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那从未被吸取的教训（一）

如何解释大萧条？这是伯南克眼中宏观经济学的圣杯。

传统的解释框架将大萧条归因于胡佛总统的自由放任。

明斯基指出金融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来源于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信用创造机构和贷款人的内在特性，金融机构的逐利行为是现代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根源。部分学者将这种脆弱性与监管的失位联系起来，认为这是金融危机发生和发展的根源，而伯南克等人则深入分析金融危机与金融机构信用中介作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导致大萧条后半程持续深化的主要原因。此外，美国主要产品价格出现回落、失业问题、信心的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都成为解释大萧条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共同点在于，普遍认为胡佛政府在执政期间的不作为，对危机的反应迟钝，以及内里对自由放任的信仰，是导致大萧条成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长期、深度灾难的重要原因。

默里·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当中却提出了令很多读者（包括我）感到十分惊诧的观点：胡佛是罗斯福新政的先驱，他推行了几乎所有后来被归于罗斯福功绩的政策，唯一的不同是罗斯福的公共宣传更加成功。

从其表象来看，本书最重要的洞见，和奥地利学派一以贯之的观点是对凯恩斯主义、对政府干预的批判；这种批判立论的基础便是批驳对大萧条起因的解释和对大萧条之后政策应对的批评。这种批判既构成了对解释大萧条的各种理论的辨析，也形成了对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思考，即如何看待统计学的研究方式和思辨的价值。

在《美国大萧条》一书中，罗斯巴德对大萧条的解释如下：上世纪20年代，美联储对货币和银行体系信贷总量的控制导致了储蓄和投资不平衡；30年代，财政政策和对工资的干预性政策阻碍了微观的相对价格和工资调整，影响了资源和劳动的再分配。

本书的前半部分从理论和批判入手，建立了思考的框架，后半部分则以年为单位叙述信贷扩张和干预性政策的恶果如何一步一步地制造了大萧条。后半部分更容易阅读，然而前半部分描述的事实，特别是20年代美联储、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和引导信贷扩张的策略，才是大萧条真正的原因。

本书末尾，罗斯巴德将读者的思绪引申到奥地利学派最深层次的恐惧——对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恐惧，以及对危及财产权的政府力量的恐惧。这本书既是对解释美国大萧条的经济学的努力，也是奥地利学派最重要的思想总结和文献之一。

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经济学家们从未真正理解的，也是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们从未吸取的来自于胡佛的真正教训。

正如作者所称，“我们要揭示的是，政府干预是如何造成20世纪20年代那场并不健康的繁荣，胡佛的全新方式是如何通过大量的干预手段使美国大萧条加剧的。经过漫长的时间，我们终于明白：大萧条的错误并不在于自由市场经济，而应当归咎于政客、官僚和那些‘先进’的经济学家。而且，对过去和将来发生的任何一次萧条来说，情况都一样。”

大萧条的根源：政府为发展经济推动的货币和信贷扩张

罗斯巴德在书中把大萧条指向了过度扩张的货币和信贷，然而他指出，这种过度扩张的根源不是自由放任，而是政府行为和力量。

他总结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同时比较了主流的三种货币与周期理论：欧文·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凯恩斯理论和熊彼特的市场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周期论，以奥地利学派的框架对多种商业周期理论加以辨析，无疑他对信贷周期及其影响的解释是非常深刻的。此外，他还介绍了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投资不足/银行学派等多种解释大萧条的理论，并一一加以批判。

大萧条的根源不在1929年

罗斯巴德在花了许多笔墨分析和刻画胡佛总统，以及20年代柯立芝繁荣当中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纽约储备银行的关键人物，他们登上权力宝座的脚步，深刻的影响了他们面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化时的抉择，从而影响了美国和全球经济走向1929年大萧条的过程，进而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人类。

首先是赫伯特·胡佛，这位被看作是自由放任导致大萧条的魁首，然而20年代美国政府一直在计划、干预、安排、刺激经济，胡佛正是作为“一战”中的经济官员起家的，他是天生的计划者、干涉者、安排者和激励者。

胡佛登上政治舞台的关键时期是1921年经济危机期间，1920年代初期，胡佛的干预主义政策和信念逐步形成。对他来说，1921年的经济危机是一次测试，表面上的自由放任政策与内里的强制“自愿”，使胡佛坚定了遭遇1929年经济危机时的干预政策。

胡佛在1920-1921年的动作有：首先集中精力于失业问题，包括总统关于失业问题的协商会议，也曾有经济学家提出联邦劳动储备委员会，一系列会议形成了干预主义的共识；其次，刺激住宅建设，促使银行为出口提供资金，并形成了对萧条的干预的先例；第三，建立三家政府研究机构，研究成果包括《公共事业的计划和管理》《商业周期和失业》等，并与美国劳工立法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Labor Legislation， AALL）等机构有效互动；第四，在立法领域提交凯尼恩提案（解决失业问题，以及公共建设稳定计划，未通过）、齐尔曼提案（未通过）；最后，以商业周期和失业问题的报告提交国会，成为1929年大萧条当中公共建设计划的依据。

以稳定物价、保障就业和工资率、抑制萧条为目标，以公共建设和货币性通货膨胀为手段，这是胡佛干预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共同本质。罗斯巴德用大量事实来说明，胡佛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假象，如果商人不能按照政府意愿行事，接踵而来的将是强制性的管制。

直到1929年，国家经济研究局和胡佛领导的经济变动委员会都没有发现萧条即将到来。胡佛致力于利用“科学”的武器，将商业周期置于政府管理之下，这包括20年代以商务部名义帮助各行业协会建立的规范，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支持下，以“减少不公平贸易”为理由对竞争的阻碍。胡佛试图以政治原则、统计和经济学来管理商业周期。

另一位关键人物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他在政策制定、执行，以及与英格兰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的合作和博弈中都居于中心地位，超过了当时刚刚成立10余年的美联储的任何一位官员。纽约储备银行是20年代通货膨胀和低利率信贷的主要策划者，而不是美联储，特别是在汇票上面，纽约储备银行购买国外票据以支持别国货币并阻止黄金流入，这些外国商业汇票被按比例分配给其他储备银行。

整个1930年代，纽约联储在国际金融市场仍然扮演着美国中央银行的角色，包括与其他央行的磋商，向外国提供贷款，以及加入国际清算银行（BIS）等。

如果以1920年代对比1980年代，里根的新自由主义同样是伪装在削减税收旗号下的MMT（巨额赤字没有改善），美联储遭到政治压力时总会选择将债务货币化，而其隐秘结果之一是政府开支挤占私营投资的空间并耗尽私人储蓄。在干预劳动力市场上，政府也总是表现得过于积极。

对大萧条成因的总结和批判

奥地利学派认为，20年代的持续信贷扩张导致的过度繁荣必然导致衰退，而从胡佛延续到罗斯福的干预政策则延长和深化了危机，政府本应顺应市场调整来迅速解决危机。

在奥地利学派的基本假设中，时间偏好决定消费还是投资（现在花钱还是将来花钱），货币效用决定持有现金的余额。在这个意义上储蓄和投资确实是一回事，储蓄既是以现金形式实现的投资，也是在为未来的投资准备资金（而不是为了未来的消费）。

现金余额增加意味着货币需求增加，因此也就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罗斯巴德认为货币价值增加（通货紧缩）会导致实际现金余额的增加而不涉及任何分配，因此不会加剧萧条。

奥地利学派不承认流动性陷阱，他们认为流动性偏好不会影响利率，因为流动性偏好是短暂的，是即期的，不会影响长期的时间偏好，而时间偏好决定利率。因此萧条时期私人囤积的现金，不过是等待资本品价格下调，利润率上升从而重获投资机会的“投机性”的投资资金。

奥地利学派通过思辨的方法，将萧条和危机的原因指向了1920年代的繁荣和信贷扩张，这是本书的核心理念。

后世基于数据和统计的分析结论是，股市下跌和恐慌是大萧条的导火索，然而罗斯巴德认为，股灾对于大萧条来说只是一种表象，虽然1929年半个月间（10.24-11.13）股市从452点下跌到224点，但这其实是1928年12月的股票指数位置（245点）。股票崩盘是触发了潜藏的经济危机，而不是导致了危机。

对大萧条的解释中，被广泛接受的是凯恩斯主义给出的自由市场导致了总需求不足，和货币主义者提出的1929年的紧缩政策导致金融体系崩溃。

再看罗斯巴德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奥地利学派与凯恩斯主义争斗了半个世纪，罗斯巴德把凯恩斯主义总结为“货币幻觉”，政府在凯恩斯的框架下，总是把维持名义工资水平作为主要的目标，但忽略了通货膨胀带来的实际工资下降。

在书中，罗斯巴德引用了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批判：简单假定零利润就足以维持资本；忽略生产各级领域，忽视各级生产领域的价格差异就是利息产生的原因；认为资本结构的更替是理所当然的；忽视资本价值的变化，忽视企业家与资本家各自的特点；没有认识到商人面临的问题，不是投资于生产消费品还是资本品，而是投资的资本品是否会在或远或近的将来产出消费品。

凯恩斯主义要求政府开支支撑总需求，其核心指向的是维持就业，甚至提出平分就业机会来减少失业人口总数。罗斯巴德考虑的是，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总额才是真正的成本，因此工资率（工资总收入/工作总小时数）下降或者说单位小时工资下降有利于提升就业率。

资本品的生产不需要什么别的花费，而只需要工资、地租和利息，罗斯巴德把资本品所需的主要成本归结于这三项，例如石油开采的主要成本就是地租。在此框架下，劳动和土地是主要的竞争对手，工资率下降会导致经营者购买劳动替代土地，因为劳动比土地更有吸引力。因此劳动总需求会上升，劳动因工资率下降而更具弹性。

在罗斯巴德看来，解决大萧条的首要任务就是实际工资率的下降，在这一点上，奥地利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可以说是不共戴天。

还有其他对萧条的错误解释。

比如生产过剩理论，认为生产能力超出需求，或者没有足够的货币来实现消费。奥地利学派则认为是商人用过高的价格买入了生产成本，出现了成本和售价的倒挂，信贷扩张导致成本高于售价的不当投资，特别是对资本品的投资。

消费不足理论，认为不公平的分配导致富人累积财富而无法消费同样比例，储蓄增加同样影响消费。奥地利学派则认为，储蓄增加是由于资本追加投资以维持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大的维持和重置生产结构所需的资金需求。

奥地利学派对通货膨胀的看法，特别是实际工资率的看法是，信贷和货币扩张导致的通货膨胀事实上阻止了价格水平下跌，最终货币工资无法跑赢消费品通胀，导致了商业周期和灾难。真正的经济灾难总是发生在资本品行业的。发生在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此起彼伏是自然的，能够同时扩张消费和投资的只有信贷的扩张。利率信号诱使企业家犯下一连串的错误。

投资不足理论，认为繁荣期与投资机会充足相关，投资机会不足导致了萧条。投资机会与人口、资源、技术创新相关。然而投资总是无法满足现有技术组合所需的最大金额，因而技术并不是投资的上限；后进国家可以学习技术，但现在他们内部投资的储蓄不足，也是短期见效的投资会挤占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投资机会永远存在，而且只受制于时间偏好和可获得的储蓄。

熊彼特商业周期，认为创新成系列地发生于一些特定行业，造就了繁荣的产生，在平衡时利率是零，正利率意味着正收益。熊彼特的创新既有偶然性又有周期性。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通过创造新的机构来实现创新。

性质信贷-银行学派，认为信贷扩张进入错误的领域导致投机和通货膨胀，自偿性的短期信贷从实际商品销售中获得还款来源，不会引起通货膨胀。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大通银行的本杰明·安德森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帕克·威利斯，他们的学说可能可以看作是明斯基的先辈。银行学派的问题在于，即使是“好的”信贷，产生的货币一样会渗透于整个经济当中，控制信贷扩张的是利率，而不是用途。股票是资本的价格，因而总是在繁荣中随着资本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消费者分期贷款是面向消费者的贷款，只要不违规流入股市房市，就不会引起资本品的通货膨胀。

贪婪与恐惧的心理作用，罗斯巴德争辩道，企业家总是可以根据掌握的信息做出理性预测而不是被心理左右，导致企业家犯下一连串错误的原因是，市场的客观事实被扭曲了，这种扭曲反映在信贷和利率中。

罗斯巴德虽然以大量篇幅描绘了1929年至1932年危机与萧条全程的全景图，但本书的核心理念在于，政府推动的信贷扩张是萧条的根本原因，其他一切的因素和解释在政府推动货币发行面前都黯然失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