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拨备促宽信用落地

4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针对当前形势变化，鼓励拨备水平较高的大型银行有序降低拨备覆盖率。回顾历史也曾出现两次政策要求降低拨备覆盖率的情形，分别为2018年3月和2020年5月，两次政策均旨在加大银行不良处置力度和加大银行信贷的投放。

2018年3月，银监会下发了《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明确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50%调整为120%-150%，贷款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为1.5%-2.5%。

2020年5月，银保监会印发《关于阶段性调整中小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对中小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进行阶段性调整。相关机构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20%-150%调整为100%-130%，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1.5%-2.5%调整为1.5%-2%。

本次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大型银行，从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来看，2021年大型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239.22%，离监管的拨备覆盖率要求仍有较大空间。本次针对大型银行降低拨备覆盖率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能够引导大型商业银行进行利润释放。过去银行通常超额计提拨备，虽然增强了银行的风险抵补能力，但是也导致呈现出拨备覆盖率提升，利润增速受到侵蚀的局面。本次鼓励拨备水平较高的大型银行有序降低拨备覆盖率，能够引导大型商业银行利润释放，在保证财政分红收入的同时也保证了银行内生资本的补充。

另一方面能引导大型商业银行加大不良处置力度和提高贷款风险容忍度。通常大型银行风险偏好较低，本次鼓励拨备水平较高的大型银行有序降低拨备覆盖率意味着对不良贷款的容忍度上升，将有利于大行风险偏好的下沉，鼓励大型银行加大对受疫情严重影响行业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支持力度。

寻求宽信用增量

中银证券则从银行的视角出发，试图揭示降准、拨备覆盖率和存款成本政策影响的逻辑。近期多个稳增长政策和举措持续推出，降准和调降存款利率上限，意在通过缓解银行存款压力，降 低综合融资成本，拨备覆盖率回归合理水平，主要意在宽信用“增量”。在疫情的冲击下，稳增长力度持续强化，金融支持和让利实体经济政策力度也在强化，但金融机构让利空间已经有限。叠加现阶段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凸显，金融稳定重要性大幅提升的背景下，金融支持实体相关政策力度提升，主要是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和促进宽信用政策的落地。在货币信贷环境已经为稳增长其他需求政策创造良好的货币信贷环境的背景下，后续政策效力传导或有加速。

降准和调整存款利率，意在通过缓解银行存款压力，降低综合融资成本。总体而言，本次降准对银行业经营整体偏利好。现阶段银行的资产方收益，特别是在持续的让利实体政策下，贷款定价已经受到较强的压制，在目前的负债成本下，非降息及行政命令已经难 有进一步压降空间。同时央行亦明确当前流动性已处于合理充裕水平，降准更重要的意义或在改善存款派生，改善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负债结构和存款成本，促进银行更好的支持实体，更多的是疏通传导路径，促进稳增长，整体对银行偏利好。

法定存款准备金工具使用有一定的空间限制，本次更多支持中小区域银行。本次下调幅度略低于市场预期，下调后法定准备金率8.1%，区域中小银行更低，在该水平下法定准备金率工具下调空间是有限度的。本次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2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同时对没有跨省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准备金率高于 5%的农商行，再额外多降0.25个百分点。非跨省经营城商行和农商行受益更多，这也是针对中小银行更需要支持的群体。此前公布的央行金融机构评级中，城商行最好和最弱级别机构占比均下降，中间占比上升，1-5级和8-11级机构占比为67%、10%，占比分别下降5 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6-7级上升7个百分点。

上市银行中，青岛银行、苏州银行、兰州银行、西安银行和农商行受益略多，存款占比高的有银行受益略多。42家上市银行中，非跨区经营的城商行主要有青岛银行、苏州银行、兰州银行、西安银行等，这些银行和农商行年报或半年报公布的法定准备金和法定准备金与存款比例看，并未执行5%的法定准备金，这些银行或可以降准0.5%，利好更多。中银证券通过简单静态测算发现，对于执行0.25%档降准幅度的银行，2022年业绩增速的提升在0.3%到0.1%之间，邮储银行提升最大。对于执行0.5%档降准幅度的银行，提升在 0.4%-0.7%之间。存款占比较高的银行影响更大（由于我们采用2021年资产收益率，2022 年资产方收益率或下降，实际影响可能略小于我们的测算，但这个对测算影响很小）。

根据媒体报道，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召开会议，鼓励中小银行存款利率浮动上限下调，并给于MPA 奖励，意在鼓励经营情况更好的银行增加信贷投放。鼓励中小银行存款上限下调，需要同时保证其相对中大型银行存款的相对价格仍有竞争性，中小银行整体产品和服务相对中大银行偏弱，更多通过价格竞争，本次非强制而是鼓励，或意在通过对能实现上限压降的中小银行的MPA奖励，提升信贷投放支持实体经济，即鼓励经营情况更好负债更稳定银行提升投放。同时，这些银行上限的下调也会使得市场存款成本竞争缓解，压力更大的中小银行边际压力有所缓解。

另一方面，拨备覆盖率回归合理水平，主要意在宽信用“增量”。根据银保监会的表述，“鼓励拨备较高的大型银行及其他优质上市银行将实际拨备覆盖率逐步回归合理水平”，拨备覆盖率压降反哺利润，此前让利实体的主要方式为进一步促进降价减费，在同等利润水平下，银行让利的空间提升，而这种方式会削弱银行风险防御能力。现阶段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凸显，在金融稳定重要性大幅提升的背景下，这应该不是政策的主要目的。

表：降低拨备释放流动性测算（单位：万亿元）

中银证券认为，当前压降拨备覆盖率更可能的方式是通过减少拨备，反哺盈利，提升核心一级资本的水平，目前较高的拨备覆盖率中超额部分可以记为超额拨备，支撑二级资本，通过拨备压降，可以使得拨备转化为盈利，促进净资产增长，提升核心一级资本，从而提升这些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进一步形成宽信用的支撑，这样既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保证了银行的风险防御能力。

参考2021年三季度数据，上市银行中，拨备覆盖率水平排名前十位的银行为：杭州银行、常熟银行、宁波银行、沪农商行、无锡银行、张家港行、招商银行、邮储银行、苏州银行、南京银行，这些银行拨备覆盖率在560%到395%之间，存在较大的拨备压降空间。从2022年前三个月的信贷数据来看，宽信用和降成本需要真正促成信用派生和降成本扩面，货币信贷端政策作用需要通过实际投资和消费需求提升来发挥作用。

拓展银行让利来源

根据银监会2011年发布的《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第七条，商业银行“贷款拨备率基本标准为2.5%，拨备覆盖率基本标准为150%。该两项标准中的较高者为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管标准”。之后，2018年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规定，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50%调整为120%-150%，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为1.5%-2.5%”。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大型商业银行平均拨备覆盖率达到239.22%，高于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大型银行拨备覆盖率普遍大幅高于监管指标;其中，国有大行中邮储银行拨备覆盖率最高，达到418.61%。在拨备覆盖率远高于监管水平的背景下，降低拨备带来的风险处于可控水平。

降低拨备有助于释放经营利润，拓展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空间，降低银行经营压力。大型银行较高的拨备蕴藏着较大的利润空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降低拨备有助于提升银行报表利润，保障银行利润增长趋势，缓解让利造成的经营压力;二是能够强化内生性资本，扩大信贷可用资金规模，降低资金成本。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国常会并未有关于降息的表述，进一步稳固银行净息差的平稳预期。降准则通过提升银行可用资本，从增量做文章，降低负债端成本，减少因让利实体经济对银行业的不利影响。

本次国常会未提及使用降息工具释放流动性，除从银行经营角度考虑外，防范资本外流是重要原因之一。近期中美利差收窄甚至倒挂，已引起部分外资流出，在政策工具相对富余 的情况下，降息工具将会谨慎使用。

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和频率的提升，美债收益率持续 上行，中美利差收窄，短期甚至出现中美利差倒挂的现象。中美利率倒挂现象主要出现在 2011年之前，本次为近十年来首次。中美利差倒挂理论上易导致人民币贬值，进而引发资本外流。

本次中美利差收窄期间，人民币汇率未发生大幅波动。当前中美利差仍然为正，即使出现倒挂，人民币整体仍处于升值状态。中国外贸仍处于大幅顺差状态，RECP生效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外贸总量，增强人民币需求。此外，西方对俄金融制裁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对人民币起到支撑作用。短期看，中美利差收窄并未引起人民币贬值。

浙商证券认为，4月13日国常会“鼓励拨备水平较高的大型银行有序降低拨备率，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降低综合融资成本”的表述好于预期，主要表现为：只提降准，没提降息，意味着价格工具空间有限;鼓励大型银行降低拨备率，意味着利润有保障。

本次引导大型银行降低拨备率，或因与中小银行存在监管差异。

大型银行降低拨备率可达成三个目的：一是保证银行利润能够增长，并且稳定市场预期;二是保证能够内生补充资本，并且减少超额拨备对资本的占用，激励银行加大信贷投放;三是保证财政的分红收入，2022年稳增长压力较大、财政压力较大，因此，银行分红很重要。可参照2019年财政部征求意见稿，拨备覆盖率不超过监管要求的两倍，应对超额计提部分还原成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回顾过去两轮调降拨备的要求可知，监管的主要意图在于释放信贷资源。

2018年，为有效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督促商业银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真实反映资产质量，腾出更多信贷资源，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50%调整为120%-150%，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为1.5%-2.5%。2020年，为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提高服务小微企业能力，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阶段性下调20个百分点。

本次引导大型银行降低拨备率，或因与中小银行存在监管差异。上一轮中小银行阶段性下调20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比大型银行低，信贷资源释放空间比较有限。因此此次政策主要以大型银行为新增着力点。

图1：2016-2021年拨备覆盖率从176.4% 稳步提升至196.91%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让利表述与2020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市场化法治化”，“市场化法治化”和“合理”两个关键词。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旨在鼓励银行降低拨备率，意味着银行利润增长有保障，而非类似于2020年利润负增长。“合理”让利表明让利模式从单边让利转为“正和”让利。本次国常会只讲降准、未提降息，说明未来货币政策价格工具空间有限，以数量工具为主，有利于银行负债端成本下降。数量工具包括降准等总量政策，也包括专项再贷款等结构性定向政策（比如新设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两项再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