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工：命运之叹

人老了，怀旧，总想见一见那些曾经熟悉，一起相处共事过的人，担心再不见面，就可能再也见不着了。

抱着这样一种心情，在家许（笔名元辉）老大哥的提议下，5月28日上午，家许、巨泰、我，三人同车去看望老诗人顾工。顾工虽然曾经在解放军报工作过，也都是相识的文化人，且同在京城，但已多年未通音讯，其住址也是从作家王宗仁那里打听到的。

汽车上，我在脑子里急速拼凑有关顾工的记忆碎片，希望能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图像。

上世纪50年代，我上中学时，就在报章杂志上读过顾工的诗，心存仰慕。

1965年夏天，我参加军报的新闻学习班，在平安里军报旧址听过杨子才和龚德的讲课，也见过顾工。顾诗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张国字脸，宽阔的前额，不爱和人说话，有股子诗人的清高和傲气。

1966年，我开始在军报副刊发表诗歌，那时军报文化处的诗歌编辑就是顾工，我的诗应该是经他手编辑发表的。

家许曾对我说，编辑部来稿最多的是诗歌，桌子上稿件堆得像小山一样。顾工一目十行，常常三下五除二就处理完毕，并自豪地说：沙里淘金，绝对不会漏掉好稿。

我也当过诗歌散文编辑，遇到过类似情况，对此深有同感，而且我的阅稿速度也极快。我自定的标准是，诗稿能不能用，看上10行就能得出结论，其他文稿以一页为限，10行或一页里不见思想、形象和文采，嚼不出半点味道，就应该淘汰。

关于如何选稿用稿，我从未和顾工交流过，只是私下想，干这类活的人，方法大致应是如此。否则，全篇通读，时间没了，人累了，搞得紧张兮兮，效果不见得就好。

不仅选稿，在采访写作上我俩也有相似之处。朋友们说，顾工下部队采访，采访本上只记了几行字，可回来后就能写出长篇的散文和报告文学。我不怀疑朋友所言的真实性，因为我自己也从来不是有闻必录，只记人名、地名和一些关键细节，自称“记忆坐标”，然后沿着这些“记忆坐标”去扩展感觉和想象，寻找思想和灵魂。所以，我自我觉得，和这位顾诗人灵犀相通，算是神交。

当然，我没有顾工的那份才情，那份桀骜不驯。

顾工编辑了一首刚入伍的新战士写的长诗《新兵之歌》，很有激情，写上大段赞赏的批语，钉上稿签，呈送给主编。主编看后，让顾工到他办公室去，见面后，用揶揄的口气问：“这是你编的诗？”

“嗯！”顾工对这样的居高临下和明知故问有些恼火。

“编诗，为什么一字不改？”

“我认为不需要改。”

“不改，要你这编辑干什么？”

“我认为不乱篡改作者的作品，这是当编辑必须具备的美德。”

顾工的顶撞，惹得主编发起火来：“这不是美德，而是懒惰！”

顾工寸步不让：“你认为这首诗不好，我可以收回。”

“不是要你收回，是要你修改！”

“我说过，我认为不需要修改！”

一个说要修改，一个说不需要修改，彼此互不让步，声音越来越大，引得编辑部众人围观，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争论无果。

顾工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迅即提笔写了辞职报告，递到了主编桌上。

事情不大，闹得很僵。

第二天，总编辑欧阳文找顾工到自己办公室谈话。这完全出乎顾工意料。更让他意外的是，欧阳文伸手相握，弯腰让座，笑脸倒茶，与主编态度迥然不同。总编辑何许人？老红军，开国中将。中将说，你来文化处编诗是我圈定的，怎么刚来就想走了呢？我也喜欢诗，在苏区就写过，但在诗歌领域你是名人，是专家，你是将军，我是小兵，我得向你学习。

有点傲骨的文人，不怕硬，却怕软，更怕捧，几句温暖的话，如遇知音，顿让顾工感动五内，差点流出泪来，立马收回了辞呈。

结果是，顾工不辞职了，那首一字未改的诗也绿灯通过，见报了。

争论平息了，没有结论。但实际的结局是，顾工是赢家。

长期的编辑工作实践告诉我，把来稿改得面目全非、稿面上一片红的编辑未必是好编辑；对来稿一字不改或稍加润色的编辑也未必不是好编辑。对稿件优劣的判断，全凭编辑的眼力和智慧。

这不是演绎的故事，完全是夫子自道，见于顾工写的一篇自述文章《我走进解放军报的大门》，此文收集在《解放军报》社史资料第一辑。

我的引文虽然不长，故事也不复杂，但一个有棱角有锋芒的诗人兼编辑的顾工，已活生生地站立在我们面前。

于诗人，有棱角有锋芒很好，能写出独特的诗来。但作为一个社会人，有棱角有锋芒，往往不受欢迎，不受重视，不受赏识。要么，岁月磨掉了你的棱角和锋芒，让你变得圆滑、中庸、世故；要么，依然故我，我行我素，昂着头梗着脖子做人，但这样命运和结局往往都不会太好。

中国的传统就是中庸，有棱角有锋芒的人太少，这也是我们出不了奇才大家的原因之一。

文革初始阶段，我在职的《工程兵报》还没有自己的印刷厂，由解放军报印刷厂代印。因此，我们每周必须轮流去军报印刷厂值班。晚上空闲时，我常去办公楼上看大字报。那时，顾工被批为“中国的叶甫屠申科”，虽不是“走资派”，也算“反动文化权威”，日子并不好过。我从文化处办公室门前经过，看到顾工撕下自己诗集的纸页，钉在墙上，在旁边贴上自我批判文章。顾工那如同自己脸盘的钢笔字，劈头盖脸，上纲上线，把自己猛批了一顿。我阅读后，不禁哑然失笑。显然，这是无奈之举，是特定时代的奇葩。“文革”后，他写过一本《疯人院里的男男女女》，虽是小说，但能照见当时解放军报许多人疯狂的影子。顾工说过：“我已不是一个诗人，我也是一个疯子。有谁说过，诗人和疯子只有一步之差，我一步都不差了！”

1969年，军报“清理”了一批人，有的人被开除军籍，遣返回老家，有的人下放农场改造。

顾工属于后者，下放去了山东昌邑渤海边上的一个部队农场，所幸还保留军籍，戴着领章帽徽。4年半后，“改造”完毕，他离开农场，去了长山要塞区宣传科临时打杂，继而到济南军区宣传部打杂，而家还在农场的火道村，最后，顾工选择去了刚成立的总后创作室工作。

离开了重要的宣传平台，对顾工的声名多少有些影响，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已很少写诗，鲜见发表作品，慢慢淡出了文艺界。文革结束，渐渐地，他儿子顾城声名鹊起，盖过了顾工的风头。在后来的年轻人中，大多知顾城而不知顾工。网络上，介绍顾工时，非要在括弧里加上“顾城之父”。就连我的电脑也见风使舵，敲键，“顾城”的词组出来了，可用同样的方法，再怎么敲，“顾工”二字就出不来。

顾工在总后创作室，我也听到过有关他的一些浪漫故事。当时，整个社会，人的情感被统一的蓝色服装包裹着，“浪漫”是一个忌讳的词。现在不同了，文化闻人文怀沙已经108 岁，就公然在网上晒出自己的三条长寿秘诀：一是吃肉；二是喝酒；三是交美女朋友。在我看来，浪漫的事发生在诗人顾工身上也合乎情理。爱美，展示美，欣赏美，是人的天性。顾工与文怀沙一样，不过是一个喜欢美并敢于表达的人罢了。

记忆的碎片纷飞。毕竟暌违的时间久了，我面前，诗人顾工的影像，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汽车轮子在转动。我们现在就是去拜访一个在人们视野里消失了很久的诗人。

其实车程大约只有10 公里，恩济寺，名字熟悉，但我从未来过。

10公里，路程很短，但我感觉时空却很长很远。

我原以为，所有的离休老干部都是国宝级人物，如我们军报大院的一样，住房好，照顾周到，生活幸福。没有想到，天下事并非都是一样，有时同等身份，由于单位不同，离休时间有异，差别还很大。一般情况是，离退休越早的越差。所以，当我环顾恩济寺干休所时，不觉有些惊诧。院子破旧，空间窄小，树木也不多。琉璃瓦古庙的残墙剩垣还在。几栋灰蒙蒙的楼，一看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居然没有电梯，老人若有病，下楼肯定是相当麻烦了。爬上三层，进得屋里，满满当当，怎么空间显得那么小，那么局促！这哪里是老干部的养老之所，比居民小区的普通房子都不如啊！

中过风，年已90 岁的顾工躺在床上，见有客人来，满口无牙的嘴里嗫嚅着，听不清说什么。此情此景，我顿觉有一种悲凉涌上心头。

来时，我带了一束花。花店老板说，给谁送花？我说给一位病人、老人。她特意选了康乃馨、百合之类，表示祝福。我还带来两本自己的书。对这位当年号称“中国的叶甫屠申科”，我在一本自选诗集的扉页上，题写了叶氏在《伏尔加河》一诗中的名句：“在忧伤和快乐的岁月里，就让我这样生活和歌唱。”我引用这诗，当然有隐喻劝慰顾工的意思。但我不知道，这位当年的天才诗人，是否还能读懂这诗句的含义。

真的，我没有想到顾工会是现在这么一种状况；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顾工的女儿，才64 岁的顾乡，也已满头华发，脸上布满沧桑。除了声音还年轻以外，其他，顾乡都已形同老媪。她自嘲，和85岁的家许叔叔站在一起，我比他还大吧？

在保姆的帮助下，顾工从床上起来，坐到了客厅的椅子上。保姆是一位年轻的山西女子，力气真大，能把体重140多斤的顾工抱到椅子上去。我观察，顾工脸色还好，肌肉饱满，握手时手感柔软。顾乡说，爸内脏等各方面都没有问题。

看来，有老朋友来看他，顾工很高兴。他记忆受损，有时糊涂，有时又比较明白。

问他，多大岁数了？

他回答，120岁了——显然糊涂——女儿说，他是故意说的呢，为了证明身体好，在给自己壮胆。

问他，解放军报是在哪里？他回答准确无误，平安里三号。那是文革期间及以前，他曾经工作多年的地方，随口就能说出。

问他，徐怀中，你认识吗？

他说，不认识。一对在重庆、在川藏雪山相处多年，又同在军报文化处一个办公室里工作过的老战友，怎能忘记了？

女儿提醒，前几天你不是还聊起过徐怀中吗？怎么又忘了？

他仰着头，想了想，回答，认识。

保姆向他建议，今天老战友来了，给他们唱支歌吧。如果是当年，自傲自尊的诗人顾工，对这样的要求，是绝对不会从命的。可现在的顾工，如同幼儿园的孩子，很听话，立即大声唱起《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顾工居然能全部唱下来，令我们全场的人十分惊异。他年轻时在文工团待过，演过戏，嗓音依然洪亮——这洪亮，让我多少感受到了诗人往日澎湃的激情。

我们在保姆的指挥下，和顾工一起合影。他女儿从书架上找出一本书给家许，让顾工签名。女儿一面说，一面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歪歪扭扭写下“祝全家幸运幸福”等字。1992年，顾工也曾在给家许的一本书上签字，那是人们熟悉的要把整个稿纸格子填满的“顾体”。两相比较，不可同日而语。真是造化弄人哪。看后，觉得时光倒转，人的生命又回到童年，变化如此之大，不禁令人感叹唏嘘。

我不是医生，无法准确判断他记忆受损的程度。2016年2月13日，他给王宗仁题词，字迹比较工整，其中曰：“我俩写的许许多多文章，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今天回忆起来，更是感到亲切。现在我已年近百岁，能再相聚，愿我们长命百岁，永远是党的好儿女，革命的好战友。”应该说，他此时的思路基本上是清晰的。但即使在这样一个很短的题词中，他的记忆也出现了问题。他说：“我俩在解放军报工作多年，是亲密的战友。”这就有误了，王宗仁从未在解放军报工作过，他是把总后和解放军报混淆起来了。

我的直觉是，他正在走向丧失记忆的过程中。但愿通过精心的护理，上帝眷顾他，能够慢慢好起来。

我注意到了墙上的一幅全家福照片，黑白，大约摄于上世纪60年代初。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的一张照片，可见主人对这帧照片之珍视程度。

我对照片上的四个人凝视良久。

顾工，国字脸，脸型稍长，发浓黑，分头，眉毛略向上挑，如两座水墨山峰。淡定，严肃，没有笑容，穿着军装，佩戴少校军衔。1955年，年仅26岁的他就授少校军衔（开始在八一厂是文职符号，1958年春天调军报后补授），这在全军并不多见。著名诗人，军中才子，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真可以说是春风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