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工:命运之叹
作者: 喻晓
人老了,怀旧,总想见一见那些曾经熟悉,一起相处共事过的人,担心再不见面,就可能再也见不着了。
抱着这样一种心情,在家许(笔名元辉)老大哥的提议下,5月28日上午,家许、巨泰、我,三人同车去看望老诗人顾工。顾工虽然曾经在解放军报工作过,也都是相识的文化人,且同在京城,但已多年未通音讯,其住址也是从作家王宗仁那里打听到的。
汽车上,我在脑子里急速拼凑有关顾工的记忆碎片,希望能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图像。
上世纪50年代,我上中学时,就在报章杂志上读过顾工的诗,心存仰慕。
1965年夏天,我参加军报的新闻学习班,在平安里军报旧址听过杨子才和龚德的讲课,也见过顾工。顾诗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张国字脸,宽阔的前额,不爱和人说话,有股子诗人的清高和傲气。
1966年,我开始在军报副刊发表诗歌,那时军报文化处的诗歌编辑就是顾工,我的诗应该是经他手编辑发表的。
家许曾对我说,编辑部来稿最多的是诗歌,桌子上稿件堆得像小山一样。顾工一目十行,常常三下五除二就处理完毕,并自豪地说:沙里淘金,绝对不会漏掉好稿。
我也当过诗歌散文编辑,遇到过类似情况,对此深有同感,而且我的阅稿速度也极快。我自定的标准是,诗稿能不能用,看上10行就能得出结论,其他文稿以一页为限,10行或一页里不见思想、形象和文采,嚼不出半点味道,就应该淘汰。
关于如何选稿用稿,我从未和顾工交流过,只是私下想,干这类活的人,方法大致应是如此。否则,全篇通读,时间没了,人累了,搞得紧张兮兮,效果不见得就好。
不仅选稿,在采访写作上我俩也有相似之处。朋友们说,顾工下部队采访,采访本上只记了几行字,可回来后就能写出长篇的散文和报告文学。我不怀疑朋友所言的真实性,因为我自己也从来不是有闻必录,只记人名、地名和一些关键细节,自称“记忆坐标”,然后沿着这些“记忆坐标”去扩展感觉和想象,寻找思想和灵魂。所以,我自我觉得,和这位顾诗人灵犀相通,算是神交。
当然,我没有顾工的那份才情,那份桀骜不驯。
顾工编辑了一首刚入伍的新战士写的长诗《新兵之歌》,很有激情,写上大段赞赏的批语,钉上稿签,呈送给主编。主编看后,让顾工到他办公室去,见面后,用揶揄的口气问:“这是你编的诗?”
“嗯!”顾工对这样的居高临下和明知故问有些恼火。
“编诗,为什么一字不改?”
“我认为不需要改。”
“不改,要你这编辑干什么?”
“我认为不乱篡改作者的作品,这是当编辑必须具备的美德。”
顾工的顶撞,惹得主编发起火来:“这不是美德,而是懒惰!”
顾工寸步不让:“你认为这首诗不好,我可以收回。”
“不是要你收回,是要你修改!”
“我说过,我认为不需要修改!”
一个说要修改,一个说不需要修改,彼此互不让步,声音越来越大,引得编辑部众人围观,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争论无果。
顾工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迅即提笔写了辞职报告,递到了主编桌上。
事情不大,闹得很僵。
第二天,总编辑欧阳文找顾工到自己办公室谈话。这完全出乎顾工意料。更让他意外的是,欧阳文伸手相握,弯腰让座,笑脸倒茶,与主编态度迥然不同。总编辑何许人?老红军,开国中将。中将说,你来文化处编诗是我圈定的,怎么刚来就想走了呢?我也喜欢诗,在苏区就写过,但在诗歌领域你是名人,是专家,你是将军,我是小兵,我得向你学习。
有点傲骨的文人,不怕硬,却怕软,更怕捧,几句温暖的话,如遇知音,顿让顾工感动五内,差点流出泪来,立马收回了辞呈。
结果是,顾工不辞职了,那首一字未改的诗也绿灯通过,见报了。
争论平息了,没有结论。但实际的结局是,顾工是赢家。
长期的编辑工作实践告诉我,把来稿改得面目全非、稿面上一片红的编辑未必是好编辑;对来稿一字不改或稍加润色的编辑也未必不是好编辑。对稿件优劣的判断,全凭编辑的眼力和智慧。
这不是演绎的故事,完全是夫子自道,见于顾工写的一篇自述文章《我走进解放军报的大门》,此文收集在《解放军报》社史资料第一辑。
我的引文虽然不长,故事也不复杂,但一个有棱角有锋芒的诗人兼编辑的顾工,已活生生地站立在我们面前。
于诗人,有棱角有锋芒很好,能写出独特的诗来。但作为一个社会人,有棱角有锋芒,往往不受欢迎,不受重视,不受赏识。要么,岁月磨掉了你的棱角和锋芒,让你变得圆滑、中庸、世故;要么,依然故我,我行我素,昂着头梗着脖子做人,但这样命运和结局往往都不会太好。
中国的传统就是中庸,有棱角有锋芒的人太少,这也是我们出不了奇才大家的原因之一。
文革初始阶段,我在职的《工程兵报》还没有自己的印刷厂,由解放军报印刷厂代印。因此,我们每周必须轮流去军报印刷厂值班。晚上空闲时,我常去办公楼上看大字报。那时,顾工被批为“中国的叶甫屠申科”,虽不是“走资派”,也算“反动文化权威”,日子并不好过。我从文化处办公室门前经过,看到顾工撕下自己诗集的纸页,钉在墙上,在旁边贴上自我批判文章。顾工那如同自己脸盘的钢笔字,劈头盖脸,上纲上线,把自己猛批了一顿。我阅读后,不禁哑然失笑。显然,这是无奈之举,是特定时代的奇葩。“文革”后,他写过一本《疯人院里的男男女女》,虽是小说,但能照见当时解放军报许多人疯狂的影子。顾工说过:“我已不是一个诗人,我也是一个疯子。有谁说过,诗人和疯子只有一步之差,我一步都不差了!”
1969年,军报“清理”了一批人,有的人被开除军籍,遣返回老家,有的人下放农场改造。
顾工属于后者,下放去了山东昌邑渤海边上的一个部队农场,所幸还保留军籍,戴着领章帽徽。4年半后,“改造”完毕,他离开农场,去了长山要塞区宣传科临时打杂,继而到济南军区宣传部打杂,而家还在农场的火道村,最后,顾工选择去了刚成立的总后创作室工作。
离开了重要的宣传平台,对顾工的声名多少有些影响,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已很少写诗,鲜见发表作品,慢慢淡出了文艺界。文革结束,渐渐地,他儿子顾城声名鹊起,盖过了顾工的风头。在后来的年轻人中,大多知顾城而不知顾工。网络上,介绍顾工时,非要在括弧里加上“顾城之父”。就连我的电脑也见风使舵,敲键,“顾城”的词组出来了,可用同样的方法,再怎么敲,“顾工”二字就出不来。
顾工在总后创作室,我也听到过有关他的一些浪漫故事。当时,整个社会,人的情感被统一的蓝色服装包裹着,“浪漫”是一个忌讳的词。现在不同了,文化闻人文怀沙已经108 岁,就公然在网上晒出自己的三条长寿秘诀:一是吃肉;二是喝酒;三是交美女朋友。在我看来,浪漫的事发生在诗人顾工身上也合乎情理。爱美,展示美,欣赏美,是人的天性。顾工与文怀沙一样,不过是一个喜欢美并敢于表达的人罢了。
记忆的碎片纷飞。毕竟暌违的时间久了,我面前,诗人顾工的影像,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汽车轮子在转动。我们现在就是去拜访一个在人们视野里消失了很久的诗人。
其实车程大约只有10 公里,恩济寺,名字熟悉,但我从未来过。
10公里,路程很短,但我感觉时空却很长很远。
我原以为,所有的离休老干部都是国宝级人物,如我们军报大院的一样,住房好,照顾周到,生活幸福。没有想到,天下事并非都是一样,有时同等身份,由于单位不同,离休时间有异,差别还很大。一般情况是,离退休越早的越差。所以,当我环顾恩济寺干休所时,不觉有些惊诧。院子破旧,空间窄小,树木也不多。琉璃瓦古庙的残墙剩垣还在。几栋灰蒙蒙的楼,一看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居然没有电梯,老人若有病,下楼肯定是相当麻烦了。爬上三层,进得屋里,满满当当,怎么空间显得那么小,那么局促!这哪里是老干部的养老之所,比居民小区的普通房子都不如啊!
中过风,年已90 岁的顾工躺在床上,见有客人来,满口无牙的嘴里嗫嚅着,听不清说什么。此情此景,我顿觉有一种悲凉涌上心头。
来时,我带了一束花。花店老板说,给谁送花?我说给一位病人、老人。她特意选了康乃馨、百合之类,表示祝福。我还带来两本自己的书。对这位当年号称“中国的叶甫屠申科”,我在一本自选诗集的扉页上,题写了叶氏在《伏尔加河》一诗中的名句:“在忧伤和快乐的岁月里,就让我这样生活和歌唱。”我引用这诗,当然有隐喻劝慰顾工的意思。但我不知道,这位当年的天才诗人,是否还能读懂这诗句的含义。
真的,我没有想到顾工会是现在这么一种状况;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顾工的女儿,才64 岁的顾乡,也已满头华发,脸上布满沧桑。除了声音还年轻以外,其他,顾乡都已形同老媪。她自嘲,和85岁的家许叔叔站在一起,我比他还大吧?
在保姆的帮助下,顾工从床上起来,坐到了客厅的椅子上。保姆是一位年轻的山西女子,力气真大,能把体重140多斤的顾工抱到椅子上去。我观察,顾工脸色还好,肌肉饱满,握手时手感柔软。顾乡说,爸内脏等各方面都没有问题。
看来,有老朋友来看他,顾工很高兴。他记忆受损,有时糊涂,有时又比较明白。
问他,多大岁数了?
他回答,120岁了——显然糊涂——女儿说,他是故意说的呢,为了证明身体好,在给自己壮胆。
问他,解放军报是在哪里?他回答准确无误,平安里三号。那是文革期间及以前,他曾经工作多年的地方,随口就能说出。
问他,徐怀中,你认识吗?
他说,不认识。一对在重庆、在川藏雪山相处多年,又同在军报文化处一个办公室里工作过的老战友,怎能忘记了?
女儿提醒,前几天你不是还聊起过徐怀中吗?怎么又忘了?
他仰着头,想了想,回答,认识。
保姆向他建议,今天老战友来了,给他们唱支歌吧。如果是当年,自傲自尊的诗人顾工,对这样的要求,是绝对不会从命的。可现在的顾工,如同幼儿园的孩子,很听话,立即大声唱起《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顾工居然能全部唱下来,令我们全场的人十分惊异。他年轻时在文工团待过,演过戏,嗓音依然洪亮——这洪亮,让我多少感受到了诗人往日澎湃的激情。
我们在保姆的指挥下,和顾工一起合影。他女儿从书架上找出一本书给家许,让顾工签名。女儿一面说,一面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歪歪扭扭写下“祝全家幸运幸福”等字。1992年,顾工也曾在给家许的一本书上签字,那是人们熟悉的要把整个稿纸格子填满的“顾体”。两相比较,不可同日而语。真是造化弄人哪。看后,觉得时光倒转,人的生命又回到童年,变化如此之大,不禁令人感叹唏嘘。
我不是医生,无法准确判断他记忆受损的程度。2016年2月13日,他给王宗仁题词,字迹比较工整,其中曰:“我俩写的许许多多文章,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今天回忆起来,更是感到亲切。现在我已年近百岁,能再相聚,愿我们长命百岁,永远是党的好儿女,革命的好战友。”应该说,他此时的思路基本上是清晰的。但即使在这样一个很短的题词中,他的记忆也出现了问题。他说:“我俩在解放军报工作多年,是亲密的战友。”这就有误了,王宗仁从未在解放军报工作过,他是把总后和解放军报混淆起来了。
我的直觉是,他正在走向丧失记忆的过程中。但愿通过精心的护理,上帝眷顾他,能够慢慢好起来。
我注意到了墙上的一幅全家福照片,黑白,大约摄于上世纪60年代初。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的一张照片,可见主人对这帧照片之珍视程度。
我对照片上的四个人凝视良久。
顾工,国字脸,脸型稍长,发浓黑,分头,眉毛略向上挑,如两座水墨山峰。淡定,严肃,没有笑容,穿着军装,佩戴少校军衔。1955年,年仅26岁的他就授少校军衔(开始在八一厂是文职符号,1958年春天调军报后补授),这在全军并不多见。著名诗人,军中才子,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真可以说是春风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