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顺棒棒

一

站在朝天门七码头“大美山城”号游轮闪烁的霓虹底下回头望时，富顺倏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眩晕。

他没站稳，右脚一扭，手里的棒棒倏地落到地上，顺着石阶往下翻滚。滚到倒数第二级那儿，撞上石块，猛地一弹，从中间咔嚓一声，断成两截躺在草堆里。

他愣住了，一声不吭。他望着竹竿像是望着自己折断的骨头。

二十多年前，当富顺光着脚和胸背，第一次挺起肩撑着那根光滑、冰凉的竹竿时，就在十八梯同样凹凸的石阶上，也是一阵天旋地转。他摔倒以后只记得眼前一黑，醒来时竹竿缠绕着青色的尼龙绳躺在一旁，右脚那儿凸出来一块鼓包，从此瘸了。

到今天富顺也没能明白那晕厥的来由。他明明记得那天早上他特意在十八梯中段一棵参天黄桷树底下找了间早餐铺，花一毛多钱塞了三个馒头和一小碟咸藠头。老板问他，来当棒棒噻？他边咽馒头边点头，差点噎住喉咙。老板望望桌上，说，你这儿吃得也不够多哟，头先几个棒棒，嗨得很，一人三碗小面，几分钟，通通下肚。富顺笑笑，没说话，一摊手，表示自己口袋空空，拿不出钱来吃面了。老板明白，不多说，拍拍富顺光溜的肩膀，像是江水拍在石头上。

最开始富顺怀疑自己摔倒和早餐没吃小面有关，但这种可能性很快被排除了。因为富顺之后几乎每天早上都在这家早餐铺吃三个馒头，有时候多要一碗粥，有时候只夹些藠头，然而再没有晕过一次。吃完，和老板打声招呼，扛着棒棒，一走一瘸地沿着石阶往上爬。他只有在一眼望不到头的吊脚楼群里接到去朝天门码头的老板的行李，才会再从那棵黄桷树底下走过。这时从树荫里就会传来一句响亮的号子般的吼声，喂，走啦！他也心领神会，扭头过去，被行李压扁的胸腔里迸出一句，回见！脖颈后的那根竿被震得直抖。

后来富顺知道，开早餐铺的老板姓卢，老重庆，在这儿黄桷树下石板街上活了四十三年。他比富顺大，富顺就喊他卢哥。卢哥不称别的，还是照样喊他富顺。实际上“富顺”这个名字只有熟悉他的人才这样喊。大多数人，尤其是拎着行李、等着棒棒吆喝一声“来了喂，老板”的顾客，他们分辨不出棒棒的长相，就像你站在嘉陵江边分辨不出沙滩上的两粒石子。别人叫他棒哥、棒爷，他应；外地人喊他，那个挑扁担的，他也应，以至于到现在有人在街上吼一嗓子，喂！他也下意识地一愣，扭头东张西望打探。

当然也有人好奇，说，你是富顺来的吧。这话不少人问。通常都是些川东来的旅客，乡音易辨，算半个老乡。富顺心里很乐。他常常一惊，然后咧开嘴，半蹲着把竹竿往颈上腾腾，但他不会多说。棒棒是不能也不愿多说话的。唯一释放情绪的方式就是喊号子。如果你坐在黄桷树旁或者朝天门来往的码头上——当然，那是十几二十年前了——耳边不绝的除了人声鼎沸，一定能听见各种号子，有喊的，有唱的，从早到晚。富顺的嗓子绝对算顶亮的一类，他常唱的就是那首被卢哥称作“川东嚎”的曲儿：

弯弯的沱江流喂

谁唱着对岸的歌

朝南又朝北哟

乌云就遮满了天

浅浅的西湖水哦

莲花它朵朵地开

待到满池红嗦

老汉儿他就回来

高高的洄澜塔啰

一望就望到了边

太阳升又落唷

何时你得归来

太阳落又升唷

盼呀嘛盼归来

他总是唱一句喘一口气，就像他的右腿总走一步顿一下那样。唱完，大汗淋漓，顺着竹竿流到地上，眼前黑沉沉像是挨了一拳。按卢哥的话说，直唱得鬼泣神涕，感天动地，把他摊上的客人都唱落了泪。实际上富顺也唱得心堵。他不由得想起自己八岁那年，也就是1968 年夏天那个电闪雷鸣的雨夜，自己揣着母亲包在绣花布里的两块三毛钱钢镚儿，从富顺县城出发，沿翻涌上涨的沱江朝东走了一整晚。临走前母亲拖着病体告诉他，只要沿着河往东大半个钟头，就能见到汽车站，在那儿花八毛钱，可以坐到重庆。他的父亲就在重庆。但他迷路了，没有见到汽车站，脚边是泥泞，头顶是瓢泼大雨。一路走到泸县交界的时候，他的眼前已经黑一阵白一阵。天此时微亮，他浑身湿透发冷，两条竹竿儿状的腿裹满泥浆，杵在稀土里一个劲抖。他跑到最近的一户人家墙根底下，从墙上扯下几张大字，上面写：谁敢反对革命，就砸烂他的狗头！他用写了“革”字的那张擦了左腿上的泥，“命”字那张擦了右腿，接着蹲在墙角屙了爬屎，用“狗”字抹抹屁股，朝地上啐了一口。他不识字，但不知怎的突然就想起母亲被拉去批斗示众那天，整条街拉起横幅，响着一句话：打倒资产阶级走狗！那喊声震耳欲聋，他只觉得浑身上下痒得可怕，现在想起来，两根竹竿一屈，蹲在墙根半晌没声。这时已经大亮，太阳从村东头一棵树旁升起来，立刻将周围湿滞的泥巴晒得蒸汽腾腾。

他就是在望着那缕光的时候突然想起母亲常哼的那首歌谣。

很多东西他都记得。比如东街老屋连夜漏水的雨棚、母亲爱穿的绣花裙以及那首歌谣。他轻声哼着，哼到最后一句，太阳落又升唷，盼呀嘛盼归来，接着浑身一抖，头一歪，晕厥过去。

他后来当然没有见到父亲。母亲也没有。当他被革委会带回那间狭潮、黑暗的小屋时，房顶爬满霉菌，地上积满污水，床上躺着他一动不动的母亲。他一边以一个八岁儿童所能掌握的全部词汇痛诉他们不给母亲治病的恶行，一边把哑口无言的他们赶出了房间。也是在那天，他坐在母亲脚边的床褥上做了他生来最大胆的决定：抛掉了自己八年来的姓名，改名富顺。

这名字通泰，也好记，总有人打趣，说，你不发大财做大官，真是对不起嘞个名字。常说这话的是丽华。她说这话不是出于羞辱或者不满。她只是单纯对此表示好奇，毕竟啷个没本事的会起嘞个名？实际上关于富顺，很多事她都很好奇，比如他失踪的父亲、病死的母亲，以及他莫名其妙的名字。这些她嘴上不提，心里一直都记得。她在田里忙活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刻钟心神不宁。她往往靠在田垄上坐下来，思考这些问题，从自己和富顺经人介绍认识那天，想到铁皮屋顶上又破了两个大洞、发霉的床褥还没晒干。她想着想着突然浑身一震，侧过脸去，朝田里一下一下地大口呕起来，吐在地上的是一圈圈黏稠的米糊。丽华捂着肚子跑回东街，富顺那时正踩在桌子上修补屋顶的破洞。

我有了。她说。

你说撒子？富顺忙着把几簇粗壮的茅草从洞里顶出去，它们都是早些时候丽华从田埂间的烂泥巴里扒来的。你又找到新鲜茅草了？他问。

我说，我有了。丽华重复一遍。

富顺手一抖，几根茅草落下来迷住了眼。他往回缩手的时候手腕刮在粗糙的铁皮边缘，划出了一道口子，一寸多长。血滴到一捆一捆的干枯的草上，立刻一片鲜红。他后来正是用那只留了疤的手从集市上拎了根胳膊粗的竹竿儿回来，又用平常揦杂草的弯镰刀，在第五、第六节中间砍出了一道裂口。成熟的竹子硬，难砍，富顺手疼，每天只在正午午后砍上半个钟头。那缺口一日比一日深的时候丽华的肚子也一点点大起来。

竹竿砍断那天，县城里下起瓢泼大雨。富顺记得那雨将他的全身淋得浸湿，青色尼龙绳里吸满水，变得又重又沉。丽华挺着肚子送他到车站。一块两毛钱，到渝中，他把竹竿竖着塞在腋下，往车上挤，司机喊，当棒棒的，往后头坐。中巴二十来个座位，杵了十几根直挺的杆儿，像片林子，林子的缝隙里蹲着许多石礅一样的光溜溜的面孔。

汽车启动时上下颠了一阵。富顺从窗户往外头瞅，啥也看不清，只看到一双手举得老高，一个劲挥呀挥、摇呀摇。他也想招手回应，可竹竿儿坠着，尼龙绳牢牢套紧，动弹不得。

那儿疼了一路。一道血印缠上了腕。

二

卢哥说，阿基米德的支点不算厉害，你给富顺一根棒棒，他能撬起整个重庆。富顺不认识什么阿基什么米德，也不懂物理，他只知道从黄桷树挑两个人的行李走到朝天门七码头再回来需要一个钟零三点。

他所有有关数字的敏感都运用在数石阶、算时间和收钱上。他在夏令时不下雨的日子里一天可以跑三大趟五小趟，赚三块五毛钱。下雨的日子就少些，冬天就更少，运气好，能跑个一两趟，运气不好时整天在黄桷树下闲坐。棒棒们将去码头称为跑大趟，只在上城下城间转悠称为小趟。富顺跑大趟是棒棒里数一数二快的。尽管他的右脚跛了些，也不很健硕，但竿上一点没轻，脚下一点不慢，走起路来带风。

卢哥说，他当年读大学的时候在图书馆一待一下午，都不见动弹的。他说这话时一群棒棒儿包括富顺都围在树底下同他一起啃着藠头夹糯米团。卢哥隔段时间就会请熟悉的棒棒们吃一回糯米团。当然，不是白吃喝，要陪他在这树底下坐坐，听他说多年以前念书时的往事。他说这些时总是左一句右一句，没个思路，断断续续，谁也拎不清。他说我最喜欢钻研物理，电子质子变原子再变分子，哎，最后变成人。他说我下乡以后站在牛犁旁时常在想，如果能造个机器，是不是人也能变得比牛还有力气。他说着说着就没声了，有时叹几口气，或者抱着糯米团啃起来，黝黑的牙齿上沾着白沫儿。棒棒们这时通常都走开，除了富顺。他扛着竹竿，在旁边站一会儿，不说话，就看着卢哥。有时也嚼几颗藠头，嚼完，拍拍肩膀，这才扭头走了。

卢哥说，富顺是他见过最像水牛的棒棒，如果给他添一双好鞋的话，他可以再多扛两只皮箱。富顺最开始当棒棒时连鞋也没有。他的第一双草鞋是在他搬来黄桷树旁住的那天卢哥当礼物送给他的。房子不大，典型的吊脚楼屋，卢哥那间在一楼，比地面还凹，没有床，两个男人挤在水泥地上打地铺。重庆夏天热得蝉都噤声。富顺睡左边，靠窗，卢哥靠右。离窗远的那侧熏热难耐，富顺提过几次，让卢哥睡到外头来，好凉快凉快。他没答应。他说富顺没来之前他每天都挂在窗户外面睡一整晚，早腻了。他还说富顺当棒棒，累得很，不睡好觉第二天要从长石梯上摔下去，真摔伤了他问谁要房租去？

卢哥一个月问富顺要三块钱不到。没个准头是因为有时候收三块，有时候只要些搬家剩下的箱子呀盒子呀，全看富顺那月的收入。这不到三块钱，却包了吃喝。也不算多，早晚各一顿，都是啃馒头，顶多加些咸菜。中午那顿富顺在外头吃。他通常都是买碗小面，加些酸豆角或者甜姜丝，偶尔厚着面皮问老板要两块油渣尝尝味儿。

他一个月里只有一天会回到黄桷树下吃午饭。

卢哥在那一天会给他多留两块馒头，等他一回来，就把它们装在纸袋里递给他，说，快去，婆娘等着咧。富顺就笑嘻嘻拎着馒头走开。他回来是为了和丽华通电话。他们约定每个月通一次电话。最初是在早上，后来丽华说东街的电话贵，城西头便宜几分钱，要去城西头打，富顺就把时间改在中午，好让她不那么着急。通电话的时间不会太久，几分钟，说的话也不多，富顺问的无非是铁皮屋顶有没有漏水？养胎用的土方按时吃了没？胎动会不会难受？丽华则常关心他的身体，叫他别太劳累，多吃点补的，用不着挂记她，好得很。总是这些。他们常常是话没说完，听筒里就传来尖锐的一声，滴！富顺总要等那滴声响完，缓几秒，才放下电话。实际上那儿没有别的声音，只有忙音一遍一遍地传来。

富顺来问卢哥借皮鞋那天正是他约定通话的日子。他拿着装馒头的纸袋走了，又在十分钟以后拿着回来。那时卢哥正忙着磨面。他问起皮鞋的时候，卢哥一眼就看见他粘泥的草鞋尖上的两个窟窿，以及伸出来的肿胀的脚趾。

皮鞋。他说话时两脚在地上来回跺。你能借我穿穿嘛？

皮鞋？卢哥问。你要它做啥子？

娃要生了。富顺说这话时两只脚在地上磨个不停。我要回去。

连卢哥都快忘记，自己还有过一双皮鞋。当他从小屋旮旯里的一堆破棉褥里把它们拽出来，那层褐色的皮已经褶皱得不成模样。他像攥着面团一样攥着鞋跟，留下三根白色的指印，卢哥望着那儿，几乎是一下就想起1968 年下乡前的那个傍晚，天空一片橘黄，阳光落在锃亮的皮鞋上，也印着三道热烈的痕迹。这件事他在某些午后常常和棒棒们提起。当然，所有人都指着他脚上的烂草鞋哈哈大笑，没有人相信这一双大脚能塞进精致的皮鞋里。

除了富顺。

富顺清楚地记得，在他搬来和卢哥同住的第一天晚上，卢哥破天荒地买了一瓶渝州大曲，和富顺半个晚上喝得烂醉。当卢哥醺醺地拿出那双皮鞋，像挥舞旗帜一样挥舞它们时，他嘴里不停念叨着自己考上大学那年，父亲花了半天带他在三八商店货架最底层找到了一双滞销的皮鞋。他说他这辈子没穿过这么舒服、这么气派的鞋子，从来没有。他走在十八梯的石阶上就像踩着云彩一步步往天上爬。