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息差长期整体下行

2022年一季度，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首次跌至2%以下的区间，数据显示，一季度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为1.97%，首次跌至2%以下。

从2010年银保监会开始披露商业银行净息差的数据来看，截至2021年年末数据整体区间位于2.03%-2.77%，分别位于2017年一季度以及2012年三季度。2022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环比下降10BP至1.97%，向下突破2%创历史新低水平，四季度进一步降至1.91%的低位。

从2010年以来商业银行的息差趋势来看，主要有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10年-2012年三季度，息差上行（2.5%-2.77%）：继2008年五次降息之后，央行从2010年10月开启加息周期，直至2011年7月五次操作共加息100BP至6.56%的利率基准，后续资产负债表重定价充分完成后，2012年三季度息差升至2010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水平2.77%。

第二个阶段：2012年三季度-2017年一季度，息差下行（2.77%-2.03%）：2012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央行于2012年6月开启降息周期直至2015年，依次是2012年两次、2014年一次、2015年五次，共120BP，至2015年10月贷款基准利率为4.35%。

此外，这一阶段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展明显，央行依次在2013年7月和2015年10月宣布分别取消贷款和存款利率限制，并于2013年10月25日启动LPR集中报价的正式运行，之后LPR取代贷款基准利率作为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基准。该阶段商业银行的净息差持续下降，特别是2015年的五次降息花费商业银行一年多的时间完成利率的重定价，至2017年一季度行业净息差降至2.03%的阶段历史低位。

第三个阶段：2017年一季度-2019年四季度，息差上行（2.03%-2.2%）：央行于2016 年年初起将之前的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下称 MPA）。虽然该阶段基准利率保持不变，但央行和监管机构开启金融降杠杆操作，持续提升政策利率（2017年以来连续两次提升MLF、逆回购等政策利率水平），市场流动性总量偏紧、市场利率明显提升，同时MPA考核的影响下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持续上行，新发生加权一般贷款利率从2017年一季度开始提升，至2019年三季度提升了33BP，拉动该阶段商业银行的息差共提升17BP。

第四个阶段：2019年四季度至今，息差下行（2.2%-1.91%）：2019年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LPR报价从2019年8月开始下调，到2020年4月降至3.85%，后因疫情的加剧 2021年年底又继续下调，截至目前该阶段LPR调降66BP，商业银行净息差下降29BP。从具体节奏上看又分为两个阶段，2019年四季度至2020年4月，LPR降46BP，银行息差下降11BP；但2020年4月至2020年年末LPR下降20BP，而银行息差下降18BP，降幅更大；其中2020年4月至2021年11月，LPR报价保持不变，新发生一般贷款利率最多下行6BP。

由此可见，2010年以来息差的变动呈现出两个特点：首先，跟随基准利率同步变动，且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后传导更加通畅和及时，表现在2016年以来在金融降杠杆推进贷款比例提升以及推出MPA考核下，基准利率的传导机制和效率明显提升；其次，基准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定价引导以及市场流动性对商业银行新发生贷款等资产的利率有很大的影响，但只影响新发生资产，存量资产重定价规模不大，整体的影响相对不大。

银行息差分化明显

根据华西证券的分析，2017年以来，虽然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息差都震荡下行，但行业内分化非常明显，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国有大行净息差基本保持稳定，区间为1.9%-2.14%，上下限变动仅为24BP，低于行业29BP的区间变动幅度，但整体水平一直低于行业。2022年四季度的净息差为1.9%，略低于行业1BP，回到2017年一季度的水平且创新低。

第二，2018年以来，股份制银行净息差整体向上提升，区间为1.76%-2.2%，最低点为2018年一季度，最高点为2021年一季度；2018年开始伴随零售业务转型，息差开启上行趋势，从明显低于行业水平、处于行业内最低，到2020年升至行业水平。2022年四季度略降至1.99%，仍处于各类别银行第二位，比第一位的农商行低11BP。

第三，城商行净息差整体下行，区间为1.67%-2.11%，2022年四季度是区间最低点，最高点在2019年三季度，区间内降幅44BP。相比同业，城商行净息差持续低于行业，且 2019年一季度被股份制银行超过后一直处于行业最低水平。2019年开始被股份制银行反超，这主要是金融降杠杆环境下本身的负债结构致负债成本上升、以及资产端零售转型较慢的综合因素影响。

第四，农商行净息差仍保持行业最高但大幅下降，区间值为2.056%-3.02%，分别是2022年三季度和2018年四季度的水平，整体下降幅度接近100BP。横向来看，农商行净息差持续高于行业，但差距明显缩小，2022年四季度仅高于行业19BP。

从2015年开始，上市银行中首次出现净息差低于2%的银行，为江苏银行；之后42家上市银行中（有数据披露的），2016年有11家净息差低于2%，包括5家城商行、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各2家；净息差最低的是江苏银行（为1.7%）。此后2017年、2018年息差低于2%的银行数量增多，期间最低水平为上海银行的1.25%；2019年、2020年开始减少，但2022年又回升至16家，最低水平为交通银行的1.48%。

行业息差持续回落的原因主要是降息周期下生息资产收益率持续下行，以及存款利率市场化进展相对较慢，净息差的影响因素既有宏观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也取决于银行自身战略和业务结构变化。2022年四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91%创历史新低，较之前高点下降近90BP。

从资产负债两端的利率水平来看，华西证券以38家上市银行期初期末生息资产余额均值粗略测算，2022年生息资产收益率为3.7%，较2014年的高点下降约1.2个百分点，而同阶段负债成本率下降0.5个百分点，虽然中间有统计口径调整的影响，单从趋势上来说，净息差下行受资产收益率波动拖累较多，而负债成本率体现出一定的刚性，具体又受到以下几个层面的因素影响：

首先是资产端收益率处于下行区间。伴随2015年以来整体经济的下行，GDP增速降档下，政策利率、贷款基准利率以及10年国债收益率等均趋势下行，降息周期银行整体生息资产的定价基准持续下调。

伴随利率定价传导机制改革持续畅通和深化，LPR的推出以及MPA考核等政策的落地，政策利率到信贷利率传导的有效性明显提升，贷款上浮的比例明显下降。特别是2020 年以来息差持续下行，主要是疫情爆发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监管以降低实体融资成本、刺激需求恢复为出发点，加强对商业银行信贷政策和利率定价政策的考核，银行生息资产收益率持续明显下降。

但在宏观利率下行的背景下，银行主动通过调整资产摆布以及贷款的结构对收益率形成支撑。一方面引导银行业务回归本源下，资产配置向贷款倾斜，上市银行生息资产中贷款占比整体由2011年50%左右提升至70%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面，伴随居民加杠杆和银行零售转型深化，贷款中个贷占比2011-2021年十年间提升约16个百分点。

其次是负债端成本率体现出一定的刚性。

负债结构基本平稳。上市银行存款/付息负债的比例2015年以来基本维持在75%左右。一方面，2013年以来金融脱媒、存款理财化趋势加剧存款外流，存款占比下行，但另一方面，在金融去杠杆、银行回归传统业务的趋势下，银行通过加大存款产品创新、交易场景建设促进存款留存，因此2015年以来银行负债结构相对稳定。

存款利率市场化进展相对较慢以及存款竞争激烈下成本易升难降。存款利率定价机制的调整晚于贷款利率市场化，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一直保持在1.5%的水平，加之受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同业揽储竞争、监管加强负债稳定性管理、以及理财产品分流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部分银行通过存款定价处于较高水平揽储，较难跟随市场整体资金面变化而下行。

从存款期限结构上，存款中有1/4左右为活期存款，本身定价低，对利率调控的敏感程度小，故在加息或降息周期中利率变动幅度有限。且伴随居民储蓄意愿近年来持续上行，存款定期化程度是不断加深的过程，也从结构上极大地制约存款成本的下行。2015年后存款基准利率未再调整，但2017年以来上市银行存款成本率上行。

业务和客群差异所致

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息差的走势出现分化，表观体现在资产收益率和负债成本率的分化，短期是对于市场利率走势敏感性的差异，长期是不同类型银行的业务模式、资产配置、客户结构、风险偏好、定价能力等方面差异的综合体现。

结合上市银行数据来看，2022年较2014年净息差降幅排序如下：农商行>城商行>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中小银行面临更大的息差收窄压力。

资产收益率降幅排序如下：农商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国有大行。

农商行生息资产收益率水平高，主要是聚焦在长尾特定客群，客户的金融服务密度低以及信用评估复杂，赋予小银行较高的资产风险溢价，尤其是上市农商行大部分位于江浙地区，受益于区域发展环境好、中小市场主体经营活跃，净息差整体高于其他类型银行。

但从整体趋势看，中小银行资产收益率大降、向行业平均水平回归，农商行降幅最高。一方面是2017年以来农商行和城商银行的贷款/生息资产的比例显著提升，降息周期下定价层面的下行压力更突出；另一方面贷款结构中高收益的信用卡、消费类等零售业务发展较慢，基本没有通过贷款结构调整对冲重定价压力影响的能力，相反，股份制银行从 2016年以来积极进行零售转型，加大信用卡和消费贷款的发放，整体的生息资产收益率从 2017年开始有一轮提升。

从业务和客户结构分析来看，中小银行在小微客群的市场份额明显下降。监管引导小微贷款增规模、降利率，从2015年提出“三个不低于”，到2018年“两增两控”的新目标，再到2019-2021政府工作报告对国有大行的小微增速提出量化要求下，大行以更积极的态势进入小微服务领域，在普惠小微贷款的市场份额由2019年年初的26.2%提升至2022 年年末的37.4%，在2021年一季度已经超过农村金融机构的份额。

虽然农村金融机构小微贷款规模仍能保持15%以上的增速，但国有大行凭借资金成本优势，超越了中小银行的定价优势。2022年，六大行新发普惠小微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4.03%，交行平均利率最低为3.75%，明显低于同期银行业同类贷款平均水平。

负债成本率降幅排序如下：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国有大行。

国有大行和农商行负债成本降幅最小，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降幅较大，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从整体负债结构来看，国有大行和农商行负债端中低成本的存款占比高，而且整体负债的稳定性高，叠加成本刚性较强，所以成本的波动性低，降幅就相对有限。相比之下，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负债结构中存款占比较低，高成本的主动负债占比较高，导致整体负债成本率较高，波动幅度较大。

另一方面，从不同类型银行的规模、业务种类、牌照资源和客群结构来看，在揽储上国有大行有网点和账户结算优势，小银行网点和规模品牌上处于弱势，存款竞争压力大，且存款定价能力相对薄弱，部分银行出于稳定存款的目的，将各期限存款利率上浮到顶，有一定的刚性，降负债成本的难度更高。股份制银行整体大负债管理的能力比较强，综合营销能力强，表外业务可以承接一些表内高成本的居民存款，另外在企业的活期存款上营销和管理能力相对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