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伴

李凤群，安徽无为人。2014年旅美。旅美期间，完成长篇小说《大望》《大野》《大风》等多部长篇，及中短篇小说《伙伴》《礼拜二午睡时刻》等。曾获第三、第四届紫金山文学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安徽省首届鲁彦周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安徽省第二届小说新星奖，第五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南方文学盛典二〇二〇年度小说家提名奖。

1

耀祖关在苏南一个看守所已经有一年多了。十二月的南方已经很冷了。尤其是昨天突如其来的那一场雪。雪花柔软细小、无声无息，但很快铺天盖地，把整个世界全部包裹进去。树梢、屋顶、马路、草地，工人们的清洁桶和睫毛上全都挂着冷冰冰的雪。看守所应该比家里更冷。南方没有暖气，虽然许多人家也不舍得整日开着空调，人们还是有各种办法抵御严寒，然而，看守所就不一样了。我想到看守所的时候就想到冰冷的石墙和铁栅栏。我想到关在那里的人一定在瑟瑟发抖。许多电影里都有这样的镜头。我曾经参观过一所女子监狱。从表面上看，高墙大院，跟普通的工厂没什么区别，可是进门的时候，没有指令，那些门根本打不开;而且最外层的门又高又重，拉开的时候故意发出刺耳的声音;进了大门，从逼仄的走道拐几道弯，之后，要站在两扇厚重的铁门跟前等很久。陪同人员为了缓解客人的压抑，会向你解释这个程序为什么这么复杂。傻瓜也心知肚明。进去之后，供参观的犯人宿舍都非常整洁，没有一样尖锐的东西;车间也跟普通服装厂没有区别。普通服装厂有男有女，但这里，只有清一色的女人。我注意过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坐在缝纫机前。在我们参观的十来分钟里，她的眼皮一次都没有抬。她让我想起上学时最漂亮的女同学，公司里最受欢迎的女同事以及电影里的女主角。她的冷漠而年轻的脸让我十分好奇，我盯了很久，但没有机会跟她说话。

如果没有这个消息，耀祖将从我的日常中被忽略，到了逢年过节思乡心切的时候，他会屹立不倒。但现在，耀祖令我回想起见过的那座监狱，想起缝纫车间里高高的玻璃窗口闪烁着冷酷无情的光芒，想起记忆存贮的各种真真假假的监狱画面，当初的好奇心荡然无存，留下来的是深重的苦涩的滋味。每天早上，我起床后就感到苦涩，每晚入睡前，我仍然被苦涩的感觉包裹着。然而，我一点儿侥幸心都没有，没有像正常人那样问一句，是真的吗？会不会是一场误会？我的内心丝毫没有替耀祖辩解的意思。盗窃、抢劫、打人都是有罪的。耀祖有罪这件事渐渐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顽固，无可挪动。后来，我明白了，耀祖的人生，无论经过多少流转，不过是从前那个世界的延伸，跟想象的一样糟。从很小的时候起，他的脸上就明明白白地写着那些信息——我因为年纪小，因而无从表达，但我隐隐有预感，关于耀祖，关于耀祖的命运，早有定局。

我无法称耀祖为朋友——如果一个人你二十年里只见过三次面，说话没超过十句，也许不能将之称为朋友。他也不是我的前男友、不是亲戚，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他是我的童年伙伴。他的父亲也是我父亲的童年伙伴。我们两家比邻而居差不多七十年了。我们同一年出生，一同在那个小孤岛上长大。十五岁起，我们去不同的地方上高中，之后只有逢年过节才见面。又过了几年，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城市讨生活，见面的次数变成三五年一次。算是兄妹也是可以的，但我们到底不是兄妹，如果是兄妹，我得到他进监狱的消息，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想办法，而不是仅仅缩在这里掉眼泪。但是真切的眼泪提醒我，耀祖，比我以为的对我还要重要，以至于我束手无策，如困兽在屋中团团打转。

2

耀祖被抓进去的当天晚上，我试着联系儿子。就今天而言，我的脑子里只有两个人：耀祖和儿子。我儿子对我的家乡非常生疏，不像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去外婆家一住就是整个夏天，现在的孩子生命金贵，时间也金贵，适应不了农村的酷暑和苦寒。他一岁那年春节，我带他回乡下过年，正月格外寒冷，冰锥子挂在屋檐上，到娘家头一天，怕他冻着，我们把他裹得像粽子，他很不自在，嗷嗷直叫唤，谁哄都不行，直到耀祖抱着的时候才停止哭闹。这是他和耀祖的第一次见面，他整整纠缠了耀祖一个下午。我们围坐在桌边打麻将，耀祖带着儿子东跑西荡。这就是耀祖，沉默无言，值得信赖，吃得了亏。到了晚上，孩子适应了江边的气候，也适应了耀祖，发出咯咯咯的欢笑声。之后我数次带他回乡，他仍然谁也不亲近，唯有见到耀祖，却能大大方方地走到他跟前，喊他“舅舅”，甚至他长大之后，只要提到外婆家，童年和妈妈的好朋友，我儿子总是说，妈，那个耀祖舅舅……

如今，耀祖身陷囹圄，我的儿子远在异国，我已年过四十，我以为一切翻天覆地，可是令我牵挂、折磨我的还是这仅有的几个人，我的内心无比苦涩。冷战了五天之后，我在微信上留言问儿子A-level的考试成绩出来没有。其实这只是个借口，我并不期望他的成绩突然好到天上去，我只是希望这种冷战有理由结束，并且不是以我的道歉——要是道歉的话，冷战结束就容易得多。但道歉是个坏的开始，即使道歉，也应该由他向我道歉。无论如何，我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在养育他，我在挣钱供他读书，奋斗了半辈子，现在还租住着别人的一居室呢。我甚至也没有继续沟通的欲望，因为我不管说什么，他都会顶回来。有时候搞得我灰头土脑，都不知道手往哪里摆。我一片忙乱，脑子就不转了。等我理顺了，又想争执点什么的时候，人家发来语音说，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我改变不了你，你也改变不了我，不如暂时什么也不要说了。

总之，我已经五天没有跟他联系了。但我知道他的动态。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两块可颂面包，喝了一杯牛奶;我还知道他今天凌晨一点还在跟别人语音通话。他的笑声通过他在英国监护人的手机传送给我，使我的心里既酸楚又欣喜。

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他了。上一个暑假因为疫情他没有回来，我去英国的签证也过期了。回想他的模样，我的儿子最让我倾心的地方，就是他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这种淡定和稳重，我以为是一种教养，也像是一种基因突变。我跟他父亲，我们这代人，这个家族里都没有这东西。我第一次发现他如此与众不同是在伦敦的街头。那是我第一次去英国，我们在街头走了很久。经过一条小巷时，天已经黑了，行人稀少，路灯昏暗，我很紧张，担心迷路，担心遇到电影里的黑帮火拼，担心招停的出租车司机会抢劫我们。

不会的，妈妈。他说，有我呢，你什么也不用担心。说完不疾不徐地往前走。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也没有那么笃定，对这个地区也很陌生，四周没有参照物，但是，他没让我看出他一筹莫展。他的脚步不紧不慢，一直到灯火通明的地铁站，脸上才露出喜色，呼出一口气。

但这只是他在人前的样子，进了屋，安顿好，他一声不吭地走进自己的房间。房门很快锁起来。说我们母子零交流，完全不是夸张;说他恨我，更是空穴来风。现在，我多想跟他说说耀祖的遭遇，可是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3

在耀祖被抓进去的前一个月，我才见过他。在我小时候长大的村子，正月初三，到处都有疫情的坏消息，我们已经准备马上动身回城里去，以免道路被封。突然，我看到一辆红色的旧奔驰停在我们两家房子的过道上。我听到耀祖的屋子里有孩子的声音。还能是谁？直觉告诉我是耀祖带老婆孩子回来了。我朝着他的大门口喊了起来，像我小时候经常做的那样。长大了之后我们不会大喊大叫，但是回到村子里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放大音量说话。耀祖从门里走了出来。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经七八年了。但是他认出了我，我从来没有怀疑他认出我。他叫了一声我的小名，然后就那样看着我。他老得有点狠，头顶已经秃了。一个小男孩站在身边，我知道是他的儿子，但是外人肯定会说这像他的孙子。我相信我在他眼里同样老了，但我们都觉得那不是个事。他问我说，你一个人回来的吗？你的孩子呢？

他在国外上学呢，这是你儿子吧？我假装才刚刚发现这一点。

是啊是啊，五岁。小瑞都出国了吧？他的口气里有着掩饰不住的羡慕，以及更加复杂的情绪。他说话的时候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我。我装着没听出异样，轻描淡写地说，小瑞成绩不好，在国内上不了好高中。

可是那要好多钱。他还是直愣愣地看着我。他小时候就喜欢那样直愣愣地看人。我假装看不见那辆奔驰旧得跟什么似的，反而提高嗓音很惊喜似的说，你买车了呀？

是啊，耀祖买车了。耀祖妈妈正等着我提起车的事呢。她喜滋滋地责备说，人家十年前就买车了，耀祖到现在才买车，还这么旧。

什么时候都不晚，我说，反正都有车了。

以后回来方便了。他妈妈说，他妈妈真的欢喜，去年她还在责备他没有开车回来，如今，因为车，似乎和城市、和儿子的距离更近了，她的面色很舒展。耀祖没有说话。

耀祖的儿子在叫爸爸，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家，毕竟门外太冷了，我们都只穿着件毛衣。

但是，等我吃过饭站到门口，门口那辆破旧的奔驰车不见了，耀祖也不见了。

临时有事，老板让他马上回去。他妈妈告诉邻居们，一并也告诉我。他过几天还回来，他的老婆儿子还在这儿呢。

耀祖母亲脸上的光还在。光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昨天她脸上还没有这种光，前天，以及之前的许多天，我们大家过年相见打招呼的时候，都没有，但是，在耀祖回来的这半个钟头，光来到她脸上。她已经很老了，七十七八岁，但她脸上的光让她神采奕奕，看上去精力旺盛。

直到我离开的时候耀祖也没有回来。他的五岁的儿子独自看着江面，他的脸上隐隐约约有一种耀祖小时候的模样，如果不算冒犯的话，就是那种傻呵呵、直愣愣的神情。这个东西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了。

4

关于耀祖妈妈脸上的光，我一路都在回味。我本人，并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时刻，作为家里的长女，我的成长是无波无澜的，没有创造过什么奇迹，也没有遭遇过重大挫折。我不记得妈妈因为我而充满了光，并且，我也没有从儿子身上感受到什么光荣的时刻。承认这一点很难为情，但并不妨碍我相信，即使一百岁的人，也渴望看到妈妈脸上的光以及为儿女而感到光荣。

我儿子长到十八岁，我只有在他出生后前七年享受了一个做母亲的快乐，后来十多年，基本上就是不愉快和烦心事居多了。不，这里面还有许多快乐的东西，但那些东西藏得很深，被其他东西覆盖了。

在他七岁之前，我相信我们都是真正快乐的。那时，我的想法开放，不拘泥于那些粗糙的成功学经验，信奉快乐高于一切，希望儿子在自然中锤炼出坚强的性格，我还希望他有爱的能力，懂得给予、分享，总之，我有自己的一套。我把房子买在近郊，虽然上班有点不方便，但近郊有更多的绿化、科技馆和露天公园。别的孩子小小年纪去学钢琴、跆拳道，我则教我儿子快乐和玩耍。他每天骑脚踏车在公园里快乐游戏，并且结识了一个叫陈逸的童年玩伴。陈逸的父母在教育方面与我们不谋而合，大人小孩都非常投缘。我们两家都没有刻意选择重点小学，两个孩子同一年上了小区附近的一所普通学校。

一进小学，王嘉瑞就显示出跟别人的差距。他成绩不佳，显然不属于那种有着惊人记忆力和学习兴趣的孩子，但这没有引起我特别大的警惕。有一次，我看到儿子考了83分的试卷右上角画了一个圆，里面是一个“40”。这是什么？我问儿子。

这是我的学号。儿子声音响亮地回答我。

但是，下一张考了79分的试卷上赫然画了一个“44”。你的学号会变吗？

不会呀。儿子歪着头打量着试卷。我意识到这不是学号，可能是排名。班上总共45个学生，这意味着我儿子的成绩是全班垫底。我有一种隐隐的不安。

第二天下午放学，我试着走到教室门口接孩子，主动和他的语文老师聊了几句。她证实了我的猜测：那的确是排名而不是学号。她很高兴我终于来找她谈话了。她告诉我，别的孩子都在上小学之前完成了拼音和百位数之内的加减，王嘉瑞这方面基础的确很差。但是，她接着说，可以通过周末上补习班的形式让他追赶上学校的进度。

他不是笨，他只是基础差，只要家长用点心就可以了。

见我一副不是特别在意的样子，老师面露不悦：高考制度摆在这里，成功或者失败，一目了然。上重点中学，成为一个有用的、体面的、成功的人，表面上成年才能决定，事实上决定因素在起步线上，在小学、在每一天、在家长的观念里。她说得很有哲学意味。这是一位三十五六岁的年轻老师，她的脸上写满了世故和阅历。她的神情里有一种“非此不可”“别无选择”的意思。她脸上还有另一层意思：你，和你的孩子已经滑在了某种危险的边缘。我一阵心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