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雨季

那个时间段，在我的家乡叫冬天，在西南边境叫雨季。我的家乡四季分明，而我们栖身的下金厂只有两个季节，旱季和雨季。印象中，即使在雨季，下金厂也很少下大雨，偶尔下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更多的时候是毛毛细雨，山谷里总是弥漫着似雨非雨、像雾非雾的白色流动物。

正常情况下，每个星期一次，乡村邮递员冯大爹，挑着沉重的邮包，迈着精瘦的双腿，穿行在崎岖的山路上，从县城带来报刊信件，那一天就是我们的节日。我们第三侦察大队是从中原来的，到云南省麻栗坡县的边境线上，驻扎在下金厂区（其实就是一个稍微大点的边陲村寨，现已改称下金厂乡）。说“烽火连三月”那是夸张，但毕竟是戍边，是来打仗的，小分队常常潜伏在潮湿密林里，与毒蛇猛兽和蚊虫为伴，黑暗中双方的枪口都在移动着寻找。命悬一线的环境里，对于家书的盼望尤其强烈，我们一直像盼望亲人一样盼望冯大爹的到来。

但是那个雨季冯大爹一个多月没有出现，听说病了，而在那条邮路上，没有人能够替代他。我们收不到信，写的信也寄不出去。想不到的是，这个情况给我的父母带来了接近于毁灭性的灾难。

这里有必要简介一下我们的麻栗坡亲人，有经常跟我们一起并肩战斗的区委书记熊德安，有在我生病期间经常熬米酒给我发汗的妇联主任罗金秀阿妈，有巡逻时带领我们绕过雷区的民兵连长……还有一位重要的亲人，就是冯大爹。20 世纪90 年代初期，我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上看过一个节目，依稀记得标题是“子弟兵的亲人”，我一眼就认出，电视上那个憨笑的、拘谨的老者冯德聪，就是我们的冯大爹——此为后话。

在同家乡中断信息来往的那些日子，在我们经常出入的密林几千里之外，已经接近春节了。城乡居民喜气洋洋，准备杀猪宰羊。只有我家，父亲唉声叹气，母亲忧心忡忡，不知道这个年该怎么过。因为一个多月没有接到我的来信，不知道前线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他们唯一的儿子是否平安。

就在那黯淡无光的一个月，各种传说在老家洪集小镇蔓延开来，一种正面的传说是，徐贵祥好样的，像杨国夫（我家乡洪集镇的传奇人物，老红军，开国中将）一样，打仗时带一军用水壶，里面装着酒，遇到冲锋的时候，仰头把酒喝完，酒壶一摔，提着冲锋枪就上去了。还有一个说法，说徐贵祥带着一个排，被敌人包围了，藏在一个山洞里，徐贵祥的腿被打断了，缴枪投降了。而且后面这个传说，传播速度更快。

那个春节，我的父母受到的煎熬，是难以想象的。父亲名叫徐彦选，是个基层干部，时任洪集公社的党委书记。过年了，老朋友聚会，图个喜庆，常常会把父亲请到场。倘若有人问起，彦选，孩子来信没有？一句话就把我父亲的脸问黑了。父亲人前强作欢颜，端起酒杯，禁不住就以泪洗面，常常是放下酒杯掩面而去。后来别人就很少请我父亲喝酒了，也很少到我家拜年了。

父亲自尊心很强，爱面子，也很敏感。虽然没有官方消息证实他的儿子牺牲了或者投降了，可在前线一个多月没有来信，总有一座山压在他的心上。那段时间，他尽量避免在大街上行走，尽量避免出现在公众场合，无论是善意的问候，还是好奇的询问，他都受不了。

还有一个故事是听来的。我的父母都是无神论者，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教导我，不要迷信，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神。但那段时间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母亲一反常态，什么神都拜，不仅拜佛，也拜基督，还拜财神爷。不知道从哪里弄了几尊各路神仙，供在里屋一个黑乎乎的柜子上，有一天母亲跪在柜子前面念阿弥陀佛，被我父亲发现了，父亲不以为然地嚷了一句，干什么啊，迷信！不要搞这些神神鬼鬼的。后来我母亲离开，并没有走远，悄悄转身，看见我父亲扔掉烟头，也进了里屋，从门缝往里面看，父亲正趴在地上磕头呢。

父母在家乡备受煎熬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呢？我在生病。边境线上的冬天虽然不像家乡那么寒冷，但是没完没了黏糊糊的雨雾，还是把我击倒了。衣服永远是潮湿的，被子永远是潮湿的，除了坐在罗金秀阿妈家里的火塘边上，似乎永远都浸泡在潮湿里。随队军医给我用了很多药，总是不见好，浑身乏力，吃喝无味。

转机出现在春节过后。侦察大队部署由我们下金厂方向的两个连队实施一次拔点战斗，因为我学过炮兵参谋业务，副大队长卢兴元指定我负责协同炮兵火力支援，要到茨竹坝开设炮兵指挥所。那是我生病之后第一次出山，我带着一名电台台长和几名战士，乘车前往友军炮兵阵地。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上车时，我还是头昏脑涨萎靡不振，可是翻过几个山头，海拔越来越高，我居然精神起来，不知道是因为任务在身，还是别的原因。后来友军炮兵营的营长帮我分析，是因为见着了太阳，我们栖身的下金厂，是在山坳里，在雨季长期不见太阳，我之所以得了感冒加疟疾，主要是潮湿和昏暗的环境所致，阳光是治这种病最好的药。

我总算又活过来了。在那场战斗中，我有限的炮兵阵地指挥能力得到了最大限度发挥。我用数据说服了友军的一位营长，从而保证炮兵火力按照侦察大队的方案实施，我也因此立了三等功。

而在另一个方向，家乡的冬天已经退却，春天悄然而至。收到我的信，亲朋好友奔走相告。可是后来我又听说一个情况，虽然我父亲在公开场合下显得很高兴，春风满面地接受大家的祝贺，可是到了夜深人静，他又干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他把我的来信举到灯下，拿放大镜研究邮戳，看看是从哪里发回来的。他就像侦探一样，把几封信放在一起，分析落款时间，研究这几封信的真伪，看看是不是我在生前写好、委托战友在我牺牲后陆续发出的。还有，最后一封信的写作时间，离当日又有十几天了，这十几天里，我又遇到了什么。总之，不见我的面，他是不可能彻底放心的。

事实上，就算见到了我本人，他也并不是彻底放心。次年6 月，我们第三侦察大队归建原集团军，我也被批准休假探亲，回到洪集，宾朋满座，其乐融融。

又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那天晚上，客人散尽，我的堂兄和表兄还在院子里清理鞭炮屑，我姐姐突然端来一盆热水，放在我的面前，说俺娘要给我洗脚。我不解地问，洗什么脚啊，这大夏天的，我从井里打一桶水冲冲就行了。这时候，母亲拎来一只小板凳，让我坐下，然后说，家乡的风俗，一个人出远门，回家了要洗尘，由最亲的人帮你洗。

我将信将疑，只好把脚放进盆里，任母亲给我洗脚，她洗得很细，一遍一遍地捏我的脚背、脚踝、腿弯……我意识到了什么，转脸去找父亲，父亲坐在走廊的灯下，手里夹着烟，却不怎么吸，一直紧张地看着这边。

我似乎明白了，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姐姐在一边说了真话，俺爸俺娘听说你的腿被打断了，俺娘摸摸你腿上的血管，是不是电线，是不是钢丝，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他们怕你安了一条美国腿。

我听后哈哈大笑，笑着笑着，热泪滚滚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