住了20多个补考，我没被抓住。
这是真的。我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被抓住的。
你成绩一般。他说。脸上有一种执拗的表情，还有一丝得意。我不一样。我和班长，不是他第一，就是我第一。我们轮流分享第一名和第二名。
其实我们只排过一次名次。我抗议说。
那你记错了。他说。手捻着高脚杯的杯把。杯把如此纤细，他的手骨骼凸起，显得格外有力。他只需略略用力，杯子就会断开。我想。我住了口。
我记得有一次选三好学生，我说，老徐入选了。那次特别奇怪，要平均分80分以上。老徐没有一科突出，但等到查科时，只有他一个人各科都在80分以上。他真是奇了。
我记得。这是真的。
我们沉默片刻。我们低下头，陷入了沉思。我们有想起那个足球，一个普通的足球，一个有趣的足球。毕业三十年那次，我们回到母校，看到师弟们居然有了一个弹力球场。你不知道我们多么嫉妒。以前我们都是泥土里跑来跑去的，自然的草坪被我们的脚踢成秃头。
我们早上去踢一场。老徐跃跃欲试地说。
我们真去了。头一晚，老徐去买了一个足球。简单得很，在对面体育用品商店，一只足球20块钱。我们站在店门口，看着老徐进去，抱着一个足球出来，就像看到当年去领奖台上，抱回来一只足球。
那只足球，去到哪里了呢？师兄问我。
我也不知道。或者它牺牲了，或者被谁抱走了。我说。多好的纪念品。当年我们怎么没想到自己拿走。
第二天早上，我们五点就起来了。我们到操场上踢了一场足球。弹力球场的感觉真是好，我们在上面跑，轻盈柔和，脚感极好。球也好，新球，弹力十足。只是我们不好。我们跑得慢，没有配合，大声叫喊，累得瘫倒在地，张三大腿扭伤，一堆人围着他喘气。
我们相互看看。没有人说自己老了。老兵不死，只能互相残杀。
你知道吗？师兄说，那个足球，还惹过一次祸。
什么祸？
就是老徐。有一次足球在教室的中间放着，我们经常把足球放在面对讲台的过道中央，好像是一个图腾。老徐走过去，瞄着黑板，踢了一脚。说实话，老徐是一个乖孩子，他对足球也不是特别着迷，但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走进教室，一眼就看到了足球，抬起一脚就踢了出去。他还跑了几步，就好像在球场上预跑，临门一脚。然后我们听到了咣当一声，玻璃黑板被踢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